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竞争、精英联盟与制度变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制度演进逻辑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成为吸收国际资本最多的国家之一.在不同的大国竞争背景下,围绕着外来资本对国家经济和安全造成的影响,美国的国家精英之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分歧,并推动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及其外资监管制度的创立、强化与升级.文章通过区分美国面临的大国竞争类型和国家精英在投资政策上的偏好,构建一种大国竞争影响国内精英联盟的分化与组合,从而导致美国外资监管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通过追踪和比较分析CFIUS的三次制度演进,研究发现,在美苏安全竞争的背景下,与盟国的投资合作可以产生积极的安全外溢效应,国际导向型的经济与安全精英利益互补,维护了开放的投资政策;在美 日经济竞争时代,宽松的监管制度带来的即时安全效应下降,国内导向型的经济精英联合安全精英,强化了美国的外资监管制度;在中美经济与安全竞争双重交织的压力下,中国企业的在美投资交易产生了消极的安全外溢效应,美国国内精英联盟形成合力,进一步升级了美国的外资监管制度.CFIUS的制度演进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美国虽然号称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但事实上仍在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断通过国家构建来应对外部竞争压力.     

中国转型的国际动力:外国直接投资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中国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不应满足于将转型问题置于固定边界下的国家内部考察,应当对国际力量的作用予以充分的关注.在中国转型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FDI)一直是重要的变革力量,尽管它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问接的、结构性影响的性质.作为一种资本,外国直接投资通过重塑国内利益结构和利用自身跨国界自由流动的优势影响着国家的战略和政策;作为一种制度,它不仅为国内导入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而且通过示范、关联和竞争等机制促进了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对于转型中的中国,如何发挥外资作为制度变革推动者的积极作用,应成为政府决策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国际制度复杂性与东亚一体化进程

国际制度复杂性是国际制度理论的前沿问题,其重点在于分析制度复杂性对国际合作的影响。近年来,东亚地区各种国际制度竞相发展,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数量增长迅速。东亚地区性国际制度的扩散、传播、嵌套和重叠,导致了问题领域、管辖权以及成员身份等的"交叠"问题越来越明显。中国正卷入不断嵌套、重叠的多边地区制度之中,制度复杂性也日益成为中国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结构因素。但是,制度复杂性并不一定是东亚一体化进程的阻碍因素。对东亚地区制度平行、制度嵌套与制度重叠这三种不同类型制度复杂性的案例分析显示,通过加强国际制度建设、推动核心成员国利益趋同、提升"体制选择"或"体制转移"过程中的成本等方式,国际制度复杂性为东亚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行选择。这一观点也是对近年来讨论颇多的东亚地区"制度过剩"提法的商榷。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制度过剩"的提法并不能准确把握制度复杂性的内涵。为此,一方面,为了推动东亚合作,需要研究中国既有的关于国际组织外交政策的延续与调整问题;另一方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制度增加、扩散的机遇,追求自身利益的做法,及其对地区格局以及中国和平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需要给予应有的关注。     

退出的政治:美国制度收缩的逻辑

国际关系研究在聚焦大国利用国际制度扩展权势的同时,也日益需要关注"制度收缩",即大国频繁退出或威胁退出国际制度的现象。美国的制度收缩有着基本的政治过程逻辑: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能为制度收缩打开时机窗口,有力的借口能塑造正当性和合理性,而对退出成本的权衡则决定了制度收缩的具体形式。即使美国总统特朗普有着"非传统"特质,其主导的制度收缩仍然适用于这一分析视角。特朗普上任时的国内政治状况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收缩时机;基于国家利益和他者过错等借口,特朗普得以合理化其决策;围绕退出的变更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复杂考量则决定了特朗普政府最终采取的制度收缩形式。制度收缩一方面可能帮助美国缓解压力、调适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可能削弱其声望和影响力,并诱导其走向过度收缩。尽管如此,当前各类结构性因素仍然能够对特朗普政府的行为起到钳制作用,制度收缩尚未成为美国长期的战略取向。与此同时,中国可能赢得良好的制度扩展机会,但仍应保持审慎态度。制度收缩并非静态、机械的政策行为,其长远影响取决于大国在具体情境下的操作以及彼此之间的复杂互动。     

