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国家·社会·个体——中国外交的分析层次

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中国学者的学术使命及民族关怀不断增强、中国外交现实政策需求的推动下,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呈现出理论意识、主体性、规范性以及方法论意识等特点。笔者运用层次分析方法,把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分为体系、国家、社会与个体四个分析层次,以此来考察中国外交研究领域的进展及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理论多元主义、具体案例研究、实证主义与反思主义的并重,以及行为体与结构间互动,理应是当代中国外交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重要环节。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为推进中国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探讨战略机遇期内的中国外交走向,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东方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亚欧研究中心和俄罗斯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讨会12月5—6日华东师大隆重召开。来自北京、上海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70多名专家学者,以及国内多家知名媒体,就“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新进展”、“多学视野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与当前国际态势”和“中国外交的理论思考”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中国周边环境新态势与周边战略新思考

2012年，环绕中国的四大战略方向均有异动，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领域、军事安全领域也有嬗变。中国亟待完善周边战略，升级“睦邻外交”，努力争取周边环境实质性好转与改观。     

冷战后越南的安全困境及其外交政策调整

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使越南陷入冷战后的安全困境。如何维护越共政权的稳定、如何走出经济社会的恐慌，越南内部展开激烈的争论。国际局势的剧变与安全困境的威胁迫使越南认识到时代特点已从冲突向和平过渡．已从对抗转向对话合作。从世界观，到经济领域，再到外交政策，越南逐步淡化意识形态，确立其“增友减敌”、“开放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外交...     

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动力与制约因素

近年来，德国安全政策呈现新态势，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这一新态势，促进了德国安全政策转型。在国家层面，德国突破“军事禁忌”,援乌武器，提升国防；在欧洲层面，德国促进了北约与欧盟防务嵌合；在国际层面，德国加强了对印太地缘政治与安全事务的参与。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形成的原因既是基于外部危机触发的“威胁认知”,也源于德国外交角色与安全观变迁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德国对“国际责任”与“权力政治”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盟友的期待也随之不断上升，德国外交角色从“文明力量”演变为“建构力量”,其中既有规范性力量底色，也有权力政治逻辑。然而，克制文化的遗存作用、政治精英的权力分配、经济成本高昂以及军事资源短板仍制约着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幅度与进度。中国应客观评估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在中美俄欧四方互动中，更加审慎地塑造大国关系。     

公共外交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冲击:一种分析框架

公共外交是指一国政府对国外民众的外交形式 ,它的活动手段包括文化交流项目、国际广播和互联网等 ,其主要表达形式是信息和语言。目前 ,学界围绕公共外交争论最多的是它的理论归属问题。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前提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 ,这一状态中冲突常有而合作不常有 ,从而使以信息和语言为主导、以非行为体国外民众为对象、强调“合作度”的公共外交难以获得概念上的支持。本文认为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 ,特别是愈来愈多的学者和决策者正把国际体系定义为“信息交流空间”而不是外部无序状态 ,公共外交可以实现其理论回归 ,融入国际关系理论。     

外交身份框架调整影响下的德国对美同盟政策变化

在德美同盟中，德国并非完全追随美国，其对外政策呈现出在“战略协调”与“外交对抗”之间动态变化的特点。根据本体安全理论，德国动态调整对美同盟政策的动力机制源自于德国维护其“文明国家”“西方国家”和“正常大国”复合型外交身份稳定性的需要。德国在“战略协调”和“外交对抗”之间的策略选择，取决于美国外交政策对德国复合外交身份稳定性的冲击程度。当美国对外政策调整严重威胁到德国外交身份的稳定性时，本体安全机制会推动德国调整其对外身份的叙事结构，指导德国采用外交对抗或战略平衡的方式应对由此导致的身份危机。不过，德国的对美政策调整被限定在外交身份框架的范围之内，因而两国间的分歧不会造成德美同盟关系的根本性破裂。     

