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在国际话语权建设方面的主要经验

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是当今大国博弈的重要方面。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面对的是发达国家在国际话语权上的优势。中国要增强自己的国际话语权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一进程中,研究和借鉴别国成功的经验十分重要。本文研究和总结了发达国家在国际话语权建设方面的主要经验,认为谋求国际话语权需要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但有实力并不就意味着有话语权,还需要注重话语的内容能被国际社会接受,需要通过有效的手段传播这些话语,更需要把舆论性话语转变成制度性话语。     

国际制度复杂性与东亚一体化进程

国际制度复杂性是国际制度理论的前沿问题,其重点在于分析制度复杂性对国际合作的影响。近年来,东亚地区各种国际制度竞相发展,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数量增长迅速。东亚地区性国际制度的扩散、传播、嵌套和重叠,导致了问题领域、管辖权以及成员身份等的"交叠"问题越来越明显。中国正卷入不断嵌套、重叠的多边地区制度之中,制度复杂性也日益成为中国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结构因素。但是,制度复杂性并不一定是东亚一体化进程的阻碍因素。对东亚地区制度平行、制度嵌套与制度重叠这三种不同类型制度复杂性的案例分析显示,通过加强国际制度建设、推动核心成员国利益趋同、提升"体制选择"或"体制转移"过程中的成本等方式,国际制度复杂性为东亚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行选择。这一观点也是对近年来讨论颇多的东亚地区"制度过剩"提法的商榷。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制度过剩"的提法并不能准确把握制度复杂性的内涵。为此,一方面,为了推动东亚合作,需要研究中国既有的关于国际组织外交政策的延续与调整问题;另一方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制度增加、扩散的机遇,追求自身利益的做法,及其对地区格局以及中国和平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需要给予应有的关注。     

国际制度的“武器化”:解析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制度选择

国际制度的“武器化”缘于大国利用国际制度以实现本国私利的倾向。它是一国基于对制度收益的权衡，针对竞争对手所采取的一系列国际制度行动。美国为应对中国崛起实施的国际经济制度战略进一步彰显了国际制度“武器化”的趋势。自美国对华态度从“接触”转为“竞争”以来，奥巴马、特朗普与拜登三任美国政府在“竞赢中国”这一相同战略目标下选择了迥异的国际制度行动。这种差异缘于他们权衡个人选举利益和国家战略利益之后所形成的不同制度战略偏好，进而塑造了其能够实现自身目标诉求的有效方略。奥巴马在较小选举压力下能够着重追求战略利益，全力推动旨在“规锁”中国的TPP谈判；特朗普发动的对华“贸易战”是选举利益主导下以制度破坏方略对中国进行的直接打击；拜登试图在选举利益和战略目标之间保持平衡，从而创新国际制度，利用制度组伴方略推出IPEF这一区域合作架构，在最大程度上保全自己选举利益的同时选用新型“制度武器”助力同中国的战略竞争。     

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发展脉络与经验启示——基于建党100周年的审视

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奋斗实践,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已成为一项系统工程伴随其发展的全过程。意识形态话语权作为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一个子系统,对维护国家政权稳定、有效引导社会发展、正确规范个体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值此建党百年之际,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发展和建设过程中争夺、探索、提升、升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百年历史进程,能够获得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启示。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要加强和完善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主体的建设,拓展和丰富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广度,探索和创新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载体的运用,以及实现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场域的净化。     

东南亚国家的南海问题研究:现状与走向

从2009年南海问题再次升温以来,在国际学术界南海问题研究中,东南亚学者开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过相关的文献分析和解读可以看到,东南亚学者的南海问题研究主要侧重于南海地区制度建设、南海问题国际法解读、东盟在南海问题中的角色以及南海问题新的和平倡议四个方面,而且研究内容开始向南海问题的国内影响因素、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等方向发展。深入全面把握东南亚国家南海研究的动向有助于我们知己知彼,吸收借鉴,利用更有针对性的研究加强南海问题公共外交,提高在这方面的国际话语权。     

