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对华开发援助与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25年来,双边关系在各个领域都获得了长足进展,经济合作更是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而日本政府对华提供的官方开发授助(ODA),在中日经济合作中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日本前驻华大使国广道彦认为:“ODA已成为当前中日政府间合作的最大支柱”.     

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学术交流——以日本研究为中心

中日邦交正常化已过半个世纪，其间伴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和中日两国国内状况的变化，两国政治关系在波动中前行，而包括学术交流在内的文化交流成为促进双方沟通和相互理解的重要桥梁。以日本研究为切入点，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学术交流的主体和重要事件为抓手，尝试分析中日学术交流的过程、特征及作用，或为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提供一个视角。     

二战后初期日本民间掳日劳工遗骨送还运动

战后初期,日本民间14个团体组成的中国战俘殉难者追悼执行委员会为督促日本政府尽快解决掳日劳工遗骨送还问题,积极开展劳工遗骨调查、追悼活动,并与政府进行交涉,促成了一批劳工遗骨的归国。日本政府相对于民间团体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则呈现出"不承认""不作为""与政府无关"的敷衍态度。日本民间和平团体开展的掳日劳工遗骨送还运动推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正是因为战后初期特殊的国际局势与中日关系,致使掳日劳工遗骨归还问题逐步演变为战争遗留问题。     

从对民间因素的探询中谋求中日关系的发展

在战后近四分之一的世纪里,由于世界冷战格局及美国全球战略的影响,中日关系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经过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才排除了超级大国的控制以及意识形太的干扰,使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恢复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在战后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史上,中日民间交流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打开两国交往的大门,推动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以及促进两国关系全面,健康,发展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日时就提出:“中日两国的友好归根结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然而,1997年和2002年,朝日新闻社分别与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舆论调查的结果表明,90年代以来,中国人的对日感情急剧恶化,2002年9月的调查中,表示讨厌日本的中国人超过了半数。同样,日本人心中“中国观”的负面因素也在增加,对中国的亲近感不断     

日本华人社会的“定海神针”

5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构筑了一个让两国维系和平的制度。这个制度才是维系在日华侨社会发展、两国关系稳定的定海神针。进入9月,日本相继举办一些中日邦交正常化庆祝活动。这些活动,有的是日方主办,但多数是在日华侨团体主办。当下,中日关系微妙,尽管主办方多是民间,理应不受官方关系影响,但从实际情况看,气氛还是不如想象中的热烈。     

中日关系范式的建构主义分析——项关于日本身份政治的议程研究

中日两国关系目前处于较为密切的合作与紧张的摩擦之间动荡摇摆的态势。1978年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支柱,和平友好关系也是两国领导人共同努力的结晶。从目前的态势分析,两国间可以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和平,但友好合作的关系却日益受到挑战。本文拟结合中日关系沿革的历史轨迹及当今时代的困惑,以建构主义的观念化结构视角,通过分析二战后尤其是70年代以来日本国家身份的变化,来探索中日关系走出误区与困境的新范式,旨在帮助人们从全新的角度去把握未来两国关系的走向。     

2012年中日政治经贸合作的主要问题及应对之策

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并开启了中日政治交往和经贸合作的新时代，迄今已到不惑之年。这期间中日政治关系虽然经历了一波三折，但两国在经贸等方面合作总体顺畅，中日互为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量增质升，成果显著。但近年随着中国崛起，两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逆转，中日关系出现了以岛屿争执为标志的对立乃至对抗，两国经贸合作也...     

中日关系与韩国的外交政策(下)

自古以来中日关系的好坏在时空上都与韩半岛的安全、生存以及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冷战结束以来,在东北亚地区多强并立的国际局势中,中日两国同时加大了迈向世界大国的步伐,使得东北亚地区大国关系调整不断加快(日美同盟对中俄接近)。中日"大国意识"碰撞以及日本围绕"周边事态"问题推动普通国家化的对外战略,引起了中日关系的日益紧张。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日实力关系面临的结构性转折,就是两国实力关系趋于对等化,这是近年来中日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或者说"政冷"关系的主要根源。中日之间这种大国意识的碰撞对东北亚地区新国际秩序的形成,有着日益突出的影响。对此,韩国外交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就是韩国要成为"东北亚中心国家"以及"中日之间的均衡者"。这一看法说明韩国的安全、生存以及国家利益离不开中日两国关系走向这一维度。那么,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中日关系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对分析东北亚局势及韩国外交意义重大。     

中日文化交流与中日关系——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的中日文化交流为中心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和国家关系的发展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这期间的中日文化交流与两国政治学系发展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一、战后中日文化交流与中日关系的发展概况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日本一直没有承认新中国,追随美国政府推行敌视新中国的诋毁新中国的政策,致使中日两国不仅没能结束战争状态,连两国间的文化交流都中断了。为了促进中日相互了解,尽快改善两国关系,建国以来,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人民日报》不断发文向日本人民宣传中国政府的对日方针政策:“力求于尽可能的短期内,缔结共同的对日和约,以便早日结束对日战争状态,使日本人民早日获得民主与和平。”同时还向两国人民介绍相互的风土人情、社会政治。北京广播电台也开始了对日广播。在日本,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的基本方针

