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制的基层治理悖论及其破解

项目制对基层治理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有利于提升基层政府的公共物品提供效率,巩固农民主体地位,优化基层政府职能;另一方面,它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削弱了农民主体地位,制约了基层政府职能优化,即项目制产生了公共物品提供悖论、农民主体地位悖论和基层政府职能优化悖论等"三大基层治理悖论"。基层治理悖论缘于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内在张力、外源性发展的利益不兼容以及职责同构的内生条块冲突。破解悖论需优化项目决策程序,完善农村集体决策机制,提升基层政府的项目整合能力,一方面在项目决策中体现更多农民利益与意志,另一方面亦使基层政府与农民拥有更多的资源,激发农村内源性发展动力,提高内源性发展能力,从而从根本上破解基层治理悖论。     

嵌入冲突:社会组织项目制治理的困境探析

基于"嵌入"理论,以构建政府、社会及社会组织的"双嵌入"为分析框架,深入分析社会组织项目制治理的运行过程后发现:政府通过项目制治理,将社会组织吸纳到行政规范的轨道上,使得社会组织公共价值取向与行政化趋势产生冲突,从而导致社会组织公共性的逐渐消解与非政府性质社会治理资源的逐渐行政化。其外在表现为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嵌入与社会组织对社会的嵌入之间的冲突,实质则是社会需求导向与政府政治偏好的冲突。     

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困境及其破解:共识、精英与阶层变迁的视角

共识的缺失使得公共治理仅仅依靠权力的博弈,这种博弈可能更多局限于精英内部展开,民众更多充当的是旁观者。政治发展会更多沦落为统治阶层内部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做出的最低限度的妥协与退让。主导公共治理理论能否有效适用的是政府。在一定意义上,主导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是精英。精英与政府是一种交叉关系,又拥有各自的定位。精英共谋直接危害公共治理理论的有效适用。对此的破解需要从精英生成着手。后发国家,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过程同时是走向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导向的阶层变迁与精英功用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动态展示,是破解阶层固化的过程,是推动社会成功转型的过程,彰显了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与政治发展密切勾连的关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能力——公共产品的视角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环节.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就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改善及供给结构的优化过程.从公共产品的视角出发,有利于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能力的本质、问题与成因,政府与乡村自组织的关系等重要方面.我们认为,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责任者,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程度与质量是政府能力的重要表现;农民的自组织化是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及促进基层民主发展的内在要求;厘清政府与乡村自组织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政府既能够承担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又能够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处理好与乡村自组织的关系,为此,应当划分好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责任;改革乡村治理结构,提升基层政府的能力;培育农村自治组织,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处理好政府与农村自组织的关系,促进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     

福利制度的过程治理：再分配、政府质量与政治信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从"生产主义福利"到"民生导向"适度普惠性福利制度的转型。福利制度通过国家实施的再分配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公众提供了理解政治过程的机会窗口,福利制度的过程治理是国家再分配能力的基础来源。福利制度的过程治理要求福利制度从制度设计、制度运行到社会反馈的全过程体现代表性、程序公正和廉洁性等政府质量要素。本文基于实证研究,通过考察政府质量对国家再分配能力提升的重要性,发现政府质量在福利制度生成政治信任时发挥着关键调节作用,代表性、程序公正和廉洁性均显著地影响着再分配项目对政治信任的强化效应,政府质量的中介作用在选择性福利和普惠性福利之间存在异质性效应。总之,共同富裕的政治逻辑要求构建具有代表性、回应性的福利制度决策过程和程序公正、廉洁高效的制度运行过程。     

“项目进村”过程中的混混进入

"项目进村"过程中的混混进入为审视资源下乡背景下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提供了切入点。本文以三个村庄的"项目进村"实践为经验表述对象,呈现"项目进村"过程中混混进入的不同类型及其政治、社会后果,进而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展开学理探索。研究表明,经营村庄、经营项目以及"灰色代理"构成混混进入涉农项目实施的三大主要行动类型,且分别导致村级权力结构固化、资源输入渠道阻塞以及乡村治理空间萎缩等政治、社会后果。"项目进村"过程中混混进入及其力量彰显,昭示着国家与乡村社会连接纽带的调整和失序。新形势下如何理顺国家、乡村治理组织和村庄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制度化渗透,成为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着力点。     

