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方式推进法治

从依法治国到以法治思维与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意味着中国的法治建设已取得很大进展,但并非已经实现了法治理想,仍需全面推进。人治方式是法治发展的阻碍因素,"仇和"式治理、"良性违宪"论在人治的意义上当被否定。因此,当以法治方式推进法治,变权力修辞为法律话语,尊重法律权威,正确理解并运用法律,实施宪法,以法治思维立法、执法、司法,逐步吸纳并挤占人治空间。     

论国家目的理念对治国模式的影响

国家目的理念大致可以区分为统治、服务 ,以及国家作为一个有机体有其自身的目的三种类型。建立在专制基础上的统治目的与认为国家有其自身目的的国家目的理念 ,通常会形成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的治国模式 ;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服务目的 ,则可以产生以法治为特征的治国模式。要真正实现法治 ,除了必须有服务的国家目的理念外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 ,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     

法治与国家的长治久安——从人治社会秩序的两种状况说起

国家的长治久安,基础在法治.从中国人治社会秩序的两种状况进行分析看,需要清除人治社会的负面影响,探寻建立法治社会的有效措施.     

法治精神: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灵魂

法治精神,是指现代法治国家在依法治政过程中所映现出的民主、客观、公正的根本特质。一个法律制度完备的国家未必就是法治国家,只有当其政治行为特别是政权的实际运作内含着法治精神时,才是真正的法治国家。法制精神与人治精神是根本对立的。法治精神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存在着内在一致性。法治精神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基石。     

理性精神:法治与哲学的共同呼唤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意味着中国正式迈入法治时代。法治时代与人治时代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其实就是理性精神。法治是对理性精神的弘扬,而人治更多体现的是感性,是个人的主观随意。法治所体现的理性精神正是哲学的基本精神。哲学是理性     

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要把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落到实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思想上有一个正确、统一的认识。全面依法治国意味着国家治理目标的深刻革命,传统国家治理目标是追求礼教秩序",公平正义"的现代国家治理目标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全面依法治国蕴含着国家治理理念的深刻革命。传统社会"德主刑辅"的国家治理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理念主张"权利本位"。全面依法治国标志着国家治理方式的深刻革命。传统治理方式依赖行政手段和人治思维,现代治理方式依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法治思维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的现代转型

法治思维优于人治思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转型的理论根据。传统的人治思维因思维定式的惯性作用仍在排斥和消解法治思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转型的现实原因。党的十八大关于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提升的主张,指出了党的执政思维转型中的关键群体。人治思维滋生人治方式,法治思维对应法治方式,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的现代转型,促成法治思维的形成,还需要党积极地推动具体执政方式改革,变人治方式为法治方式,并不断创新法治方式。     

梁启超法治思想简论

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梁启超的法治思想比较丰富。他认为人治有很大的偶然性和局限性,是不可靠的,因此是行不通的;中国要生存和自强,必须加强法治;同时他又主张把法治与人治结合起来,二者不可偏废;法治只有辅之以道德教育,才能使人们自觉地遵守法律。梁启超的法治思想有其合理内容,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论法治及其示范性效应

法治的现实价值追求在于如何突破现实困境——斩断任何的与人治之间的瓜葛。现实中法治的困境在于法律制度运作不畅、权法关系失调及政民互动失序,其根本原因在于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分水岭——评判标准的界定有失偏颇。只有确保法治中的评判标准的客观性、公正性及理性,才能摒除"人"的因素、发扬"法"的因素。要实现这样的价值目标,法治应当产生其内在的示范性效应供给。     

我国法治形象的演进与行政法理论创新——以社会转型为分析背景

在社会转型时期,公法建设迫切需要法治形象的良性导向作用。我国对法治形象的塑造经历了"非法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治中国"的演进,并且在多种语境中展现出多样化的"面孔"。我国各种行政法理论也曾描绘出一定的国家法治形象,但与法治实践中所倡导的法治形象并不完全一致。未来行政法的理论创新应当回应建设"法治中国"的需要,加强"善治政府"的制度供给。     

