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正郑先武的文章讨论了"亚洲安全观"的制度构建问题。面对日益复杂化的区域安全形势,亚洲迫切需要一种能整合现有多边安全制度并赋予其更大有效性的整体安全理念和制度框架。中国提出的"亚洲安全观"倡议顺应了这一现实需要。郑先武基于亚洲历史经验的规范框架和制度安排,以亚洲区域整体作为分析层次,提出了"亚洲安全观"的制度建构路径设想,并对中国如何通过"中国经验"与"亚洲经验"之间的共生关系在此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提出了     

微区域安全及其治理的逻辑——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大湄公河微区域”安全为例

微区域是区域合作新的实践重点。以"跨合区"和"经济走廊"为代表的跨境合作在全球方兴未艾,我们将此类跨境合作界定为微区域合作。文章以微区域安全及其治理的逻辑为研究中心建构微区域概念,建构包含微区域与"宏—次区域"的"大区域",以此为基础将微区域安全分为内部安全与微区域间安全,并通过对安全"内渗"与"外溢"效应的分析,探究微区域安全治理的逻辑。文章将"一带一路"视为一种"大区域",将"大湄公河次区域"视为一种微区域,在上述概念与分析框架基础上探究"大湄公河微区域"安全及其治理的逻辑。文章认为,安全既是"大湄公河微区域"产生中的固有要素,也是其当前发展的瓶颈,在"内渗"与"外溢"效应下,"大湄公河微区域"安全治理的关键在于要以中国—东南亚间的规范协调为基础,以在"大湄公河微区域"与"澜湄合作"对接中建构微区域安全规范为重点,最终获取中国参与微区域安全治理的合法性。     

印度尼西亚与南海海上安全机制建设

南海及其邻接周边是海上安全机制云集之地。对印度尼西亚而言,后冷战时期南海争端的凸显时值其谋求并巩固区域大国地位的关键时期。此间印尼逐渐在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中发挥核心作用,即通过安全机制建设通联区域安全秩序内外建构,调处南海争端并建构相应安全机制成为印尼塑造区域安全能力的重要途径。文章通过对印尼独立主持的“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研讨会”的案例分析,指出该安全机制对南海争端具有针对性;其形成与运作综合了印尼的国家与区域安全观,是印尼实践安全战略与政策、协调区域主义与大国角色的工具,对南海海上安全机制以及印尼建构区域安全机制起到了协同补充作用。     

区域大国与区域秩序建构——东南亚区域主义进程中的印尼大国角色分析

区域大国与区域秩序建构之间的关联是新近区域大国研究的重点。文章在批判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将中等强国身份融入区域大国身份及区域秩序建构的新综合分析框架,借以分析印尼如何在东南亚区域主义进程中塑造大国身份并建构区域秩序。新综合分析框架指出,区域大国是实力、认知与能力实践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能力实践是区域大国塑造大国形象并建构区域秩序的主要过程。区域大国能力实践就是协调国内政治、自我对区域秩序的目标、区域伙伴的态度和因应以及域外大国的认可和影响四者间关系,并从内外双向建构区域秩序的过程。文章基于此分析框架,通过对印尼在东盟、"不结盟运动"及G20等机制内区域大国实践的案例分析,揭示了印尼在区域自主秩序建构中,从次区域政治大国逐渐发展为区域大国的过程,并分析了其中印尼对东南亚区域秩序内部建构、外部建构与内外建构通联所起的作用。     

区域合作、利益协调与机制设计——基于泛珠三角与东盟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

在区域经济利益协调机制的建设进程中,政府是推动区域合作的组织机制,具有内生动力功能的是市场机制.在泛珠三角和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处于初始阶段的约束条件下,评价和激励机制对象应该主要针对区域合作中的地方政府,如果缺乏政府间的协调机制,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和资源配置规律决定双方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结局可能是差异性发展和掠夺性竞争.促进泛珠三角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必须注意避免无序竞争,扩大区域市场范围,确立利益协调机制与政府规制的边界,从而降低区域交易成本.与此同时,尤其需要制定与实施带有路径依赖性质的制度安排:规则约束机制、信息合作机制、绩效激励机制、利益补偿机制.     