失效与救济:基于政府公共决策行为的分析

公共决策的制定是政府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是政府协调各方利益,维护社会分配正义的重要手段。因此,现代行政国家要求法律将不能再仅仅关注于解决私人和政府之间的争议,而是要提高行政过程的实体性因素,为公共决策的形成和实施予以法律学的判断和见解,提供有效的公共决策失效救济方式。     

从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关系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是政府实现养老社会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其社会功能的积极发挥倚重于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良好的协同关系。理论上,两者应该是互惠共赢的协同关系,但是实践中两者关系却不甚融洽,存在着社会组织与政府非合作博弈造成的财政资源浪费,政府对社会组织项目评估过于形式化造成的运营成本增加,以及政府对养老类社会组织开展项目实施过程支持不足而导致的项目效果欠佳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应增强社会组织竞争能力以改变两者之间的非合作博弈关系,优化项目评估模式以消除原有评估形式化的弊端,落实政府责任以加强政府对养老类服务项目实施过程的支持。     

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侧改革——基于“三事分流”的重庆南岸探索

<正>公共产品与公共选择理论框架下,社区公共产品存在着供给层级与供给结构、供给数量与供给质量等多重矛盾。传统上,学界认为社区公共产品应当由最贴近需求方的基层政府或自治组织供给,但实践中的难点在于如何厘清各层级政府之间、基层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之间、基层组织与公民个体之间的"权责利"边界,包括政府"大包大揽"导致的社区公共产品过度供给,以及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错配、失配等系列问题。尽管在理论思考上取得共识,如学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基层数字治理及其关系优化——基于治理关系中的基层避责与信息茧房视角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提升基层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疫情防控能力愈加紧迫。基层数字治理为疫情防控提供重要支撑,治理边界呈现出"政府主导型"的层级化色彩,数据产生于政府向社会主体直接汲取的数字,数字收集与整理以上级政府需要为标准,且上级掌握数字控制权,数字运用在治理过程中呈现保运转、避责任的状态。基层数字治理的有效性逻辑体现在数字赋予基层治理社会动员和管控能力上,治理边界呈现出向下包容趋势,消解了基层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边界与责任模糊性的弊端。基层数字治理的关系优化依托数字赋能解决了治理中的基层避责、信息茧房等现实问题。     

理解基层:治理属性与改革逻辑北大核心

“基层”是一个在实践中制度化程度较低从而常处于变动不居状态的治理层级。它随着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渗透力量的变化而发生体制性变化,也常常在应对社会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出现大量非制度化的探索和创新。它既呈现出变化性的特点,也内含稳定性的特征。看似矛盾的双重特性由其实践内涵及体制本身的治理属性所决定。“基层治理”指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既共同贯彻国家目标,落实国家的公共政策,也共同制定和维护社会规范,满足社会意愿,实现社会目标。它具有国家性、社会性和中间性等多重属性。国家性指它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层级,自上而下地执行国家意志;社会性指国家意志的贯彻受到社会意愿的约束和社会内生规则的影响;中间性即基于服务国家目标和社会目标的需要,基层治理在二者的张力中寻求平衡和一致性。国家性、社会性和中间性为当下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认识依据,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党和政府服务体系纵向到底强化基层治理的国家性;二是以社会组织横向到边强化基层治理的社会性;三是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机制构建解决基层治理的“中间难题”。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会组织项目制运行机制研究——以S市G组织为例

社会资本具有资源整合、互惠规范与组织协调的重要功能,对社会组织项目制的有效运行以及项目制效能提升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通过S市G组织项目制运行的案例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基于社会认同的动员机制、基于社会信任的合作机制、基于互惠规范的约束机制与基于关系网络的协调机制影响着社会组织的项目制运作。优化社会组织的项目制运作,需要通过培育公共精神、重建社会信任、重构互惠规范和拓宽社会关系网络来完善社会组织公共利益表达和公共服务提供的组织功能塑造。     

