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陌生人社区”困境:社区归属感研究的一项评估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陌生人社区"的现象日益突出。厘清社区归属感研究脉络,是推进社区治理的基础。借助文献计量分析和文本分析方法,对社区归属感研究进行全面评估显示,借由社区消失论、社区继存论、社区解放论和四要素模型,学界对社区归属感的因素研究从最初的线性模型转变为系统模型,形成了"参与—回报""需求满足"的分析框架,构建了社区归属感指数量表。其中,社区规模、居住时间、社区互动、社区满意度等是影响社区归属感的最强因素,但社区归属感的研究过多聚集在特殊群体,且缺乏对新因素的观照。未来的研究要在内容上引入符合时代发展的指标与影响因素,在方法上注重"量"与"质"的综合运用,兼顾总体判断与差异研究。     

全球视野下的社区发展模式比较

自20世纪50年代联合国推动社区发展工作以来,相关实践已近70年,但是相应的回顾与深层分析相对缺乏。通过对菲、印、墨、韩、英、美、加等典型国家社区发展实践的比较,能够分析出社区发展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社区发展均由国家力量主导,体现出"自上而下"的特征。相比较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介入具有"直接性"和"总体性",发达国家则较多地以非政府组织为载体,国家介入具有"中介性"和"有限性"。社区发展往往以"反贫困"为第一任务,包含物质改善和价值改造的"二重性",由于各国所面临的社会自主性普遍较低,居民参与的初衷难以达成,社区发展实践展示出"物质性大于价值性"的特点。总体来看,社区发展的转型是一种"条件论",中国的社区发展要积极创造条件,在改善社区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进行价值引领,构建"关联社区"。     

密尔“群己权界论”与城市社区治理的相关性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带来的城市社区形态的根本性变化,社区治理在社会治理当中的意义也越来越大。密尔"群己权界论"中的"个人权利""减少政府干涉""平等""社会功利"等内涵与社区治理有很大的相关性。尝试通过对密尔"群己权界论"内涵的思考,从"个人权利"和"社会功利"的视角出发来理解社区治理,并对密尔"群已权界论"与社区治理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总结出对于社区治理的相关启示。     

我国社区治理研究中“脱节”现象的反思

我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层出不穷,但在社区治理研究和实践发展中存在着“脱节”现象,如何认识和解释此种现象成为社区治理研究中不可避免的问题。通过转型社会中我国社区治理研究现状分析,发现产生“脱节”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在社区治理理论和模式研究中存在“形式主义”风险;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存在“合理无知”的公众参与现象;社区治理研究的时空适合性对实践存在着制约作用;社区治理研究的替代价值和存在价值的取向变化,以及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实践”也影响“脱节”现象的产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研究的可能,并对当前社区治理研究进行了反思与推进。     

农村社区建设问题的研究述评

农村社区建设是农村改革的新生事物,是一个系统工程,有关农村社区建设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丰富的成果。这些成果有:农村社区建设的内涵、基本原则、模式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此外,学者们还对农村社区建设的重大意义、目标、、主要内容、、主要特点、成效、影响以及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了研究,但还存在着不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讨。     

“隐蔽的公理”:城市社区地域空间的性质及其塑造

当前的城市社区研究,较少讨论社区地域空间的性质以及这一性质的塑造力量,更多地把这一地理空间当作是"无视"的实然存在。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社区研究的逻辑起点莫衷一是。通过历时地分析、探究中国城市社区地域空间在建国初期和改革时代两个不同时段的性质及其相应的权力意识形态和资本意识形态两个相异的主导性型构力量,可以看出两种不同力量对社区地域空间性质的影响,社区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于对社区地域空间的了解和对社区性质的把握。     

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功能研究——基于北京市社区民间组织的调查

本文从组织规模与类型、组织结构、组织行动等方面对北京市社区治理中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活动情况进行剖析,并结合北京实际,揭示社区民间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总结当前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能力.通过研究发现,社区民间组织既能有效的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为公众提供参与交流、活动的公共空间和平台,同时社区民间组织在预防社区矛盾和善治社区等管理方面也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社区情绪：生成机制与治理策略

为探索社区治理与建设的内生性路径，基于社区的共同体属性，研究提出“社区情绪”这一概念并就此讨论，可得出相关治理策略。社区情绪是指一定时期内社区居民的共享性心理体验，它源于社区居民所具有的共性互依的社区生活需要，通过居民间交往互动，经由情绪反应、情绪推理、情绪循环与强化等一系列心理过程而生成，为促进居民的社区认同提供了必要的情绪基础。从社区情绪的视角可以看到：一方面，居民基于对社区情绪的感受和理解，可通过情绪选择与表达推进社区参与，共享社区情绪建设的成果；另一方面，社区管理者基于对社区情绪的内涵与形成机制的把握，可通过制定社区情绪指标及其监测，关注与回应社区居民的现实需要，增强社区认同与凝聚力，疏导与培育社区情绪，引导正向社区情绪，化解消极社区情绪，从而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述评(2000—2010年)——以CSSCI检索论文为主要研究对象

