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安全观”制度建构与“中国经验”

"亚洲安全观"从理念转化为行动需要基于亚洲历史经验的规范框架和制度安排。文章将亚洲区域整体作为核心分析层次,阐明了二战后亚洲区域合作实践进程中所积累的以"亚洲方式"为核心的"亚洲经验",包括区域自主、不干预、非武力、尊重主权、共识性决策和非正式的渐进主义等。以这一宏观区域实践为背景,文章提出一种亚洲大国协调和合作安全相融合的"一轴两翼多节点"的"亚洲安全观"制度建构路径。其中,"一轴"着眼于区域总体安全的亚洲大国协调;"两翼"即上海合作组织等"中亚中心"和东亚峰会等"东盟中心"的合作安全;"多节点"即各种次区域或微区域合作机制。三者分别构成这一区域安全新架构的"基点"、"重心"和"支点"。文章在最后阐明了亚洲区域安全合作进程中的"中国经验",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海精神"、"软安全"、"软法律"、主权平等及尊重多样性等,揭示了"中国经验"与"亚洲经验"的共生关系及中国在"亚洲安全观"制度建构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评析

在全球化、区域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成为影响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最为主要的障碍之一。本文分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现状及其影响,并探讨了大湄公河次区域非传统安全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之道。     

中国—东盟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创新

梳理中国—东盟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可以发现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创新具有以下特点:发展导向与规则创立相结合;软硬结合、灵活有效;智库探索与政府决策相结合;互学互鉴与取长补短相结合;地方探索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现有机制与创新机制相结合。但也存在诸多问题:理论层面研究不够,缺乏理论指导;制度化建设不够,有效性不足;机制叠床架屋,协调性不够;政治互信欠缺,发展动力不足等。中国需要加强区域秩序与区域治理的理论研究,提出中国—东盟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的理论建构;承担提供区域与次区域"公共产品"的主要责任;促进中国—东盟区域合作机制的整合与升级,提升制度化水平;充分发挥智库和地方政府构建次区域合作机制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积极探索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发展模式,实现效益最大化。     

非传统安全与中国—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关系——以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开发问题为例

本文论述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的开发既有利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安全,但又会引发利益冲突,这一问题的安全化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安全化是各方利益相互博弈以达成妥协的过程,也是一种合作安全的社会建构过程。通过安全化,在横向关系上,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国家彼此间展开利益的讨价还价而逐渐达成妥协与合作;在纵向关系上,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权益得到国家的关注。但本文也同时指出,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水资源开发争端最终走向去安全化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它与安全化过程构成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建设与中国的参与

经济走廊建设是推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的重要发展战略,其核心是将次区域交通走廊的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结合,把交通走廊转变为经济走廊。2008年6月,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论坛在昆明正式成立,标志着GMS交通走廊将逐步发展成为全面成熟的经济走廊。本文认为,经济走廊建设是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重要路径和突破口,同时也是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重要形式,并将对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毒品：“金四角”区域经济合作的“黑色屏障”

毒品：“金四角”区域经济合作的“黑色屏障”郭健初近年东南亚地区迅速崛起的“金四角”次区域经济合作，给予中国西南地区以更多的参与机会，该区域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将显现出来的积极要素，对参与该区域合作的任何一方都将带来更大的利益。尽管目前研究人员对“金四角...     

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的难点与突破

泛北部湾合作是在中国-东盟10+1框架下的一个海上次区域经济合作,与陆上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一起,构成了中国-东盟的全方位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泛北优势在海,范围广,潜力大,但困难和挑战也大。合作的突破在项目。南宁-新加坡走廊、中国投资参与东盟东部增长区发展、北部湾经济圈等项目的推进将惠及所有泛北成员。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要主动和率先崛起,成为泛北部湾次区域的经济合作核心区。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提出建立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合作基金,为泛北合作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安全困境"与印度对华战略逻辑

虽然客观的物质要素是造成安全困境的根源,但主观的心理要素对安全困境具有弱化与强化的双重功能,是导致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能否超越"自然率"的一个重要因素。物质性要素,特别是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所构成的威胁,与非物质要素,特别是意图不确定和认知不对等所塑造的观念共同作用,导致了安全困境的产生,进而影响了不确定性下行为体应对国际环境变化与追求国家利益的对外战略选择。当前,中印共同崛起带来的双方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认知不对等以及印度单方面敌意身份的建构所形成的安全困境,塑造着印度对华战略逻辑以及对华政策中的"有限合作"与"摇摆"特征。为此,中印关系包括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应适度考虑印度的安全诉求,努力推进贸易与投资合作为主体的双边与区域合作。当区域经济合作的需求达到一定程度,陆地的重要性就会凸显出来,从而使次区域合作中的安全困境得以弱化。     