人民币崛起的国际制度基础

2009年,人民币开启国际化进程,拉开了人民币崛起为一种国际主要货币的序幕,这被认为是21世纪继欧元诞生之后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事件。但是,国际货币地位的形成不仅仅是市场扩张的自然产物,还需要坚实的国际政治基础,这意味着人民币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也是一个政治和外交事件。国际货币的政治基础主要包括支持该种货币国际地位的货币伙伴网络和国际(区域/全球)货币制度两方面的内容。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在通过国内制度改革以释放人民币走向海外的市场活力的同时,也在通过积极有为的货币外交为人民币崛起夯实政治基础。具体到与货币相关的国际制度领域,中国的货币外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努力推动既有的全球性制度改革(简称"改制"),二是积极进行大规模的区域性制度建设(简称"建制")。由于来自在位货币霸权国美国的强力阻扰,既有全球性制度改革进展十分困难。中国在区域制度建设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分别是金砖机制下的货币合作、"10+3"框架下的东亚货币合作和上合组织框架下的货币合作,它们将共同为人民币崛起提供有效的区域制度保障。不仅如此,中国的"改制"和"建制"努力还为未来的国际体系预示了一个国际制度竞争的格局。     

观念、话语与制度演化：国际制度话语权理论与中国实践

制度话语权是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为保障利益、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力，通过言语行为而非物质对抗的方式参与国际制度互动，以影响国际社会对特定议程或问题的政策行动的能力。基于话语制度主义理论，文章搭建起以“观念—话语—制度”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以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互动为例，全面检视中国国际制度话语权的实践进程。分析发现，制度演进与行为体观念密切相关。观念映射与话语嵌套机制是行为体通过话语将观念因素导入制度结构的核心手段。在制度创设、制度参与和制度竞争的不同阶段，通过上述机制的运用，行为体得以将政策性、程序性和哲学性观念以特定方式和限度融入制度话语体系，将自身话语优先转化为政策行动的参考依据，从而提升在特定领域的国际制度话语权。作为现行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很大程度得益于对国际制度的深入参与。对制度话语权理论的再探索有助于弥补现有理论认知的不足，为深入理解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的现实挑战提供启发视角，亦有助于为中国探索构建全面系统的国际话语权提升战略提供有益启示。     

国际制度的“武器化”:解析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制度选择

国际制度的“武器化”缘于大国利用国际制度以实现本国私利的倾向。它是一国基于对制度收益的权衡，针对竞争对手所采取的一系列国际制度行动。美国为应对中国崛起实施的国际经济制度战略进一步彰显了国际制度“武器化”的趋势。自美国对华态度从“接触”转为“竞争”以来，奥巴马、特朗普与拜登三任美国政府在“竞赢中国”这一相同战略目标下选择了迥异的国际制度行动。这种差异缘于他们权衡个人选举利益和国家战略利益之后所形成的不同制度战略偏好，进而塑造了其能够实现自身目标诉求的有效方略。奥巴马在较小选举压力下能够着重追求战略利益，全力推动旨在“规锁”中国的TPP谈判；特朗普发动的对华“贸易战”是选举利益主导下以制度破坏方略对中国进行的直接打击；拜登试图在选举利益和战略目标之间保持平衡，从而创新国际制度，利用制度组伴方略推出IPEF这一区域合作架构，在最大程度上保全自己选举利益的同时选用新型“制度武器”助力同中国的战略竞争。     

中国如何在国际制度中谋求声誉——与王学东商榷

王学东的<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一书值得学术界重视.该书认为,崛起国的声誉可以传达维持现状的意图,避免遭到他国制衡,冷战后中国之所以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是为了获得声誉,以便减缓结构压力,避免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联合制衡.不过,王学东对国家声誉概念的界定有一些模糊之处,对国家声誉和国际制度之间的相关性的分析也存在一些不足;在检验假说的过程中,案例选择也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这些问题损害了王学东的理论的解释效力,也难以说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究竟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声誉,中国所获得的声誉是否有助于实现避免他国制衡的安全战略目标.本文试图修正和发展王学东提出的基本概念和命题,认为国家参与的国际制度的类型不同,获得的声誉的政治影响也不同,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制度才有可能建立安全合作领域的声誉.传达维持现状的意图,避免他国的制衡.     

