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与金融稳定职能的法治保障——以马来西亚和泰国央行法为样本

宏观调控与金融稳定是现代中央银行的核心职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和泰国央行法出于加强国家金融宏观调控之需,确立了两国央行名义上隶属于财政部的实质独立性。同时,将金融稳定职能作为央行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新考量,赋予中央银行在国家金融宏观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法定职权,并建立严厉的法律责任制度。这些规定高度强化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与金融稳定两大领域履职的法治保障,对《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金融抑制下缅甸金融发展困境与自由化展望

缅甸金融部门实行利率和汇率管制,真实利率为负,市场汇率与官方固定汇率差异巨大,表现出显著的金融抑制特征.20世纪90年代,缅甸政府进行了以建立私营银行体系为重心的金融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改革远远没有改变金融抑制的根本,私营银行由于资本规模较小且没有国家信用支持,不具备必要的抗风险能力.金融部门脆弱性加剧,集中表现为2003年金融危机及其后数年金融部门发展停滞甚至倒退.金融抑制下的缅甸金融部门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其自由化改革具有迫切性.本文在对缅甸金融抑制、金融改革及金融困境进行全面剖析的基础上,对缅甸金融自由化前景进行了展望.     

金融科技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及启示——以韩国金融科技发展动向与金融稳定风险评估为中心

本研究通过分析金融科技的主要特点、便捷性以及潜在风险、风险传染路径等,考察了韩国金融科技的发展动向与金融机构的应对举措,并在此基础上评估了韩国金融科技的金融稳定风险.韩国金融科技公司提供的代表性金融服务包括快捷支付与快捷转账、P2P金融、众筹基金、ICO、机器人投资顾问等.随着互联网银行在线业务量的持续增长,银行也面临各种金融创新.根据金融科技创新在金融机构多个领域进行的实际情况,金融机构通过采取与金融科技公司竞争或合作的方式进行应对.韩国金融科技公司提供服务的市场规模并不大,而且与现有金融机构的关联度也不是很高,所以对金融稳定产生的影响有限.虽然目前金融科技公司和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但是为发挥金融科技创新在提高效率、加大危机应对激励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必要通过立法来确立"监管沙箱"制度,并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     

日本金融机构破产处理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爆发金融危机，金融机构破产风潮由中小规模向大型金融机构波及。在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建设方面，日本“护送船队”式行政保护凸显制度缺陷，政府实施了从时限性措施到永久性长效处理框架的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了常规处理和应对危机事态的特别处理机制，形成了以中央银行特别融资、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机构破产处理框架为中心的金融安全网，为维持信用秩序稳定、防止金融系统性风险扩散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保障。     

宏观审慎监管：后危机时代的金融监管改革与中国的选择

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达成了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共识。文章从系统性风险和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这两个方面研究了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基础，并且对国际金融组织关于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改革行动进行了分析。结合中国金融系统自身的特征，从中央银行的角色转换、金融的顺周期性以及系统重要性机构这几个方面来分析我国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的构建。     

投资环境评估、东亚发展与新自由主义的大衰退——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为例

世界银行有关企业投资的旗舰产品——全球营商环境评估项目脱胎于新自由主义,是经济发展思潮转向制度和法律的产物。该项目通过横向比较各个经济体的营商监管水平,为经济体推动国内改革和投资者投资区位选择提供了一定参考。但是,该项目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各指标代表的经济社会效应差异大,忽视监管的积极面,对监管的质量重视不够,特别是其没有注意到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中监管的差异性以及积极影响。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该报告越来越认识到国家监管的重要性和积极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象征着新自由主义的大衰退。该项目未来改革的方向之一,是注重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和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     

泰国银行业重组措施及效果分析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泰国银行体系由于本身所固有的缺陷，其不良债权急剧增加，已经成为银行业正常运行的沉重负担，并且严重阻碍了泰国经济走上复苏道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泰国政府采取了诸如设立专门机构、筹集专项资金、有条件向商业银行注资的手段，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应该注意     

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对冲基金的发展

对冲基金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游资"的主要代表,在90年代的几次金融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对冲基金的发展受到一些挫折,但发展势头仍强劲.本文介绍了亚洲金融危机后对冲基金的发展概况、发展特点以及一些主要国家对其市场的监管.     

东亚经济体外汇储备与国际金融危机

本文认为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留下的遗产之一是对外汇储备作用的新认识,即外汇储备可以作为应对未来金融危机的重要工具.或许正是基于这个新认识,东亚许多经济体在那次金融危机之后都出现了外汇储备持续性大量增加的趋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共同的变动趋势难以简单地用经常账户平衡或汇率体制特点来解释.东亚经济体外汇储备的增长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用本地区集体合作机制相对滞后来解释.然而,联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广泛影响,应当更清楚地认识到外汇储备作用的有限性和连带不利性.从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失衡的角度看,东亚重要经济体可在外汇储备问题上寻求新思路.     

