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

苏联解体以来,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构建与巩固往往表现为三位一体的集合式路径——“去宗主国(俄罗斯)化”、“在地化”和“国际化”,其中“去宗主国化”为核心,“在地化”和“国际化”均构成一体两面的关系,而“在地化”与“国际化”则形成了相互补充的关系.三者在同一个政治场域(或在单个国家或在国家集合)内围绕具体议题密切互动,逐步培养出新的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以历史书写为例,中亚各国在后苏联时期的族史/国史重构的主线是加大对于主体民族辉煌历史及其英雄人物的塑造的“在地化”路径;其背后则是更突出的是“去俄罗化”取向,以清除昔日统治者的历史书写的记忆;加大对于世界史和国际史的书写和教学的“国际化”导向同样是为消解“苏联人”的身份认同,进而确立中亚国家身为独立行为体的事实.以政治空间的变迁为例,哈萨克斯坦新首都阿斯塔纳的建设以及中亚其他城市空间的变化都是各国政府有意识地利用其内的符号变迁塑造新的身份认同的手段.新的国家价值等被嫁接到新的空间内,阐明了与旧制度的断裂关系,以保证新的政治性质和新的国家图景得以实现.在教育领域,中亚国家的话语与政策迅速实现了从社会主义教育到趋于新教育体系的转移,国际教育的拓展成为清除旧体制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它们更加注重本土资源的外部依赖所在.伊斯兰复兴和国家重生在中亚国家成为相互交织的同步进程.对它们而言,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去俄罗斯化"与"国际化"的前驱,意味着一个国家自我识别的手段,一种将自身从莫斯科获取精神解放的工具,一种剥离共产主义体系和作为外国殖民统治标志的斯拉夫文化的门径.整体而言,苏联解体后,中亚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不再被视为由外部大国或某些集团选定的集体符号,进而被其用来主导地理世界上某些具体的地域,而是一个拥有自我动力、逻辑并在外部冲击下自主反应的、由单个国家组成的集体行为体.目前,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塑造伴随着三种一体化进程:一是曾经共属一个单一制国家或殖民帝国的新独立国家倡议的、初始阶段即已拥有较高程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依赖的维系式一体化;二是当下俄罗斯正在推动的捆绑式一体化;三是初显轮廓、前景远不确定的以欧盟为样本的聚合式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维系式一体化先验地暗含着退化性;捆绑式一体化则容易引发国家/民族构建与一体化本身间的矛盾,从主权让渡的自觉性视角看可能因主导大国的强制力而包含着一定的退步性;聚合式一体化因其照顾到成员国的平等地位和强调一体化演化的自然特征而具有进步性.这三种范式彼此共存,并且频繁地相互影响,直接造就了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总之,在原有的苏联身份终结之后,新独立的中亚五国通过时间(历史书写)、空间(城市和符号建设)和人(宗教与教育)的三重重构等方式,推动以"去俄罗斯化"和"在地化"及"国际化"互为表里的国家身份再造进程.与此同时,中亚国家也在努力建构自己的地区认同,但民族/国家认同与此构成的张力使得它们形成了碎片化的集体身份.     

东盟处理内部争端的原则、渠道和方式

妥善处理争端是政府间国际组织保持内部团结、谋求稳定发展的先决条件。本文对于在此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东盟组织在处理内部争端当中所遵循的原则，尤其是所采用的渠道和方式进行了探讨。指出，就渠道而言，其成员国处理彼此争端不是在东盟的组织框架内，而是在国家关系的层次上通过双边努力进行的；就方式而言，可以归纳为：“广泛协商，寻求一致”、“搁置争议”、“自我克制，互谅互让”以及“利用第三方从中调解”等四种。这些原则、渠道和方式对于东盟缓和内部矛盾、化解争端、保持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治理视域下制度现代化的理念塑造

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有关“中国之治”的探讨业已成为学术热点。作为一种新型国家治理体系,“中国之治”的本质就在于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并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与路径依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加强制度现代化建设,核心是确立正确的制度现代化价值取向,树立和强化制度人民化、制度民主化、制度法治化、制度公正化、制度科学化、制度合理化、制度协同化、制度公开化、制度稳定化、制度可行化等十大理念。     

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认同

本文分析了民族认同的建构,探讨了全球化对它的影响以及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对之重建的设想。民族认同的建构是民族国家进行文化融合与政治整合的过程,其要点在于民族统一与族裔多元的平衡以及文化与政治的良性互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认同受到身份相对化、流动化和竞争化的冲击,面临再造自我之使命。以族裔为根基、以民族为归依、以世界为关照的世界民族主义不失为可供选择的替代性认同,它既缓解了民族与族裔的矛盾,促进了文化与政治的相互协调,同时又呼应了全球化进程。以“柔性地理”、“主权部分让渡”以及“世界主义框架中多元文化主义”为特征的后民族国家将是其主要的推动者。     