中国如何在国际制度中谋求声誉——与王学东商榷

王学东的《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一书值得学术界重视。该书认为,崛起国的声誉可以传达维持现状的意图,避免遭到他国制衡;冷战后中国之所以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是为了获得声誉,以便减缓结构压力,避免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联合制衡。不过,王学东对国家声誉概念的界定有一些模糊之处,对国家声誉和国际制度之间的相关性的分析也存在一些不足;在检验假说的过程中,案例选择也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这些问题损害了王学东的理论的解释效力,也难以说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究竟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声誉,中国所获得的声誉是否有助于实现避免他国制衡的安全战略目标。本文试图修正和发展王学东提出的基本概念和命题,认为国家参与的国际制度的类型不同,获得的声誉的政治影响也不同;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制度才有可能建立安全合作领域的声誉,传达维持现状的意图,避免他国的制衡。     

国际规范、团体认同与国内制度改革——以中国加入FATF为例

国际规范是国际社会中具有约束力的规则集合体。具有较高权威性的国际规范形成了规范团体。规范团体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行动空间和行动效力。为了加入规范团体、获得成员资格,国家需要进行国内制度改革以达到规范团体的准入标准。面对国内利益集团等社会力量的各种利益诉求,政府需要为引入新的规范和理念、开展制度改革而进行国内动员,通过媒体的作用引导社会舆论,达成支持改革的共识。为了加入FATF,中国通过学习《40+9项建议》的规则,进行了全面的国内反洗钱制度改革。     

后美国时代的权力结构变迁与国际制度改革——基于八国集团改革的理论思考

权力结构与制度变革的关系探讨历来是国际问题研究的核心之一。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权力结构进入一个后美国时代,权力的分散但非匀质化是其显著特征。本文认为,制度改革是权力结构变迁过程中的合理性诉求,结构的变迁会对原有制度框架内的支配国和受益者形成某种改革压力。另一方面,权力结构变迁的长期性决定了制度改革的继承性和包容性。从总体上看,世界权力关系的变迁将会导致国际规则的调整和完善,倾向于制度的不断演化而非完全替代。     

大国经济外交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基于中美经济外交战略及其互动分析

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国经济外交互动是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演进的重要力量。通过经济外交手段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近百年来大国通常的做法。文章通过梳理二战前后美英两国经济外交博弈及其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权力的关系发现,美国经济外交及其政策对于塑造和维护其国际政治经济的主导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是经济外交战略运用的后起之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外交助推中国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融入者转变为建设者、改革者乃至成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塑造者。由于特朗普政府实施"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外交路线,中美双方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互动的针对性和竞争性会进一步强化,中国需要与美国在相互调适中争取更大的制度性权力空间。     

跨越环境主权: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的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理解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演进的因果机制，需要梳理其中结构性因素与历史性因素对制度变迁的综合作用，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变迁大致经历了萌芽期(1977—1992年)、调整期(1993—1997年)和深化期(1998年至今)三个阶段，先后表现出强调国家环境主权、重视国家环境责任、打造地区环境共同体的阶段性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生态主义潮流的同频共振、从环境权利到环境义务的观念转变和多元国际行为体的参与构成了制度变迁的结构性逻辑。1997年亚洲烟霾危机的爆发、1999年东盟扩员的关键节点、“东盟方式”延续与扩散的路径依赖、治理制度的弱约束性，以及东盟国家成本—收益认知差异性的历史否决点，构成了制度变迁的历史性逻辑。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有助于整体性把握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和发展方向。     

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中心主义＂

与“社会中心主义”理论视角下“印度现代化进程缺乏领导力量”的结论不同，本文认为，在“主权塑造”和“国家建设”两个现代化阶段，国大党始终是主导印度国家制度变迁的组织力量。国大党领导的印度现代化进程符合“政党中心主义”的特点，其经验启示：在后发国家革命型政党主导国家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只有社会基础广泛的人民性政党才能...     

