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

社会共同体的自治理念与现代宪政理论的发展是社区自治的理论与思想基础。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指导下的社区选举、社区财务、社区管理服务是社区自治组织自治性的具体体现。社区建设的发展对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区居民委员会自治能力的提高成为社区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完善与改进社区选举制度提高社区居民自主推举社区管理的能力，同时，提高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财务自主能力和自我管理与服务的能力以及加强居民委员会的自身建设，是推动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国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一个新探索 福州社区自治走向制度化

社区自治,是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所谓社区自治,就是对社区内部的事务,由社区居民(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居民)自己来决定,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议事监督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社区成员实施社区自治的组织形式。福州市近几年来大胆实践,逐步推进社区自治走向制度化。     

自组织视角下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

只有符合开放性、非平衡性和非线性等自组织条件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才具有活力并能够可持续发展。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合作组织应该是按照新的经济关系从事市场经济活动,是农民社员自己所有的企业性质的组织。确立社区成员在社区合作组织中的主体地位可以提高社区成员的自治能力,有利于农村社区的整合。     

论我国社区自组织的自治困境及其成因

由于社区自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陷入了社会生活过度组织化与弱组织化、组织性质的自治性与行政化、组织生长能力的先天不足等方面的矛盾困境,这严重抑制了它们自治主体角色的体现和自治功能的发挥。而当前社会结构的变迁、政府管理理念的冲突、社会文化心理的现状以及社会中间阶层力量的弱小等社会现状构成了社区自组织自治困境的深刻根源。     

城市社区自治的问题与对策

妥善解决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加强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社区自治建设的前提。在社区自治建设中,关注更多的利益相关者,运用现代治理理念,加强社区自治、治理组织体系与机制的构建,是实现城市社区自治的关键。社区工作者是社区自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该组织的健康发展,是社区自治建设的重要保障。     

城市社区自治的模式选择--对某市社区直选的几点分析

在我国城市换届选举的实践中 ,某市两个江北里社区居委会探索出一种切实实现城市居民基层自治的社区组织模式 :议行分设———成立新的社区工作站 ,社区居委会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对居民直接负责。但是 ,我们看到在实践中它还有种种的问题和不足 ,但我们相信只要切实坚持“议行分设”的原则 ,在实践中勇于创新 ,敢于实践 ,就一定能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区民主自治模式。     

“村改居”社区治理中面临的困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村改居"社区应运而生,这种社区不同于农村村委会也不同于城市社区,这一新生共同体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困惑和挑战。"村改居"后的社区主要面临社区自身角色的转换,社区自治中如何调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发展自组织以便更好地管理社区三个主要方面问题。因此,"村改居"社区建设应该从积极转换角色,鼓励群众积极参加社区事务,建立长效机制等方面着手。     

过渡型社区治理的困境及主体分析

过渡型社区是我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新型社区形态,是现代城市向乡村扩张的结果。过渡型社区是自上而下方式推动形成的,伴随着利益格局重大调整和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这使得过渡型社区在治理过程中面对社区治理资源不足、社区认同度不高、自治组织不健全等诸多挑战,破解这些难题成为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对过渡型社区各利益主体的分析,探讨在新的利益机制下重建组织行动的契约,以达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实现过渡型社区的良好治理。     

中美城市社区自治比较研究

本文对中美城市社区自治的形成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城市社区自治在中美不同的政治体制中所产生的背景与功能，并通过比较得出，美国城市社区是以非营利组织等社区自治组织为主体来行使社区管理职能，主导社区发展的自治型治理模式，我国城市社区是在地方政府主导的以党组织和居委会为主体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笔者进而对我国城市社区自治面临的挑战做了思考，以美国城市社区自治模式为经验，对我国未来的城市社区自治模式进行了展望。     

中美城市社区自治比较研究

本文对中美城市社区自治的形成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城市社区自治在中美不同的政治体制中所产生的背景与功能，并通过比较得出，美国城市社区是以非营利组织等社区自治组织为主体来行使社区管理职能，主导社区发展的自治型治理模式，我国城市社区是在地方政府主导的以党组织和居委会为主体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笔者进而对我国城市社区自治面临的挑战做了思考，以美国城市社区自治模式为经验，对我国未来的城市社区自治模式进行了展望。     

