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环境保护合作之路:欧洲的经验和启示

近两年来,在南海沿岸国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地区保持了相对稳定的良好态势,为中国和东盟构建功能性的区域海洋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氛围。鉴于环境合作的潜在高政治/安全属性,南海海洋合作应优先选择海洋环境保护领域,以区域环境保护合作促进区域层面的综合安全合作。比较欧洲北海—东北大西洋、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三大海区的海洋环境保护合作实践,可以从中提炼出适合南海地区构建海洋环境合作的要素和模式,为中国与东盟在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约束力问题上的磋商拓宽思路,并且为构建机制化的长效区域海洋合作、推进区域一体化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     

南海渔业资源衰减相关问题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海渔业资源一直处于逐渐衰减的状态。渔民的非法捕捞行为和东南亚南海周边国家基于争取更多主权权利而采取的渔业政策是影响南海渔业资源衰势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南海主权争端问题的再度激化制约了南海周边各国共同推动南海渔业合作机制的发展。目前,国际社会已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规范和相对成熟的共同海域渔业资源保护机制。然而,能否推动在南海地区发挥这些已有机制的积极作用仍有赖于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共同渔业资源的政策和态度。     

中国与印尼的渔业合作

本文主要探讨中国与印尼在渔业领域的合作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合作前景.印尼作为世界最大的岛屿国家,拥有极为丰富的渔业资源,但本国渔业资源开发能力不足.中国与印尼之间正式的渔业合作始于2001年,两国签署了<渔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双边安排>等协议,在渔业资源开发、渔业技术和知识产权、渔业关联产业、渔业基础设施和渔业工程、渔业环境监测和保护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当然,两国在渔业合作过程中也发生如"福远渔132"扣押事件,但中国与印尼双方本着真诚友好、以大局为重的态度,很好地解决了这一不愉快事件.中国印尼两国领导人均充分肯定了两国在渔业方面的良好合作,并强调要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合作,特别是在水产养殖、合作捕捞、水产品加工和储藏、海洋渔业资源保护、禁止非法捕鱼等方面的合作,中国印尼两国渔业合作仍然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和前景.     

南海地区新局势、新挑战与新思路——2023年度“南海论坛”综述

2023年南海地区局势复杂多变,危机频发,南海问题依然是全球最为复杂的海洋争端和影响中国-东盟关系的重要因素。如何在中美战略博弈大背景下应对亚太海洋安全新形势,相关问题亟须深入的探讨与总结。在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2023年度“南海论坛”上,与会专家围绕南海维权维稳斗争的新形势与新问题、美国与小多边机制干涉南海的挑战与应对、南海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的历史视角和法律斗争新态势与新挑战,以及增进南海合作的新思路新办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面对法律、认知、话语斗争等诸多形势变化,中国需要进一步强化证据链建设和话语权构建,结合具体条件重塑相关实践的规范性,增进南海合作和共同开发。     

印太视域下日越南海合作及其对华影响

"印太"战略出台以来,日本与越南不断推进涉南海领域的合作.两国南海防务合作逐步常态化、机制化,涉南海经济合作日益全面、深入,涉南海议题支持配合更加多元、多样.日越南海合作既有提升南海议程设置地位的战略考量,又有利用南海合作牵制中国、谋求对华战略博弈主动权等动机,对地区局势稳定和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带来切实的负面影响,但受战略需求不同、政治安全互信不足等因素影响,其合作效果会一定程度被削弱.中国在坚定维护南海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应通过地区互利合作化解对华地缘政治竞争,积极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有针对性地与日、越等国开展务实合作.     

南海问题的合作安全与集体安全之辩

南海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对南海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但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南海问题在今天演变为一个涉及"六国七方"且有域外势力插手的主权争端问题。近期来,因区域外势力强势介入及南海周边某些国家的不负责行为,南海因主权争端而出现紧张局面。维护南海和平,符合所有相关国家的利益,也是大多数国家的愿望。在南海主权争端问题上,目前出现了集体安全与合作安全两种理念。比较两者,合作安全更有利于南海主权争端的解决与持久和平。     

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有效性与局限性研究

为了应对海上航道安全威胁，南海各方经过努力形成了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该机制具有一定有效性，但也存在许多局限性，如合作机制的软法性导致遵约和履约行为的非拘束性、合作机制固有的妥协性与弱惩戒性损害其权威性、合作机制的原则性影响权利义务的确定性、合作机制的独立性受限于国际势力干预性，以及合作机制的公共物品属性影响其实效性。这些局限需要南海各方协同以破解制度困境：构建软硬法有机联系的合作法律机制；完善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的内在构成要素；协同努力确保合作法律机制的独立性；强化南海各方有效合作的“选择性诱因”机制。     

试析南海争议的务实解决机制——推进南海争议逐步解决合作性方案分析

此文旨在根据南海形势最新动态,探索最为务实的争端解决机制,搭建一个由借两岸合作寻求南海问题突破、将海洋环境安全作为南海合作的驱动力、将渔业合作作为解决南海争端的起点、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海洋治理的框架、以思维转化引领政策和研究的方向五个维度组成的争端解决模式。为决策者与学者提出了一些建议,并探讨了在解决海洋争端的...     