现代历时性/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的结构性权力变化分析

国际体系变迁是当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于界定标准的差异,国际体系变迁类型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区分。本文中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两种类型的国际体系变迁,是以时空标准来进行区分的。由于这两种类型的国际体系变迁存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连接关系,因而这种归类有助于避免机械地将"体系本体转型"与"体系要素转型"割裂开来。在作为国际体系基本单位的不同——同质性与异质性——国际行为体之间,其结构性权力变化、结构性权力的持续时间和稳定性,以及结构性权力来源领域的相对重要性等,在这两种类型的国际体系变迁中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现代历时性/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的结构性权力变化充分体现了这种差异。如果当今正在发生的是又一次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即从现代国际体系到后现代国际体系的变迁,那么其对新型国际体系的结构性权力变化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制度变革与政策选择——基于国际公共资源分配问题的理论分析

近年来,大量出现的国际组织及其相关协议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与国际制度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国际制度种类繁多,其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方式也多种多样。文章认为,国际制度关于分配结构的变革影响了国家的政策选择。分配结构可以分为追求效率的市场型分配结构和公平优先的权威型分配结构。市场型的分配结构决定了国家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力和偏好最大程度地获取权力与资源的收益,权威型的分配结构则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等政治权威对权力与资源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和调节。在给定的国家偏好下,制度分配结构的变革改变了国家的收益,进而决定了国家行为体不同的政策选择。     

能力分配、制度共容性和战略关注度:冷战后亚太多边经贸合作制度构建的成败分析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以经济合作制度为主的各类制度建设迅速发展,并嵌入到地区秩序中,这些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程,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来看,地区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制度需求、制度构建和制度的维持与深化三个阶段,不同因素在各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具体而言,在亚太地区,能力分配、制度共容性和霸权国对地区的战略关注度这三个变量对于地区经贸合作制度构建的成败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文章将后冷战时期的亚太制度变迁分为四个时期,通过考察各个时期内最具代表性的制度来检验上述理论假设。文章认为,当地区内大国力量对比悬殊时,只有同时具备较高的霸权国战略关注度和较强的制度共容性时,地区合作制度的构建才能成功;当地区内力量对比接近时,地区合作的路径会趋于多元化,具备较高的霸权国战略关注度或具有较高共容性的地区合作制度的构建都可以获得成功。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在霸权国对地区合作的战略关注度下降和大国力量对比接近时,要推动当前地区经济合作,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更多着眼于地区合作中的互利共赢。     

试析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基础

俄罗斯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是否具有持续性,存在很大争议。本文从制度的视角分析了迄今为止的经济转型对俄罗斯当前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我们认为,2000年以来俄罗斯市场制度环境的基本稳定和制度规则的进一步调整是当前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因素,能源因素、国内消费因素和经济政策因素通过制度基础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因此,俄罗斯当前的经济增长将具有持续性。     

转型经济研究中的制度分析范式

从制度层面来看,转型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多样化的制度安排,促使对转型经济的研究越来越倾向于用产权与制度变迁分析代替所有制分析,然而,与产权和制度变迁分析不同的是,所有制分析由于注重交易关系背后的生产关系,注重社会演进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因而更具科学性。但是混合经济的出现对所有制分析范式提出了挑战,在开放的体系下,融入新的政治经济学是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管理投资自由化:美国应对日本的直接投资

本文分析了1985～1993年间美国对日本直接投资挑战的应对。文章借助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代学者创立的利益—制度分析框架,从国家、国内以及国际三个层面阐述了美国的应对之道。美国联邦政府、州以及地方政府在对待日本直接投资方面有着不同的目标函数。对联邦政府而言,保持国家安全与国家竞争力之间的相互协调的相对获益考虑,是其对日本并购性直接投资采取严厉措施的主要原因.而对州及地方政府来说,增加税收和扩大就业等经济方面的考虑,则是其欢迎日本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在国际层面上,日美跨国公司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并由此在乌拉圭回合催生了国际直接投资制度。日美两国政府和各自的跨国公司试图通过国际制度来协调两国利益冲突,并通过建立国际性制度来扩展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