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认同与地区秩序建构——兼谈中国新安全观在建构东亚秩序中的作用

观念认同对地区秩序建构有着重要意义。观念认同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进而改变或影响行为体的行为,在地区秩序建构中起到了"路线图"和"粘合剂"的作用。地区行为体之间的观念认同决定了它们互动的形式和态度,界定了地区秩序的自我属性,框定了战后地区秩序的建构原则,因而成为建构地区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首倡的新安全观与东盟主张的地区规范产生了积极互动,推动东亚观念结构由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进。     

中美在“南海行为准则”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与政策互动

本轮"南海行为准则"磋商部分源于中美南海战略竞争加剧的状况,也是近年来中美南海博弈的重要议题。中美两国对"准则"的认知受其议题身份、利益关切和政策偏好的影响而存在诸多差异,并在基于本国认知向东盟各国施加影响,展开一系列政策互动,以塑造协商进程。两国政策互动呈现出以竞争性互动为基本属性、非直接与非对称互动为主要模式、主导议题为核心目标、身份认同为互动效果的基本特点。历经三个阶段的互动与博弈,中国极大程度上排除了域外干扰并掌握"准则"磋商的主动权。特朗普政府对"准则"问题的干预以舆论唱衰、串联域外大国为主要趋势,中国应在"准则"协商中进一步构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推动南海走向海上良序,并合理管控中美南海分歧与竞争。     

理性偏好、共同体意象与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建构

理性偏好与共同体意象是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生成的重要变量,其相关研究为理解不同国际制度性话语权背后的文化差异及建构逻辑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建构,也是其理性偏好与共同体意象不断碰撞、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中西方不同的理性偏好对应不同的共同体意象,进而导向不同的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建构实践。西方个体理性思维建构了国际合作的"功能型共同体"。功能型共同体系个体利益诉求的拼凑与叠加,难以生成持久的互补利益与共同身份,最终形成了当代西方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格劳秀斯困境"。中国关系理性思维则建构了国际合作的"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已形成一定共同体感的新型国际制度安排,重视自我利益与他者利益的互依性与同构性,其进行的"孔子改善"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西方制度性话语权面临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关系理性调和个体理性,以命运共同体补充功能型共同体,以"孔子改善"开解"格劳秀斯困境",是当代国际制度性话语权走出西方困境、获得真正的全球价值的必由之路。     

韩国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研究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领域的新共识。韩国作为东北亚地区落实议程的先行者,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相关制度安排融入了国家治理进程。一方面,在国内层面确立了韩国国家治理的目标和国家政策规划,体现了国际制度在国家治理层面的内化进程。另一方面,在国际层面形成基于全球倡议与利益共同体的框架模式,体现出行为体的自主选择性和与全球议题的关联性。可以说,制度内化和全球倡议成为韩国国内外政策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良好对接的重要支撑。     

国内规范、国际规范与中欧规范互动

国家规范应当被区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国内规范是指国家在国内治理的过程中应如何行事的理念和规则。国际规范是指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应如何行事的理念和规则。中国与欧盟的差别不仅体现在双方认同的内外规范不同,也在于双方传播这些规范以影响世界上其他行为体的方式不同。中欧的规范分歧最突出地表现在人权与主权等国内规范上。在国际规范上,如中国的多极化与欧盟的多边主义,双方的分歧要小得多。规范互动尽管给中欧关系发展带来了不少问题,但对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影响也具有积极的一面。     

中法学术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及原因探析

"一带一路"是中法学术界都十分关注的议题,但由于双方在信息获取、价值观念、历史经验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也有着显著的不同。具体而言,中法学术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集中在"一带一路"是地缘政治战略还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是宽泛模糊的计划还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框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国内利益国际化还是打造命运共同体、是为了成为全球发展治理的楷模还是实现民族复兴,"一带一路"将加剧中欧竞争还是促进中欧合作、"一带一路"发展过程中设立的制度规范是替代性的还是补充性的六个问题上。缩小中法学术界的认知差异还需要长期的努力。     

参与、接受与建构——以1997—2005年中国参与东盟地区论坛的规范建构为例

在1997年到2005年的8年中,中国全面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在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的外交活动中,不断提出积极有效的建设性提案,推动了地区规范和秩序的建构,为论坛的发展和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全面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建构进程,是对东盟方式接受的基础上自身负责任大国身份确立的结果.     