2000年以后,国内学界对社区建设的研究显示出"井喷"的蓬勃景象。摸清10年来这个问题的研究脉络和动向,是形成中国社区理论学派和推动实践的基础工作。采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对10年来中国大陆社区建设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了社区建设研究兴起的背景、研究论域、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社区建设研究主要受政府驱动,后来学界的自我完善和主动牵引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研究方法上,以历史主义分析和个案分析为主,视角以"国家-社会"的二元关系为主,逻辑上以"制度与组织"的演绎为主。摸清现状后,创新性地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在方法上,突破局限,尝试形成一般性的理论,引入"国家社会互动共生"的视角,将对"制度和组织"的观察点切入到"制度-组织-人"的坐标,真正观察"人"在社区建设中的具体作用和价值,在内容上,注重"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变迁,观察社区建设中"双权生态"。如果真的能够在上述方向上做出努力,对于社区建设理论的突破和社区建设的关系人将是有益的。     

社区治理的多元转向与结构优化

社区治理结构是社区范围内不同治理主体依靠资源互动进行相互作用的权力模式。计划经济时代的社区治理注重行政决策的控制,真正的社区治理需要社区决策权的多元优化配置。目前,我国社区治理结构的单一范式与社区治理多元化必然产生内在矛盾。社区治理结构优化中,外部条件上需要放权,内部场域需要民主、法治化的自治机制。因此,社区自治权保障成为核心要素,包括社区组织权力及社区居民参与权保障。而要基于社区自治权保障重构社区治理结构,首先需要政府部门转变职能,厘清行政管理权与社区自治权的边界,明确社区在人、财、物方面的自主权。其次需要完善社区自治机制,在民主、法治条件下充分发挥社区组织权能,并保障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自治。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演变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经历了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到"全面发展"这一具体化演变,这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贵在落实,崇尚实干"的执政理念高度吻合。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仍然是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改革开放初,强调妇女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而对妇女自身的发展较为忽视,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召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标志主题的第一次变化;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主题讲话标志着主题的第二次变化。     

对社区体制存续成因的解析——基于物、关系和观念的分析逻辑

社区结构是行为主体为满足居民需求而选择的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物质资源对行为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主体观念对相互关系的能动作用共同改变着社区的结构,透过物、关系和观念审视社区结构生成和演变所揭示出的内在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为解释当前社区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党纪严格性的边界研究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实质是“党纪”严于国法,即“纪严于法”。党纪的严格性应有一定边界。其本质上是党员特殊身份与公民普遍身份何者为先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念与执政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如何协调的问题,是党内法规“姓党”与“属法”如何同时体现的问题。依此,党纪之严,涉及党员基本权利时应与宪法法律相协调,对党员设置更高标准时应根据不同主体分别设计,约束党员内心活动时应配套执纪细则。同时,党纪应限缩绝对服从事项,保障党员权利,并根据党纪的不同类别具体决定党纪“行为模式”的抽象程度,确保其一定程度的明确性和可预期性。     

乡村振兴中基层领导干部短板问题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的原则,这对新时代基层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基层领导干部存在着责任感(是否愿意干实事)和领导力(是否有能力干实事)两大方面的短板,解决这些短板刻不容缓。为此,在完善基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要选拔高素质人才,引进高水平人才。在健全基层领导干部管理方面,要加强学习培训,提升领导干部素养;完善激励机制,形成物质精神双重关怀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形成全方位监督体系。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东方大国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且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二代领导集体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把改革引向政治领域,开辟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试论执政党的力量之源

作为执政党,必然有力量。究其实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来自于自身力量,来自于人民力量,来自于国际力量。深入探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对于进一步增强执政党的力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世界现状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

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四处兜售其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与稳定,而是动荡与不安。从当今世界发展现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出发,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以及对世界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关于领导干部综合能力培育的对策思考

领导干部只有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提高学习能力、驾驭市场经济能力、依法执政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才能培育其综合能力,才能肩负起领导责任,才能当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的要求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０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从实践“三个代表”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时代要求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深刻阐述了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辩证统一性,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又鲜明地反映了时代进步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要求,为推进新世纪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导。     

污染环境罪主观方面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了重大修改,罪名也变为污染环境罪.一般认为,修改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过失犯罪,但对于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是故意还是过失犯罪,理论上颇有争议,存有过失说、双重罪过形式说及故意说等观点.但过失说及双重罪过形式说均不能正确反映本罪修改的实质意义,不利于正确认定污染环境罪,不利于有效打击污染环境的行为,因而不足取.无论从文理的角度,还是从论理的角度,污染环境罪都应当是故意犯罪.将污染环境罪解释为故意犯罪,有利于惩治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