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南少数民族民事纠纷解决管辖制度研究

有清一代,在中央王朝积极扩张其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民事纠纷管辖范围的同时,西南少数民族固有的民事纠纷解决管辖制度也在向中央王朝的管辖制度靠拢,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事纠纷解决管辖制度呈现出趋同的特点.民事纠纷解决管辖制度的趋同,是国家管辖统一性和普适性的要求;是中央王朝考虑当地实际情况的结果;是西南少数民族固有制度必然会汲取外来制度营养的结果.清代西南少数民族民事纠纷解决管辖制度的发展,为中华法系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丰富了中华法系的内容.清代民事纠纷解决管辖实践提供了大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我们建设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帝制中国晚期的民事法律,审判与调解

为了解作为现代化之展开背景的前近代时期中国的民事法秩序以及此种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帝制中国晚期民事法律关系的演变、民间纠纷的产生与解决机制之类的问题近些年来成为法律史和社会史学者思考的重要课题之一 ,并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比如 ,朱勇对清代宗族法和梁治平对清代习惯法的研究就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于清代民间法的形态、功能和性质的认识 ;张晋藩的总括性论述使我们对清代民法的概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而郑秦对清代司法制度和吴吉远对清代地方政府司法职能的研究尽管是从国家法律制度的角度着眼 ,也有助于我…     

从邪教惩禁个案看清代司法对立法的矫正

惩禁邪教的法律反映出清代法律不仅严苛,而且具有严重的民俗违反性,这种立法危及到清代法律秩序的长期存在.不过,从当时大量惩禁邪教的案例来看,官员在司法实践中,或者出于情理的考量,或者出于规避责任的心理,多数时候并没有一丝不苛地执行法律,而是从轻处罚,或根本就不加以惩处,这对清代严酷的立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矫正作用,一定时期内对保障清代法律秩序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跨界合作: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关系图景——以西南少数民族婚姻纠纷解决实践为例

很多学者倾向于把"国家法——习惯法"看成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认为随着国家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强制推行,习惯法的影响将越来越小,最终被彻底取代。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婚姻纠纷解决过程中,围绕着"最大限度促成案件尽快妥善解决",有时国家法和习惯法会同时"在场",或轮番"上场",甚至以一种不在场的"在场"方式出现,在冲突之余也表现出一种合作关系。国家法与习惯法的跨界合作成为婚姻纠纷解决的客观需要。大量实地调研也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为此,在立法上,我们要珍视民族习惯法中的优良成分,利用国家法赋予的制度空间完善民族自治法和乡(村)规民约,实现国家法和习惯法有机结合。从实践层面看,要坚持在民族地区变通实施国家法律,加强各方面的合作,努力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公职律师制度的本土构建之路——通过政府法制机构构建公职律师制度

构建公职律师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的制度化手段之一.在借鉴域外经验进行公职律师制度构建中,必须明确制度构建目标并考察已有制度能否提供相似功能,以此决定本土化构建的方式.在我国公职律师制度旨在通过国家制度内设立法律专业团体实现依法行政.目前政府法制部门与公职律师制度在目标及功能上具有高度重合性.为此应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通过对政府法制机构制度进行改造优化,将公职律师制度逐步纳入其中发挥功能以实现后者的本土化构建.此路径在功能延续、制度吸纳上具有可行性和经济性,更能适应当代中国法治的需要.     

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探折——以新疆高校为例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少数民族大学生是大学生中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开发西部、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的后备力量,是我国边疆的建设者.搞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对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从学生思想观念、教学方式、基础教育、国家政策的执行和法律的完善不够等方面进行分析,指出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因素,最终为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教育给予若干建议.     

少数民族中心城市和谐行政执法方式的探索——以贵州省凯里市为例

少数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在城市管理执法中由于民族习惯引发的纠纷较多,构成城市管理的特殊问题,这些民俗习惯将渗透于案件的执法管理过程,形成特殊性。基于此,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的执法管理,应该充分考虑少数民族文化习惯尤其是民族禁忌,采取变通执法,做到国家法律与地方文化习惯的兼容,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城市执法达到和谐目的。     

论我国少数民族优惠性差别待遇及其保障——从反向歧视的视角

一国内部各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对少数民族实施特殊保护的最直接理由.我国的“少数民族”指新中国建立后经民族识别工作确认的55个少数民族,为切实保障少数民族权益,国家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性差别待遇,更好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这是追求和实现真正民族平等的表现,并没有制造另一个不公正和所谓的“反向歧视”.     