大国博弈与南海局势的发展——2019“南海论坛”综述

当前国际形势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南海局势的管控、稳定和发展也存在诸多挑战和变数,需要持续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在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协办的2019"南海论坛"上,与会专家围绕"2018-2019年南海局势评估""南海海洋权益法律风险盘点与评估""大国博弈与南海局势的未来走向""‘一带一路’与南海局势的发展""南海‘蓝色伙伴’关系--内容与前景"五个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交流与研讨。"南海论坛"旨在构建一个交流和研究平台,以激发前瞻性和创造力的研究和思维方向,推动南海问题综合研究,构建共同的学术网络以服务国家南海战略决策。     

南海渔业冲突的不同情境与政策选择

渔业冲突是南海争端的重要内容,它主要在专属经济区重叠海域与岛礁归属争议海域两种情境下发生.既有研究对此未进行明确区分,通常笼统地把争议海域作为争端国在渔业冲突中的政策背景.事实上,争端国在两种情境下的政策选择出于完全不同的逻辑.由于只涉及专属经济区重叠的争议海域类似一块"公地",同时渔业资源具有共享性,促使争端国奉行竭泽而渔的政策而缺乏合作治理的动力.在岛礁归属争议海域,争端国面临控制或投入两种维权现状,损益认知构成其判断维权形势是否有利的决策参照点.根据维权现状的损益框架,争端国赋予渔业议题政治属性,将渔业冲突框定为主权和管辖权争端.     

南海安全机制的有效性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冷战结束以来,南海地区已经建立起系列合作性的安全制度、机制和对话进程,包括众多的双边或多边安排。但是,现有南海安全机制仍然面临着有效性不足的问题,这主要可以从南海安全机制的自身建设、机制之间的关系以及南海地区权力结构等几个维度进行解释。与此同时,南海安全形势的发展对安全机制的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解决南海安全机制有效性不足的问题非常迫切,正确看待问题本身,增强机制的约束力,理顺不同机制之间的关系,加强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协调,多路并举、多管齐下,才能有效管控南海的"安全困境",同时强化中国在南海安全机制构建进程中的话语权。     

南海争端“双轨思路”下的制度建设略论

南海域内国家利益冲突是南海争端的肇因,而域外势力干涉,以及在法律层面上约束各国在南海地区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以及争端升级预防机制的缺失,也是争端升级的原因。中国于2014年率先提出"双轨思路"来积极处理南海问题,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中国与其他南海声索国之间应就设立争端升级预防机制进行磋商作为"一轨",而"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则已成为中国与东盟的共识,应是"二轨"的重点。随着参与、主导国际事务能力的提升,中国正在扩大并深化与他国的合作,中国与有关国家应秉持国际合作精神,早日完成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并开始讨论设立争端升级预防机制,以解决各方共同遵守的南海制度建设滞后的问题,从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现实思考

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和南海问题相关各国在低层次国际市场竞争的现实制约了南海问题和平解决的进程。非传统安全合作与跨国际市场梯次的共同开发将不仅有利于改善解决南海问题的外部环境,而且有利于增进相关各方的互信,推动深层次的共同开发。南海问题相关各国关系的发展和共同利益的增加将为南海问题的解决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美安全合作浅析

近年来,中美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得到加强,但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相比,仍显薄弱和不足.加强中美安全合作对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和缓解中美结构性矛盾都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为加强中美安全合作,两国媒体应塑造对方的"正面"形象,在交往中形成新的有利于合作的认同;两国应充实合作内容、拓展合作领域、健全合作机制;用新安全观规范中美安全合作.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的南海周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探讨

气候变化及其一系列影响使得南海周边部分国家的海岸线倒退,岛礁面临被淹没的威胁,这将会使沿海国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等海域的范围改变。南海海域已存在海洋权益矛盾和海权争端,加之气候变化这一变量因素,局势将会更为复杂与严峻。“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我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建立共同发展战略的新举措,在这一新形势下,我国应加强与南海周边国家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逐步实现共赢。本文将阐述气候变化对南海海域及周边国家的影响,梳理该区域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进程,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外交中的南海“航行自由”话语研究