从“干涉的权利”到“保护的责任”——话语权视角下的西方人道主义干涉

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先后构建了"干涉的权利"和"保护的责任"两套人道干涉话语体系,不断加强理论辩护,强化人道干涉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对现行国际秩序造成了重大冲击。文章依据"话语主体一话语内容一话语平台—话语认同—干涉实践的基本逻辑,结合西方国家对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干涉行为,对西方人道干涉话语的构建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剖析。文章认为,西方国家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本质上更多的是利益驱动下的话语建构而非基于真实的人道危机,其干涉不仅偏离了"捍卫人权"的根本目标,反而在多数情况下导致了更为严重的人道危机。西方人道干涉话语构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为中国扭转自身在人道干涉问题中的被动局面提供了契机。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应打破西方国家的话语垄断,交被动应对为主动塑造,以多元的话语主体构建高质量的话语内容,增强中国人道话语的认同度。同时,中国还应有效利用联合国这一权威话语平台,从人道干涉话语构建与干涉实践两个层面介入人道干涉国际规范的构建,提升国际话语权。     

国际规范、团体认同与国内制度改革——以中国加入FATF为例

国际规范是国际社会中具有约束力的规则集合体。具有较高权威性的国际规范形成了规范团体。规范团体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行动空间和行动效力。为了加入规范团体、获得成员资格,国家需要进行国内制度改革以达到规范团体的准入标准。面对国内利益集团等社会力量的各种利益诉求,政府需要为引入新的规范和理念、开展制度改革而进行国内动员,通过媒体的作用引导社会舆论,达成支持改革的共识。为了加入FATF,中国通过学习《40+9项建议》的规则,进行了全面的国内反洗钱制度改革。     

中国如何在国际制度中谋求声誉——与王学东商榷

王学东的<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一书值得学术界重视.该书认为,崛起国的声誉可以传达维持现状的意图,避免遭到他国制衡,冷战后中国之所以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是为了获得声誉,以便减缓结构压力,避免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联合制衡.不过,王学东对国家声誉概念的界定有一些模糊之处,对国家声誉和国际制度之间的相关性的分析也存在一些不足;在检验假说的过程中,案例选择也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这些问题损害了王学东的理论的解释效力,也难以说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究竟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声誉,中国所获得的声誉是否有助于实现避免他国制衡的安全战略目标.本文试图修正和发展王学东提出的基本概念和命题,认为国家参与的国际制度的类型不同,获得的声誉的政治影响也不同,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制度才有可能建立安全合作领域的声誉.传达维持现状的意图,避免他国的制衡.     

中国如何在国际制度中谋求声誉——与王学东商榷

王学东的《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一书值得学术界重视。该书认为,崛起国的声誉可以传达维持现状的意图,避免遭到他国制衡;冷战后中国之所以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是为了获得声誉,以便减缓结构压力,避免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联合制衡。不过,王学东对国家声誉概念的界定有一些模糊之处,对国家声誉和国际制度之间的相关性的分析也存在一些不足;在检验假说的过程中,案例选择也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这些问题损害了王学东的理论的解释效力,也难以说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究竟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声誉,中国所获得的声誉是否有助于实现避免他国制衡的安全战略目标。本文试图修正和发展王学东提出的基本概念和命题,认为国家参与的国际制度的类型不同,获得的声誉的政治影响也不同;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制度才有可能建立安全合作领域的声誉,传达维持现状的意图,避免他国的制衡。     

退出的政治:美国制度收缩的逻辑

国际关系研究在聚焦大国利用国际制度扩展权势的同时,也日益需要关注"制度收缩",即大国频繁退出或威胁退出国际制度的现象。美国的制度收缩有着基本的政治过程逻辑: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能为制度收缩打开时机窗口,有力的借口能塑造正当性和合理性,而对退出成本的权衡则决定了制度收缩的具体形式。即使美国总统特朗普有着"非传统"特质,其主导的制度收缩仍然适用于这一分析视角。特朗普上任时的国内政治状况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收缩时机;基于国家利益和他者过错等借口,特朗普得以合理化其决策;围绕退出的变更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复杂考量则决定了特朗普政府最终采取的制度收缩形式。制度收缩一方面可能帮助美国缓解压力、调适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可能削弱其声望和影响力,并诱导其走向过度收缩。尽管如此,当前各类结构性因素仍然能够对特朗普政府的行为起到钳制作用,制度收缩尚未成为美国长期的战略取向。与此同时,中国可能赢得良好的制度扩展机会,但仍应保持审慎态度。制度收缩并非静态、机械的政策行为,其长远影响取决于大国在具体情境下的操作以及彼此之间的复杂互动。     