制度对冲——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东盟护持“中心地位”的一种理论解释

冷战结束后，区域合作兴起，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居于“中心地位”。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美国为了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对中国发起战略竞争。美国推出“印太战略”,建立竞争性的地区合作制度，制造地区对抗，对东盟的“中心地位”构成严重挑战。文章尝试构建“制度对冲”理论，解释大国竞争背景下东盟护持自身地区合作“中心地位”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东盟通过“疏离”和“接触”对冲中美各自主导的区域制度，并以“结网”和“引领”对冲高度不确定的地区秩序。这些发现丰富了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对冲理论的研究，还有助于中国理解中小国家集团应对大国博弈的行为逻辑，提升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水平。     

网络安全治理的“东盟方式”

网络安全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地区组织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东盟在网络安全治理方面积极探索治理之道,初步形成了"东盟方式"。它将网络安全更多地视为网络犯罪问题,并将网络恐怖主义归为网络犯罪;充分尊重成员国的互联网主权,偏好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主要采用声明、宣言、总体规划和行动计划等较为松散灵活的制度形式;采取"最小限度的组织性",没有应对网络安全问题的常设机构,只是松散的合作框架;非国家行为体在东盟网络安全治理的过程中虽然有自己的声音,但影响有限;与域外大国进行网络安全对话,开展网络安全合作,但仍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从“最低限度介入”到“有条件积极介入”:论中国对阿富汗政策的调整

阿富汗素有"帝国坟墓"之称,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应尽量避免过多卷入阿富汗问题,尤其是安全事务方面。然而,中国现阶段采取的"最低限度介入"也不能帮助解决阿富汗问题,有必要调整为"有条件积极介入",即:以不单边军事介入、不干涉阿富汗内政和尊重阿富汗人的意愿为原则。在地区安全方面,中国应积极构建中美俄印巴大国安全合作机制,发动五国力量共同提供区域公共安全产品;在外交方面,中国应坚持以双边调解和多边斡旋为主,借中巴、中伊(朗)良好的双边关系以及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独特地位多方协调,形成稳定有效的双边谈判机制和多边协调机制,并将阿富汗纳入上合组织;在经济方面,中国应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中巴经济走廊等机制加大对阿经济援助促进阿富汗经济可持续发展,切实提升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社会与文化方面,中国可为阿富汗提供可供借鉴的社会管理模式和改革经验,致力于促进中阿两国的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使两国的友谊深入民间;同时,始终保证积极介入的底线所在,以便践行周边外交优先理念,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防范"金德尔伯格陷阱"。     

印太视域下的中、美、印海上地缘博弈——表象与实质

新世纪以来,伴随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地区影响力等方面的群体性崛起,印太这一地缘概念被赋予更加贴合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现实的重要意义。以中、美、印三国为代表的区域大国更倾向于将印度洋和太平洋视作统一的地缘战略区域而纳入国家大战略进程,并作用于具体的外交政策实践,进而塑造出印太地区大国间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战略生态环境。而印太特有的地缘特征,使得单一国家难以依靠自身实力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借助提供公共产品等方式确立自身在地区的支配性优势地位。因此,构建以地区大国协调和合作安全理念为核心的复合型地区海上安全架构,成为维护印太海上安全秩序的必然选择。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法两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合作研究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提出了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建绿色丝绸之路的构想。在中法《联合声明》中,两国元首提出要共同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挑战。基于《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法两国作为生物多样性的大国,可以共同担负起维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责任和义务,更为有效地履行相关议定书的要求,在不同领域和层面开展深度合作。其次,中国可以借鉴法国《生物多样性法》的立法经验,以制定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相对应的国内法。同时,中国还可以学习法国开展区域合作的方式,从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率先在南海和中亚等区域签订"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公约"及其议定书,建立区域合作机制。     