在中日关系的坚冰期，周恩来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民间外交方针，并制订了“民间先行、贸易入手”，“民间来往、官方挂钩”，“渐进积累方式”和“备忘录贸易”等发展中日关系的具体外交策略。正是周恩来倡导并大力推行的民间外交，使中日邦交正常化具备了日益强大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终使两国复交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开拓中日关系研究的新领域--评《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1972-2002)》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中日两国间曾一度陷入低谷的文化交流迅速复苏,近年来随着信息与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更是呈现加速发展的势头.客观而系统地分析与评价这一历史时期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不但可为日后中国在吸收与借鉴外来文化时提供有益借鉴,有利于中国学会更好地应对21世纪全球化和区域化所带来的多元文化间的冲击与交融,还将有助于深入探讨中日在全新的国际环境下在东亚地区的共生关系,促使两国通过平等和谐的交往增进彼此间的理解与互信.然而,这一意义深远的重要课题却长期未能获得足够重视,成为学术研究中的空白和缺憾.究其原因,不外乎学者们的习而不察和有意回避.     

中方翻译眼中的田中角荣

今年的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纪念。当年来华谈判促成此事的是坚持中日友好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中日复交谈判时,周斌先生是中方翻译。中国在日本东京建立大使馆后,他又担任驻日大使陈楚的翻译。由于工作关系,那几年接触田中的机会比较多。值此中日关系处于严峻局面时,周斌先生撰写此文,向读者揭示一个真实的田中角荣。     

论日本的朝鲜半岛政策与日韩邦交正常化

“二战”后日本总的朝鲜半岛政策就是“两个朝鲜”政策。以此为前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日本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采取了不同的具体对韩政策。20世纪60年代以前,处于战后复兴阶段的日本,为自身的国家利益考虑,在对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认识、韩国对日请求权、日韩渔业纷争、在日朝鲜人等问题上对韩采取了强硬政策。之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美国东亚政策的调整,日本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及配合美国的东亚战略的角度出发,搁置日韩在殖民统治认识问题上的争议,迅速着手解决影响当代日韩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韩国对日请求权问题和日韩渔业纷争问题,实现了日韩邦交正常化。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回望与思考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和正式生效,是继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关系史上又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它符合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和平友好的共同愿望,也符合两国人民和亚太地区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回望从两国关系正常化到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曲折过程,“反霸条款”问题成为条约迟迟未能签订的主要原因。在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决断下,中日友好终于结出硕果——成功地实现了缔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灵魂是和平友好,中心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条约的精神必须不折不扣地得到信守。     

中日经贸关系的新动向及发展趋势

在地缘政治风险增大、美国贸易保护趋势增强、中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日本积极促进国内结构改革的形势下,改善中日外交及经贸关系的重要性突显。进入2017年春季,中日关系出现向好迹象。钓鱼岛事件后低迷数年的中日贸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金融合作领域呈现企稳回暖态势,日本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发生积极变化。中日两国经贸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未来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将进一步拓展。     

甲午战争对当代中日关系的影响——“甲午战争以来的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侧记

2014年8月在大连市召开了"甲午战争以来的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在"甲午战争对当代中日关系的影响"议题方面有一些新特点。一方面,研究的视角不断扩大,在以两国政治关系为切入点的研究基础上又增加了经济交往、思想文化、计量分析等新的视角,使甲午战争对当代中日关系影响的研究趋向多维化。另一方面,研究理论与方法亦呈现多样化,由于该议题涉及近代东北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因此围绕战争对当代中日关系影响的研究,除使用传统的实证史学、比较史学等方法外,还多运用现代化理论、国际关系学、地缘政治学等相关专业理论进行了交叉研究。此次会议展示了国内学界有关甲午战争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处理当代中日关系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略论中日关系中的能源因素

能源因素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变量.20世纪以来,中日间的能源关系大致历经了两个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大肆掠夺中国能源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后中日间平等互利的能源合作时期.后冷战时期,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日本新保守主义的抬头,中日之间在能源安全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积极倡导中日间能源领域的合作不仅有助于改善两国关系,而且对维护东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1972-2002)》获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李文研究员著《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1972-200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获第四届孙平化日本学学术二等奖。《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1972-2002)》是国内第一部专门从文化方面研究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学术著作。“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是遵照已故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先生的遗愿,于1997年9月由宋庆龄基金会设立的,旨在利用孙平化先生生前、生后所得的各类捐赠和奖酬,支持中国日本学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奖励优秀学术成果,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本届评选的对…     

安全困境与中日关系

今年以来,由历史问题所引发的中日民间和官方之间的摩擦与对立愈演愈烈,中日关系 陷入了自1972年建交以来史无前例的困境之中。历史问题似乎成为横亘在中日关系之间 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在笔者看来,中日之间真正战略博弈的大幕才刚刚拉开,历史问题 只是浮现在中日关系表层上的冰山一角,潜伏在历史问题之下的中日安全困境才是导致双 边关系发生重大战略性变化的真正原因。显然,认清中日关系的实质,对当前在战略高度正 确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促进中国的和平崛起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 运用国际关系安全困境原理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对中日关系进行深度透视,揭示两国崛     

公共外交与中日关系

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民主化时代,对外决策深受民众和媒体的影响.日本民众对中国日益增长的不亲近感成为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障碍.对日公共外交旨在通过开展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活动加深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改善其对华态度.本文探讨了开展对日公共外交的主要内容、可采取的措施和应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