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差异、双向互动与全球性规范建构——以网络安全规范的建构为例

传统研究基于单一理性假定,提出了一种单向互动的规范建构模型,即规范倡导者通过塑造接受者将个体知识确立为共有知识。然而,现实中经常出现不同倡议间相互竞争,以及规范倡议与最终确立的规范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形。若从异质性出发强调行为体的能动性,则规范建构表现为不同的个体知识相互融合形成共有知识的双向互动过程。行为体的能动性通过两个机制导致多元倡议竞争的出现——行为体对议题的认知差异,以及对议题中规范建构的高度敏感性。在多元倡议竞争过程中,规范建构通过行为体之间双向性的认知调整完成,最终规范作为一种有限度的共识兼顾了各方偏好。在网络安全规范的建构过程中,各国基于自身偏好提出了一系列倡议,继而陷入了长期的倡议竞争。网络安全形势的持续恶化使得既有认知遭遇适当性危机,各方在反思与调整过程中开始形成有限的共识。     

观念认同与地区秩序建构——兼谈中国新安全观在建构东亚秩序中的作用

观念认同对地区秩序建构有着重要意义。观念认同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进而改变或影响行为体的行为,在地区秩序建构中起到了"路线图"和"粘合剂"的作用。地区行为体之间的观念认同决定了它们互动的形式和态度,界定了地区秩序的自我属性,框定了战后地区秩序的建构原则,因而成为建构地区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首倡的新安全观与东盟主张的地区规范产生了积极互动,推动东亚观念结构由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进。     

编者的话

本期的三篇论文均试图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规范建构视角讨论中国和东亚的历史与现实命题。刘兴华研究了国际规范与国内团体认同及相关法律制度的互动关系,剖析了政府为获得国际规范团体的成员资格,如何通过引入新的规范理念和引导社会舆论来达到国内共识。他以中国加入FATF为案例,揭示了中国为实现尽快加入FATF这一对外目标,在国内推动相关法律制度改革的过程。程晓勇从规范的纵向与横向传播两个维度探讨了东盟规范的传     

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与安全化理论——以艾滋病被安全化为国际威胁为例

目前的国际规范研究往往未能将它的生命周期及其动力很好地结合起来。尽管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有着自身的特殊逻辑,但在全球化迅猛发展、同时民族国家仍占据着国际关系主导地位的环境下,国际规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仍与国家的安全相联系。因此,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与一项国际议题本身是否被安全化或非安全化有着很大的联系。随着"安全"被泛化,通过话语行为将一项议题安全化为"威胁",就可能导致一项国际规范的产生、普及乃至内化。当然,这种安全化努力必然会遭遇反对,而这就为非安全化和该国际规范的遭侵蚀奠定了基础。目前有关艾滋病的国际规范证明了这一理论论说。当然,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将一些无须用"威胁"来表达的问题拉出威胁—防卫逻辑循环的怪圈,从而创建更为全面与平衡的国际规范,而非仅以"安全"作为判断标准。这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规范视角下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

201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文章通过分析中国与东盟从遵规到立规的变化过程,认为25年间东盟是以融合的方式、由辐射的途径、借支点的结构规范了中国的行为。文章尝试将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具体化,使"和"文化理念与东盟融合的方式相通、"一带一路"战略与东盟辐射的途径对接、"亲诚惠容"政策与东盟支点的结构交融,为地区性国际组织与区域大国的互动,提供一种具有东盟特色并包含中国智慧的解释路径。通过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与东盟间的规范方式和规范方向,将双方共同规范地区秩序的方法可操作化,实现由东盟规范中国,向中国与东盟共同规范地区秩序的转变。     

国际规范的国内化:国内结构的影响及传播机制

本文对当前规范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国际规范的国内化——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文章首先介绍国际规范研究的学术历程,以及国际规范国内化研究产生的原因。其次,着重讨论影响国际规范国内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干预因素——国内结构,包括国内制度、国内利益和规范匹配。最后,文章讨论了国际规范经由什么机制而传播到国内,并探讨了激励机制与社会化机制在规范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后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之间的转化关系。     

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声誉考量——对陈寒溪之学术批评的回应

本文是对陈寒溪博士《中国如何在国际制度中谋求声誉——与王学东商榷》一文所做的回应。本文先进一步澄清国家的"声誉"与"威望"两个概念之间的根本性区别。之后,本文解释了中国在参与国际制度中的声誉考量:在结构性压力下,为了避免受到遏制,崛起中的国家具有建构良好声誉的动力,积极显示自身的意图,采取相应的行为来宽慰其他国家,从而消减被遏制的可能性。既然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困境不可能彻底消除,那么中国之所以通过参与国际制度塑造自己的声誉,主要目的是竭力避免成为体系主导国家集团的遏制对象。最为关键的是,中国积极参与人权与安全制度的两个案例充分说明,中国既不采取制衡战略,又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跟风。本文认为,《商榷》一文的价值在于,促进了对国家声誉研究的精致化、层次化与多样化。     