文学的边界——福柯的文学“凝视”及其转折

福柯曾经一度十分迷恋文学，并且也写过大量的文学评论文章。可以说，文学曾经给予福柯极为深刻的启发。尤其是，福柯从巴塔耶、布朗肖那里发现了“异质”、“越界”和“外界”经验；而这些正是福柯一直孜孜以求的，关于“外部”的思想和体验。因为渴望自由，福柯通过文学和语言的“越界”，希望真正达到思想的自由空间。不过，上个世纪60年代末以后，福柯基本不再直接谈论文学；他转而谈论“话语”。在他看来，文学就是一种话语空间；它直接就是话语操作和实践。同时，福柯进一步认为，作为虚构的文学在本质上和真实的思考是趋同的。更重要的是，文学就是自由，就是反抗，就是“反记忆”。     

疯癫的沉默与理性的独白——解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

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所关注的并不是对于疯癫的治疗,而是要对疯癫进行考古学式的研究,要追问关于疯癫的知识和话语的历史建构过程。福柯认为,疯癫的历史只是一场理性的独白,疯癫自身却是沉默的。文章从分析福柯在历史研究中所运用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入手,通过考察福柯对人类社会中疯癫历史的真实再现,揭示了福柯对历史理性的颠覆和对传统历史观的瓦解。     

欧盟多层级治理体系中的德国利益集团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对民族国家行为体、政治结构与政治过程的“欧洲化”的研究,发展成为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而迄今为止,国内对于欧洲化的研究涉猎甚少。本文旨在通过研究欧洲一体化或者说欧盟多层级治理体系对德国利益集团特征尤其是对其组织结构和游说战略的影响,来弥补这一领域研究的匮乏。     

中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定位、取向及影响

冷战结束后 ,“加 (欧 )盟入 (北 )约”是中东欧国家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首要目标。从政治、经济、历史与地缘安全利益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中东欧国家将采取“亲美不脱欧”的外交选择。同时 ,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在中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短期内这些国家将使正在形成的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受到大西洋主义的影响 ;从长远来看 ,中东欧国家将因与欧盟的利益融合而加快“欧洲化”的发展趋势。     

米歇尔·福柯对雷蒙·鲁塞尔的解读

米歇尔·福柯 (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1 92 6-1 984)对理性、知识、主体性和社会规范的疑问和怀疑 ,对后现代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他的理论对当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不同的人都能够从中汲取到十分有益的东西 ①。在一生的创作和研究中 ,福柯给文学也留出了一个特别的位置。《词与物 :一种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不仅在题目上提到了文学问题 ,而且在作品中也对文学进行了极为深刻论述 ,尤其是从“词”与“物”的离合 ,知识范式的转型等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深入地探讨了“人学”。 …     

公共政策执行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表征与根本要求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执政战略和执政方法的重大跃升。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多重表征中,“治理高效化”是最基本的架构,而治理的高效化又有赖于迅速、有力且准确地执行制度安排,因此公共政策执行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表征。作为国家治理核心主体的政府,必须在执行刚度、...     

政治实力派、政治改革以及韩国民主主义

一　半世纪的民主化和主流政治实力派回顾一下韩国半个世纪的政治史 ,根据论者所强调的论点 ,可以得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和评价。韩国政治的半个世纪 ,既可以看做是“左”、“右”意识形态的斗争史 ,也可以视为实权派阶层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手中的权力而不断进行的政治游戏 ,还可以归纳为反共政治或权威主义官僚体制的产生及其发展的过程。刚解放时 ,韩国政治的主流实力派并没有继承过去朝鲜王朝的政治传统 ,而是模仿当时美国或欧洲等所谓“先进”国家的自由民主主义 ,试图在整个国家重新建设民主主义。尽管当时主流实力派冷静地重新反省过欧美…     

转型中的俄罗斯国家能力：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的分析（上）

苏联的解体和20世纪90年代的动荡导致了俄罗斯国家权力的流失。在30年的转型进程中，俄罗斯始终在推行国家重构策略，追求建设一个“强国家”。俄罗斯国家的重构策略可以从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两个角度进行考察。在政治制度方面，俄罗斯国家主动塑造了一个以联邦主体首脑为绝对核心的地方政治体系。在当代俄罗斯地方政治中，“州长”合并了苏联时期多个政治机构的权力与职能，“州政府”则成为州长权力体系的延展和辅助。为避免对“州长”的过度依赖，俄罗斯国家进行了复杂的制度设计保证对“州长”的权力进行分化与制约。一方面，俄罗斯国家在联邦主体层面设计了一个多层次的竞争结构，使纵向从联邦到地方层级，横向从政治、经济到社会领域的众多精英都能参与对“州长”职位的竞争。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家还通过上级与下属机关等正式机构，以及直管机构、派驻机构、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四类非正式机构实现了对“州长”权力的拆分。最终，俄罗斯国家塑造了一个治理者与治理工具相分离的治理模式。通过对治理工具的掌控，联邦政府就能灵活调整联邦主体首脑所拥有的权限和影响力，并对其长期持续性地施加压力。治理者与治理工具相分离的特征实际上正体现了俄罗斯地方政治制度的...     