跨越环境主权: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的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理解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演进的因果机制，需要梳理其中结构性因素与历史性因素对制度变迁的综合作用，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变迁大致经历了萌芽期(1977—1992年)、调整期(1993—1997年)和深化期(1998年至今)三个阶段，先后表现出强调国家环境主权、重视国家环境责任、打造地区环境共同体的阶段性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生态主义潮流的同频共振、从环境权利到环境义务的观念转变和多元国际行为体的参与构成了制度变迁的结构性逻辑。1997年亚洲烟霾危机的爆发、1999年东盟扩员的关键节点、“东盟方式”延续与扩散的路径依赖、治理制度的弱约束性，以及东盟国家成本—收益认知差异性的历史否决点，构成了制度变迁的历史性逻辑。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有助于整体性把握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和发展方向。     

美国的国际制度领导与多边贸易制度变迁

多边贸易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为促进国际贸易合作而建立的国际制度,多边贸易制度的发展变迁受到国际领导的影响和推动。美国在战后世界贸易体系中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即发挥国际制度领导作用。多边贸易制度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美国提供国际制度领导取决于国际基础和国内基础,根据国际基础和国内基础的满足情况,可将国际制度领导分为结构型领导、保守型领导、激进型领导、赤字型领导四种类型,不同的国际制度领导类型决定了多边贸易制度变迁的不同走向。     

单边与多边之间:特朗普政府退约的国际制度逻辑

特朗普政府的退约行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国际制度体系运转的广泛关注。退约本质上是为了协调国际制度的刚性承诺与国家的灵活性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长期以来,国际制度理论对退约的研究相对忽视和不足,尽管“制度困境论”“制度互动论”“制度收缩论”和“制度现实主义论”等学说提供了部分解释,但仍需要明确退约在现有国际制度研究谱系中的位置。究其原因,制度主义在研究设计中用“背叛”研究把退约排除在研究议程之外,而制度扩散长期掩盖了制度退出的影响。本质上,制度主义聚焦制度的形成和维持,是一种关注稳定大于变动的理论。为此,文章从制度要素出发,提出退约具有国际制度自身的逻辑和特征,即从制度成员身份、条约义务偏好和后果不确定性程度这三个方面对退约进行动态把握。特朗普政府的退约行为是历史延续性和当前的特殊性相结合的产物,不会给当前的国际制度体系和国际合作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对于美国退约后的国际制度行为,中国应高度重视,从政治、法律和经济等多维度加以全面审视,而非简单地从道德层面进行谴责。同时,中国在必要时需要重新审视退约作为外交战略的可选工具,以切实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     

非对称软制衡:理论构建及对中国崛起的影响

中国崛起是21世纪影响国际关系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国内外学界对此进行了丰富且卓有成效的理论探讨.然而,现有研究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如为何原本选择与中国进行合作的国家(政府),会因其国内非国家行为体对中国实力和行为的认知变化,转而对中国表现出制衡倾向并采取抵制行动.为何非国家行为体带有民粹主义特色的民族主义认知能够致使两国双边关系急剧恶化.为此,文章改变了传统的以国家权力政治为核心的单一互动制衡,以非国家行为体制衡的主观能动性为自变量、以所在国政府跟随响应度为中介变量,构建由非国家行为体发起、通过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复合互动,因观念(认知)差异而导致的非对称软制衡理论,并选取五个典型案例加以验证.     