"航行自由"本是国际海洋法的一项基本准则,然而近年来"航行自由"却成为美国精心包装下用以渲染南海地区"中国威胁"并借机在周边海域实施军事寻衅的政治话语,沦为美国借以防范中国海上力量崛起、实现海洋霸权护持的舆论工具。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的恶意炒作,不仅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及南海地区安全造成损害,由此凸显的中美关于南海"航行自由"的论争也成为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症结。在美国幕后台前都推动南海局势升温的过程中,中国在现实困境的倒逼下逐步形成了对"航行自由"话语较系统的认知理解,对从西方传来的"航行自由"话语经历了由谨慎怀疑到逐渐接纳的态度转变,在话语使用上也从被动反应开始向主动应对的姿态变化,体现出中国政府在话语表达上走向自信与成熟。中美关于南海"航行自由"的论争表面上是话语的比拼,其背后是海权和利益的角逐,中国应保持和加强与美国在各个层次上的战略对话以管控双方分歧,就"航行自由"话语拓展共识和寻求合作。中国或可考虑通过对"航行自由"话语内涵的再建构推动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构建并体现大国胸怀。     

“南海行为准则”与区域海洋治理机制创新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建普遍性的全球海洋治理机制,但不是国际海洋法体系的上位法。国际法是多层级的立体系统,全球性海洋公约和区域性海洋法构成国际海洋法的双层次结构。区域性海洋法可能形成新的习惯国际海洋法,为《公约》提供更新的动力。“南海行为准则”构建南海的区域海洋治理机制,是对《公约》的扬弃,只要其有利于建立符合各方利益的南海秩序,同时没有违背公认的习惯海洋法原则,可以做出不同于《公约》的规定。“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困局有三个主因：南海的不对称格局、东盟对中国的不信任推定以及第三方国家的干预和介入。通过“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构建区域海洋秩序应以搁置主权争议、规制当事方行为、反对第三方国家干预和介入、避免安全局势升级为主要内容。     

从越南第12次南海国际学术研讨会看南海问题与国际传播话语权的炒作

作为海洋战略实施的具体措施之一,十多年来越南外交研究机构持续主持召开关于南海(越南称"东海")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已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机制。第12次南海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在越南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和南海地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召开的,呈现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各届会议的新特点。越南主流媒体对此次会议给予了较多关注和宣传报道,力图表现出研讨会的所谓"公正性""学术性""法理性"特点,反映出的意愿则是服务于攫取和扩展自身海洋权益的目的,并与美国关于南海问题的声明立场相呼应。举办方试图通过国际学术研讨会平台的形式,渲染南海复杂和严峻的形势,推卸在南海制造麻烦和分歧的责任,宣扬其南海政策主张,寻求影响和主导在南海问题上的国际传播话语权。维护南海的和平、合作与发展是南海区域国家和东盟的共同愿景,推动这一愿景的落实是各方的责任,越南需要拿出切实的诚意和实际行动,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其媒体也应该发挥出更多的建设性作用。     

中国—东盟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创新

梳理中国—东盟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可以发现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创新具有以下特点:发展导向与规则创立相结合;软硬结合、灵活有效;智库探索与政府决策相结合;互学互鉴与取长补短相结合;地方探索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现有机制与创新机制相结合。但也存在诸多问题:理论层面研究不够,缺乏理论指导;制度化建设不够,有效性不足;机制叠床架屋,协调性不够;政治互信欠缺,发展动力不足等。中国需要加强区域秩序与区域治理的理论研究,提出中国—东盟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的理论建构;承担提供区域与次区域"公共产品"的主要责任;促进中国—东盟区域合作机制的整合与升级,提升制度化水平;充分发挥智库和地方政府构建次区域合作机制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积极探索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发展模式,实现效益最大化。     

理解南海共同开发与航行自由问题的新思路——基于国际法视角看南海争端的解决路径

南海共同开发与航行自由问题的明确与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海洋权益以及南海的未来法律秩序。尽管泰国湾地区的共同开发经验能够为中国提供借鉴,但南海主海的情况与之有很大区别。共同开发方式在国际范围内接受程度不广泛,实际效果不理想,其对南海争端的可适用程度较低。因此,应对共同开发方式在南海争端解决中的作用予以重新定位。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共同开发不能成为解决南海争端的优先选择和主要方式,即便在短期内以共同开发方式为处理南海争端的权宜之计,也应当注重构建一个合理的共同开发机制。中国对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并未被后来的有效国际法律规范所更改或取消,这一权利不能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架构来解读,也并不存在妨碍南海航行自由的问题。相反,倒是其他南海周边国家滥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所提出的意在分割、控制南海的种种主张更加妨碍南海的航行自由。比较之下,中国的主张更加符合南海水域本身的性质及其适用当代海洋法之后的应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