云南省少数民族动员型政治参与研究

云南省是一个典型的边疆多民族省份,政治参与对于少数民族利益的表达、实现和维护,对于国家政治体系在民族地区的贯彻,对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甚至对于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安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民族地区景观法律保护的问题与对策

由于历史发展、地理条件的制约,少数民族地区大多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从而工业化发展的水平普遍偏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原生态自然环境景观与人文景观得以保存完好,成为这些地区在现代以及未来的一个独特资源。但随着城镇化建设、拆旧建新的快速发展,如何保护民族地区特有的景观也是近年来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从民族地区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应当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习惯法、建立各民族地区景观立法法协调机制、提高民众参与的交流与协作等,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从而推动民族地区景观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贯彻《教育规划纲要》促进民族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发布,为我国民族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民族高等教育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当以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为宗旨、确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适应民族地区需要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形成优势办出特色、提高少数民族高等教育质量、发扬民族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     

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的空间及特殊性探讨

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呈现出明显的＂三阶特征＂,而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还处于＂第一阶＂水平,基本上处于缺失状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性为社会工作的介入提供了需求性空间;民族地区民政工作的局限性为社会工作的介入提供了现实性空间;民族地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为社会工作的介入提供了必要性空间.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具有的特殊性,那就是必将面临＂本土化＂与＂再本土化＂的交织、主流文化与次属文化的冲突、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碰撞这几对矛盾.     

当代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执行有效性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在各方面也有了长远的发展和进步,这当中国家的各项公共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本文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性总结了少数民族地区在公共政策执行中的特殊性,然后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并系统分析了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再从特殊性着手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要从主体、客体、环境、机制等方面来改进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执行,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同时也丰富了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研究。     

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 社会面貌将迅速改变——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回顾与展望

中国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达913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1%;少数民族聚居的民族自治地方,区域面积达61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64.3%.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许多少数民族一直处于被压迫受歧视的地位.     

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治理方略研究

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充分说明了少数民族干部在党和国家的全局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民族地区治理的主体是少数民族干部,民族地区的发展离不开少数族干部。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但是,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现代化治理视阈下研究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实现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有效治理正是本文立意所在。     

从自生秩序看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与制度创新

自生秩序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寻构自生秩序的制度体系大部分是以渐进演化的方式取得的,人类的政治、法律制度乃至国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后发国家同样存在本土自生秩序,其现代政制的构建应该选择渐进式道路,在保护原有自生秩序的基础上推进连续的制度变迁。制度创新是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和途径,其目的是创造适合本国需要的具体的民主制度形式,使宪政民主能够从内部生长起来并顺利运转,实现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和平过渡。     

虚构的正义——国家治理转型中的法律感知

政治以正义为旨归,正义的实现可以感知。实现正义的过程伴随着国家治理从德治向法治的转向。与强调义务的德治不同,法治建立在权利之上,国家通过严密的法律体系实现公民的权利平等。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也面临着艰难的多重转型,这种转型体现既体现为从等级政治走向平民政治,也体现为从政治控制转向法律平衡。在转型治理的过程中,其实存在两种法律及其表现形式:作为秩序的、表现为依法管制的法律,作为自由的、表现为依法抗争的法律。因此在治理转型的过程中,法律被用以明确现代治理中的责任和程序;在权利实现的过程中,正是具体的立法、司法和执法使人们感知法律及其背后的正义,从而激发自觉的法律信仰。     

近二十余年清代知识女性问题研究综述

近二十余年来清代知识女性研究成果丰硕,大陆学者从专题研究、人物研究、地域性研究等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港台地区和国外学者的研究用力颇深,但目前的研究依然存在不足之处。人物个案研究极其匮乏,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之外的知识女性群体研究尚需深入。地域性研究不均衡,多聚焦江南,对东北、西北、西南、中部地区知识女性关注不够。研究视角较窄,多从文学赏析角度研究,史学视角下的研究不足,缺少对"人"的关注。     

国际法对国家统一的内涵及方式的影响

现代国际法秩序产生以前,国家统一或分裂是以非文明的方式轮番上演;国际法秩序产生以后,国家统一或分裂就逐渐朝着文明的方向发展。国际法既保障了各主权国家领土边界的法律上的稳定性,也要求各主权国家在维护国家统一这种国内问题上,应采取和平方式或贯彻和平精神。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反思——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作用辨析

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矛盾较为突出,法制现代化西方化范式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出现很多矛盾,不利于法治秩序的建构与法律权威的树立,因此反思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作用,十分必要。文章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入手,对两者作用进行辨析,并提出整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