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西方法治及其大众法律文化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一种治理国家、社会的理论原则,可以从理论形态、制度层面和运作层面对其进行诠释。法治作为一种历史新文明,其首创于西方,是西方民族献给世界文明的一颗硕大法律成果。该文从理论形态上通过西方法治理论及其大众法律文化两方面对西方法治作一概述,以资我国依法治国及构建和谐的大众法律文化借鉴。     

理性精神:法治与哲学的共同呼唤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意味着中国正式迈入法治时代。法治时代与人治时代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其实就是理性精神。法治是对理性精神的弘扬,而人治更多体现的是感性,是个人的主观随意。法治所体现的理性精神正是哲学的基本精神。哲学是理性     

对法治和人治的再认识

从古至今,法治与人治之争的问题由来已久。在古代,统治者利用人治思想统治中国数千年,如今的中国把法治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追求自由、平等的统治秩序必然需要法治,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人治、法治有各自的优缺点,应当辩证地看待法治和人治之间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精神: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灵魂

法治精神,是指现代法治国家在依法治政过程中所映现出的民主、客观、公正的根本特质。一个法律制度完备的国家未必就是法治国家,只有当其政治行为特别是政权的实际运作内含着法治精神时,才是真正的法治国家。法制精神与人治精神是根本对立的。法治精神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存在着内在一致性。法治精神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基石。     

宪政精神下的国家控制与社会治理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宪法之治和实行宪政,当然其前提是要求宪法本身应该为良法。宪政精神主导下的宪法与宪政、国家与社会、政治与法律、权力与权利相互关系的定位以及人治与法治的比较观察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这些问题不但宏大,而且对具体实践的影响力不可低估。     

法治与国家的长治久安——从人治社会秩序的两种状况说起

国家的长治久安,基础在法治.从中国人治社会秩序的两种状况进行分析看,需要清除人治社会的负面影响,探寻建立法治社会的有效措施.     

法治思维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的现代转型

法治思维优于人治思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转型的理论根据。传统的人治思维因思维定式的惯性作用仍在排斥和消解法治思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转型的现实原因。党的十八大关于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提升的主张,指出了党的执政思维转型中的关键群体。人治思维滋生人治方式,法治思维对应法治方式,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的现代转型,促成法治思维的形成,还需要党积极地推动具体执政方式改革,变人治方式为法治方式,并不断创新法治方式。     

传统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的反思与重构

传统社会主义法治观是一种以国家优先于法律为核心理念的工具主义法治观。由它衍生出的国家本位良法观、国赋权利观、天赋权力观和国家至上观,共同构成了阻碍社会主义国家法治进步的观念障碍。重构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的基本思路,以法律优先于国家取代国家优先法律作为社会主义法治观的核心理念,把以人为本作为法治的最高目的价值,消解传统法治价值观的工具主义色彩。     

反腐败的必然取向是“法治”

重人治、轻法治的四种偏向如何开展反腐败斗争,实际上有着两种不同的意见和主张:一种是"法治",另一种是"人治".公开不赞成"法治"的情况不多,但在行动上轻视"法治"、偏爱"人治"的情况还相当普遍.其表现有: 首先,夸大思想教育的反腐败作用.片面强调对人的思想、精神灌输作用,很明显这是以"人治"为特征的."法治"是根据国家和全体公民的最高利益及意志规范政府工作人员的一切行为为准则,具有极大的强制力.勿容讳言,我们并不否认思想教育反腐败的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有限的,     

论民主的法治功能

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成果,民主更多地体现着人类社会的正向价值。作为植根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和社会文明的法治,是近代以来各个国家的法律实践过程和追求目标。以民主的内在属性以及法治的内在需求为视域,民主蕴涵着极大的法治功能,主要表现为法治建立的"奠基"功能、法律至上的"定位"功能、法治立法的"良法"功能、法治实现的"宪政"功能、法治司法的"公正"功能和法治认同的"守法"功能等。     