四个同步:激发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活力

于2003年4月成立的鲁谷社区,是北京市在街道层面进行管理体制创新的试点单位、全市唯一的"街道级"社区。社区共4个党委、4个党总支、12个党支部、3个新经济党组织,有党员1925名。新建立的社区管理体制框架主要是:"三个体系",即社区党工委作为区委派出机关在新体制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社区行政事务管理中心负责社会保障、社区事务和城市管理及社区服务等相关事务;社区委员会是由社区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街道层面上的社区自治组织。建立社区新体制既是对理顺政府、社区、市场关系的积极探索,也是建立健全社区民主自治机制,切实发挥社区民主自治功能的创新实践。     

中国城市社区自治:一条中国化道路--演变历程、轨迹、问题及对策

社区自治不是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而是居民权利表达与实现的制度安排和过程.社区自治是一个多元的权利与权力的生态链.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程,初步显示出一条中国化道路:从"小社区局部自治"到"小社区全面自治",再从"小社区自治"到"大社区自治".     

论社区(村)自治的基层政权建设

基层政权建设是国家整体政权建设的基础,我国基层政权经历了乡政并立、人民公社和居(村)民自治三个阶段。目前基层政权建设主要通过基层居(村)民自治组织来体现,分为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其问题主要体现为"四重、四轻"。     

社区自组织与社区治理成本——以院落自治和门栋管理为个案

社区治理成本过高,成为制约许多地方进一步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瓶颈。本文以W市院落自治和门栋管理为个案,运用自组织理论对社区治理成本进行分析。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证实了社区自组织程度越高,越有利于降低社区治理成本这一理论假设。从而得出结论:居民以信任和合作来治理社区比政府主导社区绩效更大。因此要减少社区治理成本,还必须以现代公民社会即居民自组织网络发育为前提。     

社区行动者逻辑:破解社区治理难题

正党的十九大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从政治学看,社区治理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有序调适的过程,是要在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和基层政府负责的前提下,同步加强社会协同作用和居民自治作用。居民是社区生活的主体,社区治理的目的是满足居民对社区美好生活的需     

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组织管理改革的路径选择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采用"议行合一"的模式,议事权、决策权和执行权都集中干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的社区居委会.居委会的应然功能--居民自治严重弱化、退化,经常性地处于"行政性"与"自治性"的功能冲突与角色错位状态.要化解基层社区组织管理面临的难题,就要对原有社区组织进行功能性调整,优化组织结构,使社区组织在结构和功能上进行调整、明确和归位,并通过结构性要素的培育实现社区组织管理模式的创新.     

美国社区管理模式对深圳的启示

美国社区管理模式是典型的自治型,即通过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发挥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和市场作用等,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主参与式自治管理。美国城市社区管理经验,对新时期下进一步完善深圳社区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文章结合我国国情和社区管理实际工作需要,从社区管理体制、主体、功能和服务等四个方面对完善社区管理提出对策建议。     

社区警务战略中的社区治理

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和丰富多样的社会需要,政府作为唯一的治理主体显然难以适应,公共权力资源的配置应适当向社会和社区转移.社区警务战略构想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使得社区内的各种团体、组织和个人成为社区警务实施的力量.在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结构下,政府在整个网络内仍居于主导地位,但在政府权威和社会自治团体分享社区治理的公共权力时,必须重视相互之间的合作,各治理主体要通过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机制来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最终实现社区警务的各项目标.     

论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民自治

实现治理的过程是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的过程，是社会公共权力重新配置的过程，也是政府与公民关系再调整的过程。而社区治理则是让社区成为公民自治的空间。目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公民自治存在着一些问题：包括强行政与弱社区的错位，社区选举制度的不完善，公民参与不足，社区治理制度缺乏，以及公民自治组织发展不充分等。本文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对策性思考。     

角色身份视角下的当代地市社区体制改革论析——基于对合肥市蜀山区社区体制改革实践的探索

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对社区的职能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中长期执行“议行合一”策略所暴露出的角色冲突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区自治缺失等现象，迫切需要有一系列变革。“议行分设”和“网格化管理”从组织与个体的角色明晰、角色认同、角色承担的细致化与主动化等方面有所突破，为提升社区自治，向“小政府，大社会”目标迈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