协作视角下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动态分析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关系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从协作性公共管理学的视角,以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为分析对象,深入探讨政府、社会和市场之间的多重协作关系。进而基于协作生命周期理论,对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进行了四个阶段的划分,即公共服务内卷化、政府和社会相互依赖以及基本协作要件形成为特征的前协作期;以一核多元主体关系和项目制、岗位制因地制宜运作为特征的协作初期;以复杂网络关系为特征的平等合作的协作规范期;以协作的传承和终结为内容的协作后期四个基本阶段。     

依托社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基于组织输送的视角

随着单位体制的解体,目前我国输送公共文化的组织呈多态化和分散化,各组织的输送效能也日益完善。社区集中了民间诉求,又具有地理上的便捷性和人际关系上的亲近性,也是非政府组织的孵化基地。和其他社会组织相比,社区是输送公共文化服务的较佳选择。要依托社区、提升公共文化的输送效能,可以根据社区人口特征输送公共文化服务,加大公共财政下沉基层社区比例,创新社区内部的沟通机制,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为社区文化服务备案组织进行"身份"松绑等。     

社会资本：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创新——以汕头市C村为例

随着税费改革的完成，农村追入後农业税收时代。大多数乡镇基层政府陷入“财空、责大、权小”的治理困境，其提供公共服务能力追一步弱化。因此，如何克服国家制度的有限性，发挥体制外精英提供公共服务的积极性，成了我们研究的课题。汕头市C村农村公共服务的成功做法一政府与社会力量借助社会资本合作互动，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对其他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提升具有借鉴意义。     

农地征收过程中的政府角色定位分析

本文分析了农地征收过程中地方政府、农民(农村基层组织)、开发单位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发现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决定了三者之间利益分配的均衡程度和博弈的最终结果.在结合公共选择理论视角对政府角色"错位"、"越位"、"缺位"等失调现象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角色合理定位的途径选择.     

协作互嵌：基层治理改革中的条块关系重塑——以深圳市宝安区“治理重心下移”改革为例

治理重心下移、做实做强基层是基层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重塑条块关系,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关键。当下,条块权责结构失衡,治理资源配置失衡,以及条块协同不够与张力不足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阻滞性因素。为此,基层治理改革亟需从处理好重心下移与条块分工、资源配置与权责分配、职责分工与整体协同三大关系入手,通过条块结构互嵌、资源互嵌与过程互嵌改革,依托于条管块统、条抓块管等治理形式实现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协作,提升基层治理的整体质效。深圳市宝安区在充分考虑基层治理环境与制度环境的基础上,对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关系进行差异化、系统性调整,实现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协作互嵌,其改革经验和未尽事宜为我国基层治理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分析样本。     

农村基层组织与“农民精英”

本文对转型时期我国乡村治理的结构变迁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农民精英”这一特殊群体的制度原因和社会背景及其与农村基层组织之间的冲突关系,提出改善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客观认识、高度重视、理性对待农民精英,并从化解冲突、寻求合作入手,重塑国家权威、基层权威与民间权威的良性互动机制。     

转型期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调适——以国家和社会关系为视角

转型期意味着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由社会国家化逐渐向国家与社会竞合阶段过渡,意味着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合理定位。然而在社会转型的实际过程中,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定位还不甚明晰,边界模糊。因此,厘清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对传统的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加以调适,乃是转型期社会的重要任务。     

政府自利性对政策公共性的影响

“公共性”是现代公共政策的根本属性。“公共性”的偏离必然违背公民意志,损害公众利益,扭曲公共政策。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由政府的“经济人”属性导致的自利性,常常导致公共政策偏离“公共性”,本文意在说明政府自利性与政策“公共性”的关系,以及如何从体制上、政策过程中克服政府自利性,实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