我国领导干部的法律理念与法治意识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领导干部的法律理念与法治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着社会转型的成与败。所以,领导干部摒弃封建特权的人治思想,树立正确的法律理念,培养法治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形成——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

正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内涵法治是我们国家已经确立的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思维是指按照法治的原则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一种基本观念,是与人治思维、特权思维等相对而言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首先要求领导干部要用法律观念来行使权力。"领导干部在行使公权力时,应不断审视其行为目的的合法性、权限合法性、内容合法性、手段合法性,以及程序合法性"。法治     

以法治方式推进法治

从依法治国到以法治思维与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意味着中国的法治建设已取得很大进展,但并非已经实现了法治理想,仍需全面推进。人治方式是法治发展的阻碍因素,"仇和"式治理、"良性违宪"论在人治的意义上当被否定。因此,当以法治方式推进法治,变权力修辞为法律话语,尊重法律权威,正确理解并运用法律,实施宪法,以法治思维立法、执法、司法,逐步吸纳并挤占人治空间。     

法治、自治与多中心秩序

自由社会既信奉法治,又尊崇自治。换句话说,一个自由的社会既是一个法治社会,又是一个自治社会。那么,如何确保一个社会既是法治的又是自治的?法治与自治之间的关联究竟是什么?这种关联如何造就一个多中心的秩序?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发展自由社会的一般理论,探究确立一个自由社会的逻辑和制度基础。从辨析法治和自治的要义与原理入手,考察法治和自治的规则要求,澄清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透视它们如何共同作用于一个多中心的社会秩序。     

人治袪魅与法治返魅:社会冲突治理的二维路径

随着我国正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们在品尝经济发展成果的时候,也面临各种各样"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和挑战,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因不同陷阱或矛盾纠纷引发的社会冲突时有发生,并呈现出易发、并发和多发态势。究其触发因素,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自然条件和国际环境等多个方面,而从治理方式上看,则主要是在人治与法治的对弈与博弈格局中,法治不足、人治突显,于民众主要表现为:面子心理、打劫心理、从众心理、闹大心理和求人心理,于运权者则表现为:血缘政治,权力家族化;圈子政治,权力部门化;条子政治,权力人情化;特权政治,权力私有化;交易政治,权力商品化。所以,从治理的视角和理念看,实现我国社会冲突有效治理的基本路径就是去除人治、树立法治,即人治祛魅、法治返魅。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物史观对法治建设的启示

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体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这个大背景下,"法治"这个常说常新的词汇又一次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中。如何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成为新一届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此时此刻,我们不妨重温一百多年前伟大的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导师留下的经典著作,尤其是其中关于唯物主义的论述,从中寻找两位导师的唯物史观,指导法治这种上层建筑的发展,从而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     

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要把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落到实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思想上有一个正确、统一的认识。全面依法治国意味着国家治理目标的深刻革命,传统国家治理目标是追求礼教秩序",公平正义"的现代国家治理目标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全面依法治国蕴含着国家治理理念的深刻革命。传统社会"德主刑辅"的国家治理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理念主张"权利本位"。全面依法治国标志着国家治理方式的深刻革命。传统治理方式依赖行政手段和人治思维,现代治理方式依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论国家目的理念对治国模式的影响

国家目的理念大致可以区分为统治、服务 ,以及国家作为一个有机体有其自身的目的三种类型。建立在专制基础上的统治目的与认为国家有其自身目的的国家目的理念 ,通常会形成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的治国模式 ;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服务目的 ,则可以产生以法治为特征的治国模式。要真正实现法治 ,除了必须有服务的国家目的理念外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 ,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     

建设法治文化 推进依法治国

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治文化起着关键作用。法治文化是法治国家建设的思想基础和深层要素,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精神内涵和内在动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一个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课题,亟须我们深思和探讨。     

古今法治类型比较研究

无论是古代社会的法治还是现代社会的法治都是法治的一种类型,但它们在基本精神、社会基础、文化基础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尽管古代社会的法治类型已经成为历史,但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