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扩散理论与中国“政策试验”研究:启示与调适

要全方位提升中国政策科学的研究品质,必须在研究中有意识地将政策科学理论体系与中国政策过程实践有效衔接起来.作为政策过程理论发展中的新兴范式,政策扩散理论可以为对中国独具特色的“政策试验”实践进行学理性阐释提供一个适宜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而中国基于“政策试验”的政策扩散过程因其自身特点,亦需要对这一理论的本土化应用做出相应的调适.通过对中国以试验为内核的政策扩散现象进行长期且扎实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扩展政策扩散研究的理论版图,甚至还有望重新定义整个政策扩散理论体系.     

农民增收相关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分析

"三农"问题一直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点,尤其是农民的增收减负问题,一直是公共政策的重点.很多农民增收的相关政策在制定之初是科学、合理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却与预期目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以黑龙江省为例,该省出台的农民增收相关政策可分为三类:一是加强政府投入、减轻农民负担的;二是拓宽收入来源、保障农民利益的;三是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的.农民增收相关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执行环境不完善,政策的延续性欠缺;信息传递不通畅,政策宣传力度不够;政策执行主体素质低,政策执行缺少监督机制;农民参与相关政策制定、实施的程度不够.促进农民增收相关政策有效执行,要努力做到严把政策制定关,强化政策执行的效果,完善政策执行的评价机制,加强对政策有效执行的监督.     

侦查讯问之制度性问题研究

近年来,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保障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诸多的理论研究显示出各界对侦查讯问工作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因此,本文以侦查讯问工作的制度性问题为切入点,考察了刑事诉讼对侦查讯问的价值定位,以及现行的诉讼证明模式和侦查政策等制度性问题对侦查讯问工作带来的实质性影响,并从这些制度性问题的内在基础出发,阐述了侦查讯问制度改革应当注意的诸多问题。     

试论技术性侦查的方法体系

技术性侦查的本质是一种以物证技术为基础并以证据为中心的侦查方式.技术性侦查的实施需要在将科学与技术进行联用的同时在侦查职业团体当中建立相应的理念.为将技术性侦查从单纯的技术方法上升为一种理念并最终形成一种制度,有必要对其方法体系进行合理构建.     

刑事侦查资源配置原则及其影响因素初探

侦查资源是侦查活动中的生产资料,侦查成本是侦查活动投入的各种耗费。侦查资源配置是指享有侦查权的主体依据刑事案件的发案环境和案件特点对侦查资源的布置和使用。侦查资源配置应该遵循相应的原则,包括:适度、系统性、资源共享、社会效益考量、迅速及时。影响刑事侦查资源配置的因素有侦查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刑事政策的制定等。     

哲学在政策科学研究中的功能分析

政策科学在学科发展过程中 ,存在三个问题 :1 政策科学是在多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政策研究领域需要解释的问题更为错综复杂 ;2 政策科学常借用普通理论学科的研究分析方法 ,其学科方法相对比较杂乱 ;3 政策科学是新兴学科 ,学科理论与知识工具的改进需要求助认识方法的创新与发展。政策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哲学的指导 ,与上述三个问题相对应 ,哲学在公共政策科学中的功能 ,可表述为三个方面 :第一 ,有助于复杂政策问题的综合认识与解决 ;第二 ,规范各普通学科理论在政策研究中的方法应用 ;第三 ,推动政策学科知识工具的改进     

政策研究群体与政策制定——以新医改为例

随着中央政府决策模式的转变,政策研究群体参与重大社会政策制定的方式和程度发生了重大变化。除政府内部智囊外,更大规模的以知识和功能互补为特征的政策研究群体已经崛起。作为政策倡导者,他们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已不再局限于仅仅依靠个别领导人或部门,而是受到更开放、稳定的公共决策模式的影响。为了能够进入政策制定的轨道并影响政策的形成,政策研究群体内部以及和其他参与者之间展开了充分互动。这一过程显示,中国政策研究群体的综合性和互补性优势,适应了重大社会政策制定的需要,有利于决策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促进中央决策机制向着科学、民主、有效的方向转化。     