俄罗斯的边缘化身份及其对外交的影响

冷战后,俄罗斯在与西方国际体系的互动过程中,由于其利益诉求得不到足够的满足,从而对该体系产生抵触、敌意与愤怒。为了获得西方国家的关注与尊重,俄采取对内加强"俄罗斯思想",对外积极参与多边机制的战略,并借重能源与军事优势来重振大国地位。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反西方体系"行为又引发了西方的敌视与孤立,俄边缘化身份在互动中得以建构;反过来,该身份又促使俄罗斯进一步采取"反西方体系"的外交行为来消除不安、焦虑与恐惧,双方冲突由此产生。     

“俄罗斯北方”:当代俄罗斯北极大国身份的学术话语建构

与北极相关的国家身份建构,是现阶段俄罗斯海洋战略、北极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核心议题。"北方研究",是当代俄罗斯学术界围绕北极空间开展的区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北极正在成为后苏联时期俄罗斯重新定义国家身份的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正在被塑造为一个"世界上最为独特的北极大国"。而以北方研究为代表的"学术北极话语",是这一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俄罗斯学术界通过不断重复使用"俄罗斯北方"这一核心概念和基本话语,采取用"北方"代替"北极"的策略,从而获得一个更为广泛的自然、精神空间范畴,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北方话语体系"。北方研究学术话语与官方政治北极话语、媒体北极话语、企业北极话语一起,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维度共同建构俄罗斯北极大国的国家身份。     

东盟规范的演进及其对外部规范的借鉴:规范传播视角的分析

规范是建构主义兴起后国际关系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规范传播是规范研究的重要内容。现有的规范传播研究多集中于规范在组织内的纵向传播以及由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的横向传播,并在这两个维度上探讨规范的传播机制与传播战略。东盟规范根源于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本地经验并借鉴了部分外部经验,伴随着东南亚地区合作的形成与发展而逐步生成和不断演化。东盟规范的演进过程同时体现了规范的纵向传播以及横向传播;从"小"东盟到"大"东盟,体现出东盟规范的纵向传播;东盟规范在东亚地区主义中的作用和影响则体现了东盟规范在更大范围内的横向传播。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盟在借鉴的基础上对部分欧洲安全规范进行了本地化,体现出外部规范对东盟的横向传播。无论是东盟规范的向外传播还是东盟对外部规范的本地化,都体现出东盟不断适应形势变化、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需要。     

体系·国家·社会·个体——中国外交的分析层次

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中国学者的学术使命及民族关怀不断增强、中国外交现实政策需求的推动下,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呈现出理论意识、主体性、规范性以及方法论意识等特点。笔者运用层次分析方法,把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分为体系、国家、社会与个体四个分析层次,以此来考察中国外交研究领域的进展及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理论多元主义、具体案例研究、实证主义与反思主义的并重,以及行为体与结构间互动,理应是当代中国外交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重要环节。     

欧盟经济外交的特点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多层治理结构下的欧盟对外决策主体具有多层性和多元性特点。为了规范联盟治理体系和增强联盟对外行动能力,欧盟通过不间断的制度变革来实现联盟的"善治",这种"制度依赖"进而外溢为欧盟经济外交的规制性特征。在制度规范下,欧盟独特的集体决策模式使欧盟成为"易守难攻"的"欧洲堡垒"。受欧盟制度结构和决策机制影响的欧盟经济外交特点,逐渐成为影响中欧经济外交的内生变量。本文选取中欧纺织品争端、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和中欧光伏争端作为案例,分析了欧盟独特的制度结构和决策机制如何影响欧盟经济外交行为;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应对策略提出了相关建议。     

“对冲”与“楔子”:美国“印太”战略的内生逻辑——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

文章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构建一个双层博弈分析框架,综合体系层面美国国际霸权护持与单元层面特朗普政权权位护持两个方面的考量,将"印太"战略理解为"对冲"与"楔子"两种战略的混合体。特朗普政府在给定的国内外条件下,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同时对华采取"对冲"战略,这样既避免了直接战争,又以加强联盟等手段制衡了中国;既保持了对华贸易,又以贸易战、技术争端等方式阻遏了中国产业升级并缩小了逆差。而在"美国优先"要求减少国际义务、国力有限且无法集中于亚太等给定条件下,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只能通过"楔子"战略离间、强化中国与其他印太大国间的固有矛盾,使它们既代替美国抗衡中国,又对美产生更大的安全与经济依赖,从而使美国以较低成本护持霸权,同时巩固特朗普政权。对此,中国不妨外松内紧:在话语上选择性参与"印太"建构,关键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替代之;在内线,继续采取守势,对美安全上维持和平,经贸上有节制地反击;在周边,以"一带一路"等政策抓手释放确定性以拉拢东盟并化解与其他"印太"大国的矛盾;在外线,加强与俄罗斯、伊朗等国的战略协作,增强美在东欧、中东的战略压力,从而变相缓解正面压力,为度过"崛起瓶颈期"重塑有利的外部环境。     