国际身份危机与缅甸军人接权后的外交困局

缅甸在军方重新接管政权两年多来，国内危机持续外溢，在国际上遭受西方制裁等危机。既有文献从军方合法性、反对派动员和大国博弈的角度去解读，但仍难以系统诠释缅甸危机的僵局所在，也即缅甸内部政治互信与国际信任赤字相互叠加的结果。缅甸在政权更迭后，无法由内而外塑造“我群”共识，与国际行为体产生难以调和的认知歧异，继而生成了多重身份危机，包括遭受制裁、难以“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转型身份危机，难以继续融入“东盟大家庭”的地区身份危机，以及与大国关系失衡的中立身份危机。缅甸的国际身份在2011—2020年的转型十年间逐步明晰，而在2021年转型受挫后，外交困局也随之而来。通过案例分析发现，缅甸看守政府改善外交处境的前提是努力确保国际身份清晰化，同步争取外部共识。鉴于中短期内缅甸难以确证转型身份和中立身份并回归“正常国家”,通过“东盟方式”重塑地区身份仍是最不坏的选择。     

编者的话

正为抓住时代脉搏,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鼓励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和实践运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探索中国特色外交的理论创新并解决现实问题,我刊自本期起,设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专栏。该专栏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中国新时期外交转型的理论创新与政策洞见及解析,欢迎作者踊跃投稿。在本期专栏中,宋泓在"一超多强"这种不对称国际格局下探     

德国南海政策的新调整：动因与制约因素

近年来,德国南海政策调整越发明显。政治层面,德国除了在欧盟框架内发声,还越来越频繁地就南海问题独立表态;外交层面,德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合作由经贸合作向安全议题合作拓展;军事层面,德国海军的南海地区行动从谨慎克制向追求积极有为转变。德国南海政策调整的原因是多样的,既有国家层面安全和外交政策转型的驱动,也有地区层面国家竞争和区域利益的共同作用,还有国际层面的威胁认知和“全球力量”身份塑造的推动。然而,德国政治精英的立场分歧、军事能力和社会民意的限制、价值观外交路线和对华经贸关系的制约,都将成为德国深度介入南海问题的阻碍因素。中国应密切关注德国南海政策动向,在稳固双边经济贸易关系,拓展在人为气候变化、海洋污染、能源转型等议题合作的基础上,推动中德关系朝健康稳定方向发展。     

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基于俄美关系的一项研究

以意识形态之争为发端的冷战结束了,然而对于俄罗斯(苏联)对外政策所经历飞变的动因的争论却远未结束。研究外交政策或外交史,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研究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因为一国的外交是其国内政治的延伸。然而,这一理论逻辑却一再被学人们忽略和忘却。以俄美关系为基点的研究恰恰可以从这一“回归未来”的视角切入。     

规范争论与协商介入:中国对不干涉内政规范的重塑

自主权国家普遍确立以来,不干涉内政作为现代国际体系的核心规范一直不可动摇。然而,冷战结束以来的人权规范尤其是"保护的责任"规范却正在动摇不干涉内政规范的核心地位。面对不干涉内政规范遭遇的理论挑战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现实需求,中国必须发展出既满足中国现实利益需求又符合国际社会需要的全球治理学说。基于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传统的"协商介入"治理路径正在成为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结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均无法恰当解释中国外交这一规范重塑行为。协商介入治理路径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规范创新与重塑,从以争论性逻辑为基础的规范争论视角出发,方能给出恰当的解释。     

“双头鹰”将飞向何方?——《转型时代: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研究》介评

最近,一部反映俄罗斯转型时代外交的新著<转型时代: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研究> 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虽然目前国内研究俄美关系和阐述俄罗斯外交的著作很多,但是从总体上对俄罗斯与整个西方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对转型时代俄罗斯外交和国际关系做系统分析的研究却略显不足,对俄罗斯外交区域特色的深入研究则更少.美国和欧洲是在俄罗斯外交中占据极其重要地位的两个方向,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俄与美欧的关系.研究转型时代俄罗斯与美欧的关系,无疑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德国对俄政策的转型——基于对外政策学习理论的分析