政策研究的一部力著——评《中国宏观政策研究》

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推出,刘斌同志主编并有黑龙江省各路精兵强将,理论工作、决策部门实际工作者和政策咨询研究人员共同参加撰写的《中国宏观政策研究》,在目前众多政策研究的论著中是一部力著。 任何社会制度都是一种体系,它是由根本制度、具体制度和政策、法规、规章等三个层次所构成的。政策又分为宏观政策、中观政策、微观政策。作为社会制度体系构成的政策,主要是宏观政策。因而     

政策制定程序的初步探索

政策制定的程序问题,是当前政策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的重要的课题。制定政策特别是制定宏观政策和重大政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决策过程,必须有合乎科学决策规律的政策制定程序。所谓政策制定的程序,就是在总结以往政策制定经验的基础上,把政策制定的必经过程、工作顺序、活动步骤、议政形式、决策方法、签发手续等,排出程序,立为制度,使其程序化、制度化、法律化,并使它具有不可违背的权威性和约束力。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就政策制定程序问题,谈一点管见,恳请同志们批评指教。     

我国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政策制定:冲突治理与政策设计

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上,我国社会政治体制、社会观念也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其政策制定要以公共权力、公民权利、利益协调为核心要素,逐步形成科学化规范化的冲突治理与政策设计模式.转型时期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局部利益的冲突成为政策制定的主要困境.需要完善权力运行体制和决策机制.扩大社会各方的广泛参与和促进有效的政策沟通.     

论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指国家或执政党依据犯罪态势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人运用刑罚和有关措施以期有效地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目的的方案。刑事政策的制定原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法制原则,二是科学原则,三是谦抑原则,四是国际原则。刑事政策制定的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现实根据,即犯罪变迁;二是理论根据,即犯罪学说。     

政策滞后与政策监控

政策滞后是政策落后于社会需求或者说有些政策在时过境迁的情况下,仍在发挥着"余热".要防止政策出现严重滞后而给社会带来巨大的不利影响就必须在政策滞后到达滞后容忍临界点之前发动政策变革或实现政策终结,为此,就需要政策监控作用的有效发挥:设立预警机制,及时对政策"滞后"现象做出反应;科学监测政策滞后的程度,有效推动政策及时变革;健全政策监控机制,落实政策监控之实.     

我国公共政策及其特征分析

公共政策是特定的主体为达到一定目标而制定的行动方案或行动准则,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具有重大的影响力,是中国公共政策的最重要的制定者,我国公共政策从其实质来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关于中国公共政策的典型模型具有片面化、简单化、泛西化的缺陷,难以科学阐释我国的公共政策.我国的公共政策在制定中具有凸显共产党的主导作用、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稳步前进的政策制定路径等显著特征,在执行中党政的强势推动、执行链条的冗长、既注重过程又强调结果、既实行分工负责又合作发力的特征也十分明显.     

改革开放前中国政策制定的模式分析

改革开放前,中国政策制定的模式既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政策制定模式,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模式,而是呈现出我国那一时期所独有的一些特征.即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以政治浪漫主义为主;政策制定主体主要是政治领袖和少数政治精英;政策制定权属于中央高度集权;政策制定方式以经验决策为主;政策制定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政治领袖的言论.     

公共政策平衡理论的研究

建设和谐社会要发挥公共政策在平衡各种矛盾和利益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分析了一些不和谐现象的政策根源,初步构建"公共政策平衡理论"的框架,并阐述该理论三个组成部分的主要内容:(1)缺陷理论.对有缺陷的公共政策进行分类,分析缺陷产生的原因及应对措施.(2)更新理论.从政策更新的事实出发,分析了政策更新的原因、内容和原则.(3)循环理论.从揭示公共政策的循环性特征出发,分析政策循环的原因,指出公共政策的循环规律及其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作用.     