泰国马来西亚的政府金融干预

泰国和马来西亚政府金融干预在保护本国金融部门发展、推动社会均衡发展方面成效显著,但在支持本国支柱产业的建设、促进工业化进程方面效果欠佳.这主要与两国金融体制的局限性和政府的社会发展政策有关.金融危机后推行的改革措施,正推动两国政府金融干预机制向更科学、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冰岛危机刍议

2008年10月,冰岛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国家濒临"破产"。冰岛危机的实质是金融业无限膨胀导致的金融泡沫在外部条件发生恶化时终于破裂。金融泡沫的产生与银行私有化后金融业盲目地走向国际市场以及政府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等因素有关。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快速发展为冰岛金融业的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冰岛危机的教训是:银行在拓展其海外业务时没有量力而行;不能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不能依靠信贷扩张来刺激经济;要正确处理发挥比较优势与提升产业结构的关系。     

泰国的纺织服装业

纺织服装业是泰国的重要产业部门。文章介绍泰国该产业的发展历程。它经历了从保护、限制到放开、发展的过程。文章在探讨泰国纺织品和服装的进出口贸易的特点之后,指出了该产业部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讨论政府所采取的对策。     

金融危机后日本银行货币政策框架演变与启示

为了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对金融系统的冲击,日本银行采用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灵活调整货币政策框架的同时运用了大量传统和非传统的政策工具。文章主要从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三个方面考察了金融危机后日本银行从传统货币政策体系框架向量化货币政策体系框架的演变过程。日本银行的政策实践对我国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框架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他信政府的危机及其启示

今年年初以来,泰国政坛发生了一场政治危机。本文首先回顾了此次泰国他信政府政治危机的由来与发展过程,然后分析为什么颇有作为和成就的他信政府会面临一场自1992年以来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动,最后作者试图从这场危机中找出一些令人深思的教益。     

金融危机影响下的菲律宾经济

本文讨论了亚洲金融危机对菲律宾经济带来的种种影响并对今年菲经济快速复苏所面临的困难作了分析。主要观点是：金融危机对菲经济的影响虽未及泰、马和印尼重，但仍然是严重的、多方面的。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今年菲经济的复苏将是缓慢的、渐进的。     

泰爱泰党与泰国的政治发展

泰爱泰党以自己清晰具体的政策和组建大联盟政府的具体做法给泰国的政治发展注入了某种活力,在某种程度上,使泰国政治超越了传统的金钱政治以及政治掮客的控制,实现了资源分配的相对公平,实现了政府权力的长期稳定运行.而泰爱泰党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该党政治家及时地顺应了社会的要求.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East Asia

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 has proved far more contagious than anyone imagined likely when devaluation of the Thai baht in July 1997 gave the first indication that something was wrong, and the implications it could have for the entire world financial system mean that any response must involve more than just the nations affected directly. Nobuyuki Ichikawa says Japan, as the locomotive for the Asia‐Pacific region, must move quickly to achieve an early economic recovery by increasing domestic demand and reforming its financial system, in order to increase imports from East Asia and shore up the weak yen. He suggests that one effective measure might be for the yen to become the key currency for Asia in lieu of the dollar. Ichikawa works for the Bank of Japan and was seconded to IIPS in 1995.     

Financial Crises and Automotiv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The automotive industries of Southeast Asia have grown significantly but unevenly. Thailand has outperformed its neighbours in Malaysia, Indonesia and the Philippines with regard to production and, most notably, export volumes. But the Thai auto industry has not exhibited the level of local (indigenous) technology capacity and input growth seen in South Korea, Taiwan and, increasingly, in China. The 1997–98 and 2008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es generally reinforced pre-existing national automotive strategies, but to different degrees: They strongly accelerated an earlier Thai move to exports whose very success weakened pressures for upgrading; encouraged more moderate automotive liberalisation in Indonesia and, to a lesser extent, in the Philippines; but promoted only minimal changes to Malaysia’s relatively protectionist national car strategy. The fact that the crises served more to reinforce than to reverse existing tendencies reflects a broader set of political economy factors that influence national perceptions of crises severity and alternative responses.     

全球金融风暴下的印尼银行业——基于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比的视角

全球金融风暴自2008年第四季度起波及印尼,总体而言,印尼银行业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表现稳健,资本充足率(CAR)和不良资产率(NPL)等指标甚至处于历史最佳水平.究其原因:首先,本次金融危机的内在机理有其特殊性;其次,经过亚洲金融危机的洗礼,印尼在宏观经济、银行业实力和政府应变能力等方面均有显著提高.当前,印尼银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风险有:经营水平不高,银行间市场资金严重不均,外资流入过多和实体经济制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