人治袪魅与法治返魅:社会冲突治理的二维路径

随着我国正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们在品尝经济发展成果的时候,也面临各种各样"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和挑战,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因不同陷阱或矛盾纠纷引发的社会冲突时有发生,并呈现出易发、并发和多发态势。究其触发因素,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自然条件和国际环境等多个方面,而从治理方式上看,则主要是在人治与法治的对弈与博弈格局中,法治不足、人治突显,于民众主要表现为:面子心理、打劫心理、从众心理、闹大心理和求人心理,于运权者则表现为:血缘政治,权力家族化;圈子政治,权力部门化;条子政治,权力人情化;特权政治,权力私有化;交易政治,权力商品化。所以,从治理的视角和理念看,实现我国社会冲突有效治理的基本路径就是去除人治、树立法治,即人治祛魅、法治返魅。     

让法治成为一种文化

正法治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得到全社会的一体遵行。如何制定治国理政的良法?又如何使这种良法得以有效实施?唯有让法治成为民众的习惯,内化为一种自觉的意识,形成一种文化,才能实现真正的良法善治。可以说,法治文化是现代国家的必需品,正是这种文化奠定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准,也正是这种文化滋养和培育了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法治成为文化,关键是要消除人治。因为法治的对立面是人治以及人治背后的封建文化,正是人治封建传统阻碍了法治。破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形成——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

正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内涵法治是我们国家已经确立的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思维是指按照法治的原则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一种基本观念,是与人治思维、特权思维等相对而言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首先要求领导干部要用法律观念来行使权力。"领导干部在行使公权力时,应不断审视其行为目的的合法性、权限合法性、内容合法性、手段合法性,以及程序合法性"。法治     

从“中国法治”向“法治中国”迈进——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中国建设回眸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就法治问题高密度发表重要讲话、出台举措,以新的法治思维、理念和方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不断呈现新局面,标志着我国正全面从"中国法治"向"法治中国"迈进。理念之变,首先体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法治"一词共出现了18次,"依法"一词出现了21次,位居历次党代理念之变:从"中国法治"迈向"法治中国"     

法治中国建设三重奏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建设法治中国"。《决定》明确指出,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如果说,法治中国建设就像一首威武雄壮的进行曲,那么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则是这首进行曲的和谐三重奏。第一重奏:法治国家建设。建设法治国家,简而言之就是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要做到这一点,至少必须具备这样几个要素:其一,国家法律的制定不是为了少数人或某些     

浅议西方法治及其大众法律文化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一种治理国家、社会的理论原则,可以从理论形态、制度层面和运作层面对其进行诠释。法治作为一种历史新文明,其首创于西方,是西方民族献给世界文明的一颗硕大法律成果。该文从理论形态上通过西方法治理论及其大众法律文化两方面对西方法治作一概述,以资我国依法治国及构建和谐的大众法律文化借鉴。     

“法治”背后的故事

"法治"进入中国,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其背后,有许多值得人们反思的故事:"刀把子"法制观的反弹,"刀制"与"水治"之争,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辩,法治与"群治"和"党治"的关系,社会权力与国家的权力的平衡等。从对这些故事的叙述中,看到中国法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和存有的希望。     

重新界定铁路企业的法律地位

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曾长时期遭受过严重挫折，从挫折中，可以归纳出如下四点主要教训：一、强调领袖个人权威而否定法律权威。79年以前的新中国之所以始终未能走上法治之路，一味崇尚领袖个人权威而否定法律权威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过分依赖领袖权威的社会只能是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而人治社会是很容易滑向专制的。     

以现代法治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性的意义。用现代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诠释和践行依法治国,一要根据中国现代化进程阐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性和巨大意义,二要用现代的国家观、法治观解读"法治中国"、"依法治国",三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充分体现现代法治精神,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论领导者的法治理念

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社会转型,一项基础性的工程就是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和法治理念的确立。各级党政领导者应当率先确立起法治理念。这些理念主要包括:法律至上、法律平等、重在“治官”、权利本位、依法行政、程序正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