新东亚区域主义发展及其影响

东亚区域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表现为东南亚次区域主义的发展.第二阶段是从90年代中期至今,其特点包括:区域主义由东南亚发展到整个东亚;经济合作与政治、安全合作同时发展;开放性与板块性并存;东盟发挥主导作用与中、日逐渐愿意承担更多义务同在;开始构建东亚认同的进程等.东亚区域主义发展将使中日两国可以更多地在区域合作框架内处理相互关系,以开放的区域主义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在东亚形成"反独促统"的区域框架.     

"峰会年"看澜湄地区制度竞合

澜沧江—湄公河地区合作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正在日益复杂化。2018年作为"峰会年",可以为评估该地区的制度竞合提供有效的视角。通过提出参与成员是否具有排他性、主导成员是否为同类型国家、议题领域是否重叠、合作内容是否涉及"高级政治"、目标原则是否具有外向性这5个维度的指标进行系统评估,并对中国、日本、越南和泰国四个关键国家的互动进行案例分析,文章发现,澜湄地区合作制度之间的竞争被夸大了;澜湄合作与日本—湄公河合作互为主要的竞争对象,但前者是被动跟随而非主动挑起竞争;柬老越发展三角、柬老缅越合作与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也相互竞争,但后者正在取得优势;澜湄合作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湄公河委员会之间不会出现"制度达尔文主义"。     

“水外交”视角下的中国和下湄公河国家跨界水资源合作

在跨界水资源合作与国家间"水权力"矛盾与日俱增的背景下,国际机构和部分国家开始重视"水外交",并将其视为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中国与下湄公河国家在湄公河跨界水资源开发中的争端也急需通过"水外交"来解决。本文在对"水外交"研究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将"水外交"定义为"一国政府围绕(跨界与非跨界)水合作项目和‘软水产品’的开发和利用问题,通过技术和社会双层举措来进行解决的外交实施方式",并以此为切入点,通过三个案例分析阐明中国与下湄公河国家跨界水合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同时指出中国"水外交"实施不足的具体原因。本文认为中国应通过完善"水外交"体系,建立水资源合作利益共同体,借助"水资源综合管理"、第三方评估机构以及实施积极有为的"水外交"对外策略,来应对湄公河跨界河流开发中的内外困境。     

特朗普政府北极事务“安全化”政策及其实践

特朗普政府的北极政策秉承"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将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行动视为对美国的"挑战",否认气候变化是导致北极问题的主要因素。基于此种认知,特朗普政府的北极政策特别注重美国国家安全和国土安全的维护,对北极事务进行"安全化",注重加强美国在北极地区的能力建设,但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则明显滞后。特朗普政府的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北极事务的国际合作,为北极治理增添了地缘政治竞争的色彩,不利于北极事务的善治。     

区域大国与区域秩序建构——东南亚区域主义进程中的印尼大国角色分析

区域大国与区域秩序建构之间的关联是新近区域大国研究的重点。文章在批判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将中等强国身份融入区域大国身份及区域秩序建构的新综合分析框架,借以分析印尼如何在东南亚区域主义进程中塑造大国身份并建构区域秩序。新综合分析框架指出,区域大国是实力、认知与能力实践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能力实践是区域大国塑造大国形象并建构区域秩序的主要过程。区域大国能力实践就是协调国内政治、自我对区域秩序的目标、区域伙伴的态度和因应以及域外大国的认可和影响四者间关系,并从内外双向建构区域秩序的过程。文章基于此分析框架,通过对印尼在东盟、"不结盟运动"及G20等机制内区域大国实践的案例分析,揭示了印尼在区域自主秩序建构中,从次区域政治大国逐渐发展为区域大国的过程,并分析了其中印尼对东南亚区域秩序内部建构、外部建构与内外建构通联所起的作用。     

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联合执法的法律基础与制度建构

澜沧江—湄公河是联通中国与下游五国的黄金水道,在区域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湄公河流域频发的犯罪活动,尤其是2011年10月发生在金三角水域的惨案,将联合执法提上了区域安全合作的议事日程。事件发生后,中老缅泰四国通过开展联合巡逻执法恢复了湄公河的国际航运,但相关制度的构建仍在探索之中。四国应依据相关国际法原则,结合该流域的现实情况,参照其他流域和国家的实践,尽快签署联合执法合作协定。     