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迎来了“时代转折”。本文基于综合的对外政策学习理论框架，分析2022年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德国对俄政策转型及其动因。研究结果显示，德国对俄政策经历了政策目标和工具的双重转向，达到了“复杂学习”水平。德国对俄政策实现转型，其动因在于政府内部认知信念发生了转变、盟友的政策扩散，以及吸取了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对俄制裁不足的教训，并将2010年后有效制裁伊朗的政策转移至对俄政策。但德国对俄政策学习存在局限性，政党政治、公众舆论、克制文化以及利益集团等是德国对俄政策转型可能面临的制约因素。     

试析战后日本外交中的实用主义

战后日本外交的性质曾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焦点,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既有助于对战后日本外交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把握今后日本外交的走向,很有现实意义。实际上,战后日本外交的最显著特点并不在于“被动”还是“主动”,而在于它的实用主义性质。以合理主义、行动主义、机会主义、非意识形态化和商业主义为内涵的实用主义外交为战后日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就其结果而言是相当成功的。     

日本外交的“钟摆”现象

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在对美、对华政策上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概括起来说，这些变化其实都是小泉下台以后的历任内阁对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继续。关于小泉以后至管内阁以前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过程，具体可以分3个阶段来考察：第1阶段是安倍、麻生的价值观外交所体现的“疏美防华”倾向；第2阶段是以“新福田主义”为特点的“亲美返亚”倾向；第3阶段是以鸠山的“友爱外交”为中心内容所表现出的“脱美入亚”倾向。其中，安倍的“疏美防华”仍然未消除冷战思维的阴影；鸠山的“脱关入亚”略带理想主义色彩；只有福田的“亲美入亚”具有现实性，预示着日本21世纪对美、对华外交战略的发展方向，也是菅内阁外交政策的方向标。     

中国周边外交的当前态势和未来重点

中国周边外交在20多年的时间里形成了大国关系重心和东南亚与中亚两个次地区重点方向,一个重心和两个重要方向相辅相成且相得益彰,推动中国周边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近三四年来中国践行的"亲诚惠容"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是前一个历史时期周边外交的继承和发展。在新的战略形势下,中国外交工作有必要进一步强调中国外交总体布局的战略重心以及相应的长远战略运筹,进一步确定周边次地区方向的轻重缓急排序,并在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内坚持以东南亚方向作为周边外交的最优先考虑。     

言行一致还是言行背离：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逻辑

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鲜明地体现了日本外交中的矛盾性与实用性特征，外交言语与外交行为间既有一致之处又有背离之时。综合温特提出的物质主义与理念主义因素，通过分析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言行，得出结论如下：物质主义因素与理念主义因素共同决定日本国家利益认知，包括经济财富利益认知和集体自尊利益认知，两项利益认知存在冲突与否决定日本外交言行一致还是背离。当两项利益认知一致，或不一致但物质主义因素并非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日本对俄外交保持言行一致。当两项利益认知发生冲突，且物质主义因素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日本对俄外交言行发生背离。鉴于此，中国在与日本交往中，不仅要“听其言”,更应该“观其行”,观察其外交言行的内在逻辑，才能洞彻日本外交的真实诉求。     

列强的干预与中法战争的结局: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19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中法战争,以中国军事上的胜利和外交上的失败而告终。“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这一离奇的结局多少年来使人迷惑不解。为了探究此次中国外交失利的原因,本文拟从战争中列强的干预进行剖析,以期找到问题的答案。 近代史上的中法战争,是法帝国主义侵略越南、中国,中越人民为保家卫国而进行的一     

结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的构建与拓展——兼论对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启示

基于当下外交政策研究领域所呈现出的理论有效供给不足的局面,国际关系理论界围绕外交政策能否建立简约系统的理论以及结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是否可行展开了争论。本文对既有争论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剖析了结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深入评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现实主义理论分支在外交政策理论探索中的进展与不足。同时,本文对结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的拓展进行了尝试,试图开拓出更加纯粹、有力的理论发展路径,完善结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的解释力。最后,运用结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剖析了中国外交存在的规律性现象,并剖析了其在未来外交政策构建中可能得到的体现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