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的政策选择与制度变迁互动模式

本文以俄罗斯转型时期政策主体行为与制度变迁的双向影响为线索,对影响俄罗斯转型的制度性因素和影响制度变迁的政策原因进行了研究,试图探讨一种转型时期所特有的政策选择模型。受制度的理性选择理论启发,本文强调了既有制度框架对转型政策选择的巨大影响力,这是俄罗斯转型进入最初的非效率制度结构的重要原因;又具体分析了俄罗斯转型期政策主体的互动与博弈,这是实现制度供给的重要途径。通过对俄罗斯转型时期政策过程的分析,本文认为“旧的制度框架一政策主体的互动→政策创新→制度供给→新的制度框架形成”的循环往复是转型时期“制度－政策”的双向作用机制。     

生产、碳俘获与群体依赖——英国碳中和进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英国在碳中和议题上向来扮演着较为活跃的角色，力图占据该领域的领导地位。在诸多讨论气候变化的国际场合，英国频繁督促他国采取更加有力的应对措施，并将自身作为行动标杆。其行为背后的核心支撑在于主流叙事架构下的优良历史表现，叠加繁复的话语修辞用以包装。然而，国际社会已经开始质疑英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宣传是否符合实际情况，但对此进行系统分析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框架仍相对匮乏。鉴于气候变化与碳中和的核心属性，本文拟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概念为切入点，建立一个旨在探究英国碳中和进展的分析框架，揭示其脱碳转型并非像宣传的那样顺利，而是陷入层层泥淖。基于这一认知，本文将进一步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分析中指出，碳俘获与群体依赖现象正在阻碍英国碳中和进程的推进，并尝试从这一现象中挖掘有助于理论发展的实证经验。     

全球治理视野下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能力研究

法治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也是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需要重点加强的领域。加强法治国际传播,是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关键环节之一。粤港澳大湾区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枢纽,应将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工作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大湾区是全球治理背景下国家法治国际传播矩阵的组成部分,加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是对大湾区建设和发展现状的回应,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有助于“一国两制”方针理念在海外社会的宣传推广,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或可从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借力。大湾区通过完善涉外法律工作制度、构建优质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探索涉外法治人才引进及培养方案、创新涉外争端解决机制等方式不断推进涉外法治建设工作,在推进区域涉外司法合作、解决涉外纠纷等方面提供了有效的“大湾区方案”。未来,可尝试通过探索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工作机制、优化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策略、提升涉外法治工作宣传内容质量等渠道,全面提升大湾区在涉外法治国际传播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创新大湾区国际传播实践。为提高大湾区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应将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工作放置到更重要的位置。     

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声誉考量——对陈寒溪之学术批评的回应

本文是对陈寒溪博士《中国如何在国际制度中谋求声誉——与王学东商榷》一文所做的回应。本文先进一步澄清国家的"声誉"与"威望"两个概念之间的根本性区别。之后,本文解释了中国在参与国际制度中的声誉考量:在结构性压力下,为了避免受到遏制,崛起中的国家具有建构良好声誉的动力,积极显示自身的意图,采取相应的行为来宽慰其他国家,从而消减被遏制的可能性。既然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困境不可能彻底消除,那么中国之所以通过参与国际制度塑造自己的声誉,主要目的是竭力避免成为体系主导国家集团的遏制对象。最为关键的是,中国积极参与人权与安全制度的两个案例充分说明,中国既不采取制衡战略,又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跟风。本文认为,《商榷》一文的价值在于,促进了对国家声誉研究的精致化、层次化与多样化。     

制度对冲——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东盟护持“中心地位”的一种理论解释

冷战结束后，区域合作兴起，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居于“中心地位”。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美国为了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对中国发起战略竞争。美国推出“印太战略”,建立竞争性的地区合作制度，制造地区对抗，对东盟的“中心地位”构成严重挑战。文章尝试构建“制度对冲”理论，解释大国竞争背景下东盟护持自身地区合作“中心地位”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东盟通过“疏离”和“接触”对冲中美各自主导的区域制度，并以“结网”和“引领”对冲高度不确定的地区秩序。这些发现丰富了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对冲理论的研究，还有助于中国理解中小国家集团应对大国博弈的行为逻辑，提升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水平。     

制度变革与政策选择——基于国际公共资源分配问题的理论分析

近年来,大量出现的国际组织及其相关协议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与国际制度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国际制度种类繁多,其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方式也多种多样。文章认为,国际制度关于分配结构的变革影响了国家的政策选择。分配结构可以分为追求效率的市场型分配结构和公平优先的权威型分配结构。市场型的分配结构决定了国家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力和偏好最大程度地获取权力与资源的收益,权威型的分配结构则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等政治权威对权力与资源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和调节。在给定的国家偏好下,制度分配结构的变革改变了国家的收益,进而决定了国家行为体不同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