东南亚区域安全治理研究:理论探讨与案例分析

冷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地区既是国际安全研究的热点,也是区域研究的重要个案,"东盟方式"受到学界关注。"后殖民主义"和冷战研究的相关理论不足以解释东南亚的安全治理。鉴于此,文章把安全治理纳入区域治理研究的视野中,提出区域治理的概念和理论,结合区域建制、区域大国和区域连结之间的变量关系,来分析区域协调和区域管理机制在东南亚的运作。柬越战争和东帝汶危机是东南亚安全治理中的重要事件,文章通过这两个案例分析了东南亚区域安全结构的演化并验证了相关理论,对影响东南亚区域安全治理的变量提供了有现实意义的学理分析。文章认为,东南亚区域安全治理的成功既是大国协调的结果,也是东盟建制化和安全化的结果,区域连结是东南亚区域安全治理的重要指标和评估依据。     

欧债危机以来“德法轴心”的范式变化及其成因

"德法轴心"有效运行的条件在欧债危机以后发生变化,致使德法的合作范式也随之调整,两国联合领导的"代理人妥协"逻辑部分失效。近年来,德法在欧洲共同外交、安全与防务等"弱一体化"领域的合作进展增多,而对于涉及欧盟内部治理的财政一体化、难民分配等核心争议问题的共同回应则相对模糊,对外行动中的战术配合也基于不同的国家利益考量而难达默契。总体来看,德法妥协的实质多是"以法国之名,行德国之实",联合领导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未来的德法轴心应在保持象征性领导优势的同时,把握积极的倡议者角色,加强与欧盟机构及欧洲次区域集团的协调,以便从源头上化解德法领导力在能力与合法性方面受到的双重质疑。     

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的挑战

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所面对的问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既来自区域的自然地理,也来自区域的社会环境,还有执法安全合作所要面对的问题。执法安全合作所要面对的最直接的便是通过民间便道而聚集的跨国界人流与物流,而四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合作意愿程度、执法管控能力,以及国内政治局势都存在着差异,这些都对执法安全合作构成了巨大挑战。四国合作意愿的差异与四国受益差别直接相关,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种复杂因素渗入东南亚地区,使得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受到更大的不确定性的挑战。     

东南亚移民危机与移民治理:从“安全化”到“区域化”

继欧洲难民潮和北美非法移民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后,东南亚也爆发了严重的移民危机。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的将移民视为威胁的"安全化"行动不仅无助于移民危机的消解,反而加速了危机的升级,成为对地区稳定和东盟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挑战。认识到移民政策"安全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东南亚各国开始寻求加快推进移民的区域治理,由此产生了地区国家"安全化"行动与"区域化"进程两者并存的发展态势。然而,在区域化进程中,东南亚诸国面临治理维度发展失衡,政策行动上存在共识缺乏和能力制约等挑战。为此,东盟需要突破当前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安全化"反应模式,实现均衡治理和统一行动。作为东盟的重要邻国,中国应积极研究对策,加强多边合作与协调,维护地区稳定与国家安全。     

周边需求的视角:古代东亚体系中的区域公共产品

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天下"观念为基础的朝贡体制构成了一种存在于古代东亚体系中的区域性公共产品。文章通过区域间比较的视角和方法,分析了古代中国和周边国家或行为体对区域安全和贸易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问题。从供给的角度,文章发现,古代东亚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不仅包括古代中国,同时周边行为体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之中。从需求的角度,文章指出,作为朝贡体系下的四个次区域——中枢区域、小中华区域、游牧区域和曼陀罗区域——对经济贸易和政治安全两个领域的区域公共产品表现出了差异性的需求。进而,笔者指出,周边区域行为体对政治安全公共产品的认知与需求受到文化认同与战略信任两个因素的影响;而周边区域行为体对经贸领域公共产品的需求则更多受到域外成员竞争性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深刻影响。文章最后阐述周边视角下前现代东亚体系区域公共产品的历史启示与当代意义。     

论印度在中国“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倡议下的战略困境——以“边缘人”为理论基础

作为全球排名前两位的人口大国和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在经贸方面有着巨大的互补性以及良好的合作基础,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但是由于印度对中国表现出了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导致了两国在各个层面的交流与合作磕磕绊绊,这种现象尤其在区域合作层面最为明显。在这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以区域合作为趋势的时代背景下,印度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和潜在威胁的政治思维方式是不成熟和不可取的。文章采用了文献研究的方式,以"边缘人"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印度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倡议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是否使其陷入,以及如何陷入"边缘人"的战略困境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