文化、政治与腐败--关于亨廷顿论新加坡有效治理腐败原因的一点质疑

本文对亨廷顿关于新加坡有效治理腐败的原因提出了质疑.亨廷顿认为,李光耀及其政府的政治作为成功地改变了新加坡的文化,在文化已经西化的基础上,新加坡治理腐败取得了成功.但是,笔者以为,新加坡的文化并没有西方化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变化主要是表层和生活方式上的,而不是深层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的.从这种变化的原因来看,也并非主要是李光耀及其政府的政治作为所致,而是各种外在的挑战和内在的主客观条件所致.笔者还对关于文化与政治之间关系的不同流派的主流观点进行了评述.     

主体意识在韩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

主体意识是东亚意识的核心内容。主体意识崇尚自立和自强,它充分展现在自我、独立和自由意识之中。东亚社会“主体意识”的特点在于强调整体性的“主体意识”。也就是说,这种“主体意识”主张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自强。所以,具有东亚特点的这种主体意识,其核心是在强调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主体意识,在韩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剖析

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是法国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深刻,分析方法独特,研究对象多变,涉及哲学、历史、文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福柯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并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考古学和谱系学两大方法。因此,我们可以相应地把福柯的思想发展分为两个时     

公共权力与欧盟的软治理

去公共权力化分析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理论中的一个发展倾向。公共权力是指在一定范围内代表公共性施加强制或形成规范的一种力量。本文通过欧盟软治理案例来具体考察公共权力在欧盟治理中的作用。虽然一般观点认为,欧盟的硬治理主要由欧盟的公共权力推动,而欧盟的软治理主要通过治理参与方的自觉约束和自我认同来推动。但是本文考察后的结论是,即使在欧盟的软治理中,公共权力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本文认为,多中心治理不能排斥公共权力作用的发挥,而是需要以公共权力的发展作为补充。     

“五微共享、五联共治”: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以南京建邺区江心洲街道为例

基层党建在构建符合城市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在基层党组织的引导下,南京市江心洲街道抓住“中新国际生态科技岛”建设的机遇,创造性地进行了具有江心洲特色的“五微共享、五联共治”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探索。系统阐述“五微”“五联”的基本内涵,总结出其在职能定位、结构优化、机制整合和赋权保障方面的经验做法,并进一步探索现代化社区建设中党建智能化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的启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在批判的彼岸——评福柯权力论思想的演变

福柯的思想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紊乱多变的。而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他的《权力与知识》(Power and Knoledge)一文中发现福柯思想发展的辑逻“密码”。本文以福柯哲学的核心——权力论思想为主要对象,揭示其思想演变的内在辑逻。福柯思想发展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谱系学、考古学、伦理学、权力与知识。每一阶段的思想都为下一阶段的思想提供了构架性的准备。本文从方法论的怀疑主义、权力技术论与人本主义价值观、进步与“现在”、从谱系学期考占学、权力知识等几个方法,揭示了福柯从对知识的批判开始、超越传统批判,达到一个全新的批判的彼岸的进程。     

从科层制治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移——基于欧盟东部周边治理的分析

虽然"有效的多边主义"是欧盟推动全球治理的主要路径,但在周边治理中,欧盟仍然强调双边关系的重要性,特别重视与第三国公民社会的联系。欧盟不仅对欧盟新老成员国的公民,而且还对当前和未来邻国的社会凝聚力和经济活力保持关切。此外,欧盟更强调在周边区域内维护安全与稳定。欧盟已经展示出它在邻国建立制度性规范同时不扩大成员国数量的能力。与通过扩大政策实现的"规范外化"相比,欧盟通过邻国政策在周边建立的规范,在对象国不同部门中的适用程度存在差异,其贯彻执行更为松散。在现阶段,欧盟东部周边治理的主要特征为以条件性为前提的科层制治理正逐渐向水平化的网络化治理转移。     

西欧政党政治的危机与解析

有西欧现代政治核心之称的政党和政党政治 ,如今遭遇了一场从思想、组织、功能到运行格局的全方位危机。该危机不是由于传统政党的故步自封引发的 ,而是由于社会结构、时代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巨大变化 ,由于大众传媒、非政府组织等新中介的挑战以及主流政党的自我变革带来的。从整体上观察 ,该危机超出了“卡特尔政党模式”的限制 ,但本质上不是民主价值观的危机 ,而是政党这种民主机构在“民主社会民主化”过程中的危机 ,具有从间接民主向直接民主转型的性质。危机的发展方向带有某些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