“欧洲学期”机制探析

"欧洲学期"机制是欧盟为应对和克服主权债务危机而推出的一项深化和扩大政策协调、完善其经济治理的重大改革举措。本文通过对"欧洲学期"机制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与创新、其初期效果以及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的分析,认为该机制虽然在政策有效性和合法性上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在制度设计上具有明显的创新和突破,标志着欧盟财政协调制度向前迈进了实质性的重要一步。     

论印度在中国“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倡议下的战略困境——以“边缘人”为理论基础

作为全球排名前两位的人口大国和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在经贸方面有着巨大的互补性以及良好的合作基础,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但是由于印度对中国表现出了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导致了两国在各个层面的交流与合作磕磕绊绊,这种现象尤其在区域合作层面最为明显。在这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以区域合作为趋势的时代背景下,印度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和潜在威胁的政治思维方式是不成熟和不可取的。文章采用了文献研究的方式,以"边缘人"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印度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倡议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是否使其陷入,以及如何陷入"边缘人"的战略困境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建议。     

东南亚区域安全治理研究:理论探讨与案例分析

冷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地区既是国际安全研究的热点,也是区域研究的重要个案,"东盟方式"受到学界关注。"后殖民主义"和冷战研究的相关理论不足以解释东南亚的安全治理。鉴于此,文章把安全治理纳入区域治理研究的视野中,提出区域治理的概念和理论,结合区域建制、区域大国和区域连结之间的变量关系,来分析区域协调和区域管理机制在东南亚的运作。柬越战争和东帝汶危机是东南亚安全治理中的重要事件,文章通过这两个案例分析了东南亚区域安全结构的演化并验证了相关理论,对影响东南亚区域安全治理的变量提供了有现实意义的学理分析。文章认为,东南亚区域安全治理的成功既是大国协调的结果,也是东盟建制化和安全化的结果,区域连结是东南亚区域安全治理的重要指标和评估依据。     

美国与新大国协调机制的构建:以七国集团为视角

新大国协调继承了传统大国协调通过外交会议、协商来决策的方式,治理领域由传统的军事安全扩展到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等多个领域。从新大国协调的起源看,美国作为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开始起领导作用。本文通过考察"七国集团"的治理结构,发现美国领导下的多国合作是新大国协调最有意义的制度创新。这种一国领导、多国合作的特点不同于历史上的传统大国协调的治理体制,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多边安全治理机制。由于这种领导的存在,新大国协调产生了明显的治理效果,主要包括:形成美国意志主导下的大国共同立场、应对国际危机的大国集体反应、其他大国对美国身份的认可以及美国对其他大国分配治理任务。     

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

二战后期美苏主导下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为战后形成美苏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历史机遇。雅尔塔体系的基础是大国利益的重合与战略协调,但美苏之间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质性致使双方的战略互疑不断升级,导致美国重返欧洲与苏联形成对抗。在斯大林采取移植苏联体制和激活"世界革命"机制的背景下,亚洲"中间地带"的革命"溢出"了雅尔塔体系,一个并非事先"计划"的区域性政治变动将美苏引向全面冷战。当前中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与战后苏联已有很大区别,中美两国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建立起合作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避免走向新的"冷战"。     