社会保障资源安排中的逻辑与政治——以华北一个村庄为例

采用"质的研究"方式,对社会转型期华北一个村庄内各种保障或救济性质的资源安排进行了微观分析。相对于宏观政策层面的简单与明晰,正式的社会保障资源在农村社区的分配与利用过程中的功能、内容和形式都更为丰富,如作为消解其他政策和项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工具,或演变为被争夺的竞争性经济资源,或将动态的保障制度异化为长期的养老保障,或作为维稳和社区治理的一种政策性工具等;这些变异一方面有悖政策初衷,使得政策目标发生偏离,另一方面也可能侵蚀社会公正。因此,社会保障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农村社区复杂而多元的现实,更具规范性、透明性和参与性,这也要求建立起更为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相应的监测与评估机制,厘清社会保障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尽可能避免进入政策资源异化与资源补偿型维稳的怪圈。与此同时,非正式的保障资源或社区内部的某些安排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式的政策性资源的缺位或短缺,而如何将正式的保障政策资源与社区的、社会的力量有效结合起来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政策转移中的文化冲突及规避策略

政策转移既是一种政策工具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政策转移的发生、政策转移内容的选择以及政策转移的成败都与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由于文化的差异,政策转移常常遭遇文化冲突.政策转移中文化冲突主要表现为异质文化冲突和同质文化中的亚文化冲突.这两种类型的文化冲突又常常体现为意识形态冲突、制度冲突、观念冲突、行为习惯冲突及混和型冲突等形式.文化冲突对政策转移的成败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需要深入研究政策转移中文化冲突的表现及根源,寻求政策转移中的文化冲突的规避策略.     

试论公安政策制定的法治化

公安政策作为调整社会公共安全关系的手段,其背后蕴藏的是社会公安价值的分配,继而意味着对社会组织及公民的安全利益分配。其制定过程必然要求多方参与、科学民主。而要保障其政策目的的实现就必须借助法的手段,实现公安政策制定的法治化。     

我国政策科学发展的困顿和突破口

在政策理论工作者、特定政策的制定者和研究者之间,由于没有形成围绕制定高价值政策这一共同目标相互支撑、优势互补的机制和方法论,致使我国政策科学的学科发展陷于困顿之中:现有理论和方法对特定政策制定,对特定政策研究均未显示出应有的指导性;政策理论工作者,特定政策的研究者和制定者各自为政;理论的科学性、合理性、逻辑性和可操作性受到置疑,因此,学科地位未得到公认。走出困顿,奠定学科地位的突破口可简单表述为:通过政策理论工作者、特定政策的制定者和特定政策研究者三方的共同努力,围绕制定高价值政策这一共同的目标,研制一套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优势互补、互为支撑的政策制定科学程式,明确程式中各步骤的目的、目标和基本操作思路,各步骤中常用方法(指导性研究方法、研究设计方法、资料收集方法、统计分析方法、质量控制和评估方法等)、主要用途、适用条件和操作要点;各步骤主要难点、表现形式和消除策略、研究者和决策者各方职责、需协调之处和协调思路等。     

全球化视域下中国政策转移的反思与建构

随着全球化进程逐步深入,政策议程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跨国经验的影响.各种团体、国际组织以及各类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地"转移"国际经验到本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中,而处于这一进程中的我国政策制定必将更加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趋势的影响.因此,如何适应这一新形势的要求,研究政策转移的特点及规律,特别是探索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转移体系,以对当下我国政策过程实践有所启发和帮助,是我们亟待解决的新课题.文章以全球化为背景,通过对我国政策转移的回顾与反思,针对影响我国政策转移的主要障碍及其症结,尝试建构当前我国政策转移的框架体系及保障机制,以供我国政策转移实践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