国家间网络安全竞争的特点

网络空间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网络安全问题逐渐从技术层面向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各个层面扩展。在数字时代,国家间网络安全竞争的焦点是科技竞争、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以及网络安全能力的建设。从华为事件到委内瑞拉电网遭受网络攻击,再到脸书公司推出举世瞩目的Libra加密货币,既可以看到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领域和工具,也可以感受到非国家行为体权力不断扩大对国家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展望未来,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会与现实空间的权力博弈产生复杂的双向互动,其进程的走向将取决于技术与权力两种逻辑的互动结果。     

非对称软制衡:理论构建及对中国崛起的影响

中国崛起是21世纪影响国际关系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国内外学界对此进行了丰富且卓有成效的理论探讨.然而,现有研究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如为何原本选择与中国进行合作的国家(政府),会因其国内非国家行为体对中国实力和行为的认知变化,转而对中国表现出制衡倾向并采取抵制行动.为何非国家行为体带有民粹主义特色的民族主义认知能够致使两国双边关系急剧恶化.为此,文章改变了传统的以国家权力政治为核心的单一互动制衡,以非国家行为体制衡的主观能动性为自变量、以所在国政府跟随响应度为中介变量,构建由非国家行为体发起、通过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复合互动,因观念(认知)差异而导致的非对称软制衡理论,并选取五个典型案例加以验证.     

欧盟与东盟的规范互动及其利益拓展——“规范性力量”的视角

拓展利益是全球化时代各国的重要战略目标。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的国际行为体，扩散规范是其拓展利益的重要方式。欧盟在与东盟的规范互动中，以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为动力，推进经济关系融合；以增进互信和共同安全为目标，加强政治与安全合作；以人本理念为倡导，提升欧盟文化与国际影响力；以民主与人权为内核，推广欧盟核心价值观。在与东盟的规范互动中，欧盟不仅拓展了自身的利益和影响，而且显示了区域间主义发展的新方向和新特征。随着国际秩序与国际格局的深度调整，欧盟规范性力量的基础出现松动，规范扩散的多边主义环境发生变化，东盟的规范需求与区情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尽管欧盟的规范性力量在双边关系互动中仍具影响力，但欧盟也需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作出积极调整，不断探求契合欧盟与东盟关系发展的路径和方式。     

主导性国家与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兼谈美国重返东南亚对建构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影响

当下,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正面临着重重阻碍,主要表现为规范难以建立、制度难以生成和国家间集体认同的单薄。与此同时,2009年后美国开始执行的重返东南亚的外交策略对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以上两方面的因素都影响着东盟安全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基于此,本文认为,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性问题在于主导性国家的缺失;而美国对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的强势介入在短期内有利于安全共同体的推进,但长期来看却会阻碍主导性国家的确立从而不利于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     

日本国家发展战略推进中的社会舆论动员

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一个不应忽视的重大事实:在横跨新旧世纪的十余年,日本的思想舆论界在"新民族主义"政治思潮的激情中已极富成效地完成了社会舆论的"共识动员".在此过程中,政治领袖和社会精英借助媒体不仅实现了对自身国家发展战略的议题建构,还确立了国民内部对华的广泛共识.日本经过长达十余年"共识动员"所达成的"国民合意",其大部分内容尚未全面实施,今后随着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加速推进,各项政治诉求的陆续付诸行动,中日两国在地缘战略利益上的对立冲突有可能进一步升级.     

东盟协调性主导与东南亚灾害管理合作实践

印度洋海啸之后,东南亚逐步建立起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灾害管理合作机制,但在多边机制之外也不乏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区域外行为体的双边合作,因此有观点质疑东盟的作用和多边机制的有效性.本文试图分析东南亚灾害管理合作的多元多重机制,探究东盟的角色和作用.在反思既有规范研究并借鉴国际实践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在缺乏规范认同的情况下,务实合作可以为规范平衡提供可能性和过程动力.东盟发挥知识资源和关系网络优势,在不同规范之间进行策略性平衡,通过实践层面的灵活应对来缓和规范竞争,在区域灾害管理合作中扮演协调性主导者角色.而过程主导模式使东南亚灾害管理合作呈现出一种多元多重的地区架构.在缅甸风灾和台风“海燕”这两个标志性案例中,东盟运用软性权力弥合分歧、协调斡旋,切实主导和促进了区域灾害管理合作.     