西方国家主流媒体“中国国防透明度”报道研究

近年来,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国防透明度"的新闻报道及认可程度并未因为中国国防透明度的显著提升而出现"正向相关"。通过对相关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可以看出,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对中国国防透明度的认可程度与其国家同中国的政治友好程度"正向相关",而与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的媒体实力"反向相关"。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对中国国防透明度的新闻报道主要受到价值观念、刻板印象和国家利益等因素的影响,使其对中国国防透明度的新闻报道呈现一种层次性,不同类别的国家对中国国防透明度的评判态度明显不一致。因此,中国国防透明度的建构迫切需要与国际传播紧密结合起来,即实现自我塑造与他者建构的契合。     

规范争论与协商介入:中国对不干涉内政规范的重塑

自主权国家普遍确立以来,不干涉内政作为现代国际体系的核心规范一直不可动摇。然而,冷战结束以来的人权规范尤其是"保护的责任"规范却正在动摇不干涉内政规范的核心地位。面对不干涉内政规范遭遇的理论挑战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现实需求,中国必须发展出既满足中国现实利益需求又符合国际社会需要的全球治理学说。基于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传统的"协商介入"治理路径正在成为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结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均无法恰当解释中国外交这一规范重塑行为。协商介入治理路径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规范创新与重塑,从以争论性逻辑为基础的规范争论视角出发,方能给出恰当的解释。     

国际关系中的“关系”理论与“后华性”实践

在国际关系研究文献里,20世纪末发生了"关系"转向,不同知识社群之间展开了一种以"关系"为主题的学术对话。每一个国家在行动的时候,都必然表达出国家的身份认知,而这种国家的身份认知已经包含在该国的历史、地缘关系脉络里早已形成的与其他行为者及地缘生态之间的"关系"。这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在国家身份中已然具备的"关系性",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大家都拥有的"共同性",可以促成彼此接受,确保国际秩序。"共同性"可进一步分为"前置共性"和"即兴共性"。前置共性是在自己意识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影响自己身份认知的某种与他人或环境之间的共性,这方面的讨论常见于英语的文献里。即兴共性是一种策略性的身份战略与角色安排,是在实践一种为了营造共性而不断开展的"后身份",从中国的角度看,这无异于是为了在他人的身份中开辟"中国性"或"华人性"而调整自己。如此因应他人而不断调整的后身份,在概念上无法加以定义,因此需要通过建立一个"后华性"的研究议程,追踪国家或地区行为者之间如何营造并识别彼此共享的中国性或华人性,以有利于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对难以捉摸的"即兴共性"进行实证研究。     

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的缘起及其运作——兼论中国的立场与作为

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是东盟为进一步深化同对话伙伴国在非传统安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等问题上的讨论与合作而建立的安全合作机制。这一会议机制具有三大特色:第一,坚持东盟的主导地位;第二,要求大国的政治承诺和对规范的认同;第三,追求务实的安全合作。东盟通过运用议题设置、制度建设、决策程序等诸多手段维持其主导地位,并通过政治承诺与规范认同的方式协调大国行为。由于东盟缺乏必要的物质实力,大国对于政治承诺与规范认同的漠视使这一会议机制面临失灵的风险。东盟在建构规范约束其他大国行为的过程中,其自身也被建构的规范所约束。这为中国通过影响规范创设进而影响东盟决策提供了切入点。中国可以通过加强与东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影响这一会议机制的议题设置,也可以将这一会议机制作为在新时代调适中美关系的抓手,推进与亚太其他国家的务实安全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文明开化”政策与明治日本国家“文明体”建构特点

国家作为行为体,由显性的"组织体"与隐性的"文明体"交织构成。"文明开化"作为日本明治维新三大政策之一,配套"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等国家"组织体"建设,成为近代日本国家"文明体"建构的重要内容,自上而下改变了日本民众的观念意识,对于明治日本的近代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迄今为止,对于明治维新及其"文明开化"政策的研究多集中在历史学领域,在其基础上引入心理文化学理论工具聚焦"文明开化"政策,可发现明治日本国家"文明体"建构三大特点,即强调"神国""皇国"优位的绝对性;重视国家间的序列性;建构封建军事资本主义国家的迷幻性。     

全球治理视野下欧盟规范力量探析——以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权改革为例

近年来,国际组织代表权改革日益成为欧盟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规范力量面临的重要课题。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权问题的案例研究表明,欧盟身份的复杂性使之在这一问题上既表现出支持相关改革的意愿,又因自身的既得利益、法律地位和治理结构的制约而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围绕欧盟对外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代表权和对内逐步统一代表权的争论是一个国际体系、地区和成员国层面的三重博弈过程,也是欧盟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关于自身规范力量身份的建构过程。     

欧洲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再探究——以荷兰、法国和德国为例

本文聚焦当代欧洲劳动力市场的"灵活保障"模式,首先概述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的理论,然后梳理和比较荷兰、德国、法国三国近几十年来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改革的政策实践,进而分析"灵活保障"模式在不同国家的适用性及其差异原因。本文研究发现,欧洲"灵活保障"模式在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应用并不总能取得同等效用,相同政策模式在不同社会协商类型和政治文化背景的国家中呈现截然不同的改革效果。欧洲一体化在社会层面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