非对称性报偿结构如何影响地区合作——基于对南亚区域合作进程的分析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南亚区域主义的特点是进展缓慢、效率低下、合作机制经常性停摆,同时地区大国印度也未能在区域化过程中淡化与邻国间的敌意、构建区域信任。针对南亚区域主义相对失效的问题,本文尝试以非对称性报偿结构为分析视角,展现南亚区域主义中的三类行为体——地区大国印度、地区强国巴基斯坦和地区小国——在区域合作中的策略变化及其对区域合作的影响,以此解释停滞甚至是逆向的区域化进程是如何形成的。报偿结构决定了区域主义参与国初始策略的稳定性,而在区域化过程中,参与国报偿结构的不对称性影响了它们能否以及如何改变原有的策略选择。对于南亚的区域合作,印度、南亚小国和巴基斯坦分别怀有僵局、胆小鬼和相对弱势的僵局博弈参与者的偏好,它们的报偿结构呈现出了非对称的特点。在南亚区域化进程中,印度与南亚小国、印度与巴基斯坦分别形成了“恶棍博弈”和不对称状态下的“僵局博弈”。两个混合博弈组显示,区域主义不仅不必然改善各国在区域合作中的收益,策略的交叉也可能逐渐演化为所有参与国更加倾向不合作的僵局形式。因此,面对“重复的失败”和“争端的溢出”两个区域主义困局,只有各国重构报偿结构、突破安全主导型的合作逻辑,区域主义才...     

编者的话

正本期有两篇文章重点讨论了中美二元格局下的亚洲地区秩序和构架建设。徐进认为,二元格局下中国的崛起困境难以依靠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来缓解。他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兼容中美大国战略及其对中小国家的政策,兼顾制度约束力和灵活性的东亚地区安全架构?该文构想了一个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东亚安全合作"四轮"架构,对于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研究具有一定启发。马荣久主要从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洲"两条线索研究亚洲地区体系,揭示了在中美权力转移进程中,地区体系对于大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身份认同和政策选择的塑造。这一研究有助于思考如何缓解中美权     

澳大利亚“印太”战略观:内涵、动因和前景

澳大利亚是"印太"概念的主要倡议者,是较早将"印太"地区正式纳入官方安全利益关切的国家。将澳大利亚与印度或印度洋联结是澳大利亚"印太"战略观一以贯之的主线。中印的共同崛起、美国"重返亚洲"以及"中等强国"抱负是澳大利亚重视"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因素。印度经济的崛起、印度洋重要性上升及其衍生出的北澳大开发需要是澳大利亚直接关注"印太"地区的地缘经济因素。此外,相对于"亚太"而言,"印太"的叙述框架更有利于澳大利亚缓解身份认同焦虑。文章指出,澳大利亚内部对"印太"的战略内涵及其重要性的认知并不完全一致:"亚太第一派"基本否定"印太"作为澳大利亚新的战略地理空间;"印太最小主义派"强调利用印度制衡中国,维护"印太"均势;"印太最大主义派"强调中美日印的大国协调和共治;"印太功能主义派"强调减少能源和海洋安全联结产生的战略对抗,追求"印太海洋共治"。目前特恩布尔政府的"印太"战略思路倾向于"印太最小主义派"。探讨澳大利亚"印太"战略观的演变有助于中方更好地理解澳大利亚的利益诉求和战略走向,更加准确地把握和调整"印太"时代的中澳关系。     

“亚欧会议十年进程:回顾和展望”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7月1-2日,"亚欧会议十年进程:回顾和展望"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同济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外交部负责亚欧会议事务的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并做主旨发言。来自北京、上海的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学者共30余人围绕亚欧合作进程和亚欧会议前景、亚欧会议与其他亚洲区域合作机制之间的关系、亚欧会议与相关亚欧间合作机制的关系以及中国在亚欧合作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诸多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具体建议,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亚欧会议的制约因素     

“一带一路”与东亚“西扩”——从亚洲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构建的视角分析

文章从对当前欧美亚这三个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经济集团考察出发,认为基础设施、产业关联和市场制度这三个基础条件构成了区域经济增长机制。依据不同发展阶段或内外环境,这些基础条件都有可能在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构建与扩展进程中起主导作用,并最终形成不同的区域经济增长机制。东亚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正处于向亚洲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扩容和转型的路径选择时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包含了对这一转型的路径设计和相关资源等公共产品,指导思想是从补齐地区基础设施"短板"入手,将基础设施联通作为构建亚洲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主导路径。这一思路明显有别于东亚原有以产业关联为主导构建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路径,也不同于当前世界多数地区以市场制度建设为主导构建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路径,为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突破和实践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