网络安全治理的“东盟方式”

网络安全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地区组织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东盟在网络安全治理方面积极探索治理之道,初步形成了"东盟方式"。它将网络安全更多地视为网络犯罪问题,并将网络恐怖主义归为网络犯罪;充分尊重成员国的互联网主权,偏好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主要采用声明、宣言、总体规划和行动计划等较为松散灵活的制度形式;采取"最小限度的组织性",没有应对网络安全问题的常设机构,只是松散的合作框架;非国家行为体在东盟网络安全治理的过程中虽然有自己的声音,但影响有限;与域外大国进行网络安全对话,开展网络安全合作,但仍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中国古代分裂格局中的“统一性规范”——以宋、明两朝历史为例

本研究试图借鉴国际关系研究中对规范结构的关注,从社会学角度和体系层次来理解国家的战略行为。行为体间的规范结构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因此,对战略文化的研究不能代替对"统一性规范"的研究。统一性规范兼具管制性与建构性效用,并使分裂格局中各分立政权进行"正统"身份的建构,使之保持争取国家统一的进攻性行为。基于以上视角,本文选取宋、明两朝的历史来验证统一性规范两种效用的存在。本研究对于解释当代中国的战略逻辑有一定意义,有助于澄清西方学界和政界对当代中国战略行为的误解,有利于我们论证当代中国与周边政权建立和平关系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国家能动性与公共卫生治理规范的本土化——以泰国参与东南亚公共卫生治理为例

公共卫生治理规范在东南亚的本土化充分体现了国际规范的核心特征和地区特色,有效推动了东南亚地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提升。同时,这也说明地区内国家能动性是影响规范本土化的重要变量,公共卫生治理是国家能动性与规范本土化双向建构的结果。以泰国为案例,一方面,泰国在促使本地区接受国际规范核心特征的同时,充分考虑到地区敏感性和特色,为公共卫生规范在东南亚的本土化找到了一条有效的实施路径,提供了思想基础、智力支持和遵约保障;另一方面,泰国也在推动规范本土化的过程中获得了规范性权力和地区领导力,在地区内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权力形态。泰国参与东南亚地区公共卫生治理的实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了中小国家治理经验对于地区的重要性,也为优化东南亚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了探索路径。     

多元竞争环境下的马来西亚政治生态

本文旨在分析马来西亚近期政治生态中的若干重要变化,并对竞争环境下马来西亚政治行为体的行为规律进行探讨。本文认为,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正处在从威权政治向多元竞争型政治的快速转变过程中,政治上的生存—发展策略主要是绩效竞争、政治结盟、话语动员。     

国内进程、不对称互动与体系变化——中国、东盟与东亚合作

本文从中国—东盟关系以及东亚体系文化的转变这一问题出发,试图建立一个地区体系文化转型的理论模型。本文提出,推动地区文化转型的过程有两个:一是地区大国的国内进程,尤其是国内观念和规范层面的变化;二是地区大国与地区其他国家的互动,包括互动内容和互动方式。本文假设,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的变化导致地区大国在对外交往中与他者的互动方式和互主身份发生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地区大国与地区制度主导行为体的关系变化,如果大国在上升过程中能够与该行为体进行不对称互动,让其主导互动过程,并使互动的物质和规范收益向其倾斜,就能与之实现相互认同,并进而在此过程中被地区制度社会化,从而推动建设和平与合作的地区体系文化。本文以中国、东盟与东亚合作为案例对假设进行了验证。     

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的缘起及其运作——兼论中国的立场与作为

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是东盟为进一步深化同对话伙伴国在非传统安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等问题上的讨论与合作而建立的安全合作机制。这一会议机制具有三大特色:第一,坚持东盟的主导地位;第二,要求大国的政治承诺和对规范的认同;第三,追求务实的安全合作。东盟通过运用议题设置、制度建设、决策程序等诸多手段维持其主导地位,并通过政治承诺与规范认同的方式协调大国行为。由于东盟缺乏必要的物质实力,大国对于政治承诺与规范认同的漠视使这一会议机制面临失灵的风险。东盟在建构规范约束其他大国行为的过程中,其自身也被建构的规范所约束。这为中国通过影响规范创设进而影响东盟决策提供了切入点。中国可以通过加强与东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影响这一会议机制的议题设置,也可以将这一会议机制作为在新时代调适中美关系的抓手,推进与亚太其他国家的务实安全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发展脉络与经验启示——基于建党100周年的审视

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奋斗实践,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已成为一项系统工程伴随其发展的全过程。意识形态话语权作为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一个子系统,对维护国家政权稳定、有效引导社会发展、正确规范个体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值此建党百年之际,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发展和建设过程中争夺、探索、提升、升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百年历史进程,能够获得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启示。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要加强和完善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主体的建设,拓展和丰富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广度,探索和创新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载体的运用,以及实现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场域的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