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裁判与民意冲突的成因分析与思考

法院裁判与民意发生冲突的成因主要包括:转型社会矛盾多发与司法腐败现象存在、公民权利意识增长与表达自由渠道的畅通、司法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分离等。法院裁判与民意冲突问题是由个案问题所暴露出的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解决问题的出路应当从遏制司法腐败、改革公民参与审判的制度、增加审判程序制度本身的公正性、完善民意沟通机制等方面寻找。     

民事裁判文书的公开与完善

民事裁判文书的公开能确保司法公正 ,树立司法权威 ,达到WTO协议的要求。我国的民事裁判文书虽然在形式公开方面有一定的改进 ,但在实质公开方面如判决理由的阐述、适用法律的分析以及判决结果的公开等方面 ,都需要逐步进行完善。     

民意与司法的冲突:表现、原因及影响——以近年发生的若干典型刑事案件为样本

民意与司法之间的冲突,具体表现在犯罪认定和刑罚制裁两个层面。民意与司法之所以产生冲突,源于主体的专业能力不同、评价问题的方法与标准不同、主体的心理以及法律规范的抽象与滞后等因素。民意与司法的冲突对司法造成的影响是:削弱裁判的可接受性,贬损司法的权威,降低司法的效率。     

司法裁判事实认定中的非理性因素

在司法裁判事实认定中,裁判者基于自身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会不可避免地掺入一些个人的非理性因素,如潜意识、思维定势、个人情感、个性气质和欲望需求等.裁判者非理性因素在事实认定中犹如一把“双刃剑”,既能发挥支配和促进、诱导和激励、选择和评价、调节和控制等积极作用,也存在片面性、或然性和盲目性等消极影响,因此,有必要通过完善裁判者教育培训制度,建立司法判决理由公开制度和落实合议制、陪审制和回避制等措施来进行有效导控.     

我国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在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下,检察机关加强对法院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有着深厚的法理基础。但现行的刑事审判监督制度,存在着设计上的缺陷。为进一步加大刑事审判的监督力度,必须从监督的内容、责任、程序、途径等方面着手对其予以规范和完善。     

传媒与司法关系思考

传媒对司法具有积极作用:正确的传媒报道有助于促进司法公正,有助于遏制司法权力的滥用,有助于弘扬法治精神。传媒与司法的冲突与偏差表现为:传媒的不当报道和评论影响司法独立,传媒对司法裁判的不当抨击影响司法权威,司法和传媒所采取的不当措施能引发和加剧双方的冲突。传媒与司法存在消极关系的原因是:传媒和司法的追求不同,传媒和司法的要求不同,传媒渗透力和司法反应能力的不匹配。重构传媒与司法的关系需要做到:传媒报道要自觉维护司法权威,传媒报道要坚持真实、客观、善意原则,司法应当尊重、宽容传媒。     

项目教学法在足球裁判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现代职业足球运动的发展对裁判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难以适应现代足球裁判教学的需要,结合实例,通过对项目教学法在足球裁判教学过程中的应用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项目教学法不仅能为学生构建一个开放性、研究性的学习环境,又可以使学生对所学的规则和裁判法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进行有效的强化训练,同时,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在具体的执法情境中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提高了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与他人交流合作的能力。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实务问题探讨

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刑事政策导向下,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审判实践中出现了放宽对案件证据要求的现象,易导致对案件定性量刑的偏差。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涉及的数额认定、是否复制他人作品的认定以及犯罪行为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认定等方面要严把证据关,严格依照查证属实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裁判结果的正确性和公正性。     

判例标题的结构与功能——以最高法院公报的民事判例为主要素材

我国最高法院公报登载的民事判例标题的结构是:原告当事人+诉(与)+被告当事人+案由+案。与大陆法系比较,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更为成熟,判例标题的设置具有更重要的借鉴价值。为了进一步完善判例制度,我国判例标题的设置应在要素齐全情况下尽量简明;根据案件类型,准确选择连接词;加强判例标题设置的规范化程度;将判例标题设置的要求普遍适用于所有的裁判文书。     

论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的平衡保护

当前法学研究者们将研究的重心放在"公众人物"标准的构建以及基本权利冲突解决的几种理论之上,而极少有人从案例分析的角度入手,提出具体的标准来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对最高院12个公报案件的分析结果表明,法院在案件审理中未区分案件的性质及言论的目的,致使言论自由的价值受忽视。从裁判标准、法律适用以及判决方式三方面进行完善,有利于实现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保护的实质平衡。     

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

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存在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一定的特殊时期,其存在与发展有一定的必然性。司法裁判的威信与公信力需要借助裁判的可接受性来树立,这种制度虽然与现代法治理念有所冲突,但是在现阶段司法裁判可接受性是中国司法改革与发展的必经之路。     

理念嬗变下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只是迈出了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在程序正义理念、恢复性司法观念和证据裁判主义等思潮的冲击下,刑事诉讼制度在最近的十几年里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并积蓄了进一步改革的动能。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将朝着公正、民主、文明的方向继续前行。     

论行政不作为的司法审查强度

行政不作为因其隐蔽性、消极性的特点被称作行政执法中的"幽灵"。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行政不作为案件数量呈现递增趋势,对行政不作为的司法审查已成为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对行政不作为司法审查的强度,直接关乎行政权与司法权的配置问题,直接决定司法权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的广度与深度。只有确立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并重的原则,重构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审查强度,结合裁判时机成熟理论,才能逐步加强我国行政不作为司法审查强度。     

刍议素人裁判对法律形式理性的影响

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型构了"在社会中理解法律,在法律中理解社会"的意象。"形式理性的法"与"实质理性的法"是韦伯有关法律最为原创性的思考。韦伯推崇形式理性的法,但对于素人裁判的解构性作用,韦伯并没有一味地否定而是展现出一种辩证的灵活。素人裁判对法律形式理性的影响是显著的。韦伯有关重视法律形式理性的思想对我国法治的深层建构具有规范性的意义。     

法律事实与裁判事实的关系新探

法律事实即法律规范规定的、能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情况或现象,是有证据证明、可以运用法律方法识别认定的客观事实,其基本特征是客观性、规范性、可证性和学理性.裁判事实是公权力机关依法认定的事实,其基本特征是主观性、公定性、已证性和实务性.在内涵层面上,法律事实和裁判事实表现为客观和主观、无权和有权、应然和实然、基础与表现四重关系;在外延层面上,法律事实和裁判事实表现为交叉关系.促进裁判事实无限接近法律事实的思路,需要提升证明标准的立法水平,明确法官自由心证叙明原则及制度,并确立法官行为标准和评价规范.     

司法裁判中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以两起影响性诉讼为样本

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是司法裁判理论中的难题,中外在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上有着不同的理念和制度。法官在事实和法律之中纠缠的困惑,反映出疑难案件裁判的困境和无奈。对区分问题的考察应结合刑事诉讼的性质进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解决区分问题的合理出路。     

论我国协商型刑事裁判模式的构建

在我国传统的刑事裁判模式中,法官依靠国家强制力作出裁判,而无须征得控辩双方和被害人的一致同意,这种裁判模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的弊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这些弊端无论是对于国家司法权威的形成,还是对于社会纠纷的平息,无疑都是一种致命的伤害.因而针对这些弊端,引入诉讼调解机制对我国传统的刑事裁判模式进行改造,构建新的协商型刑事裁判模式,不失为一个大胆而又富有创新性的尝试.     

艰难中前行——“两高三部”新证据规定的意义与问题

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两部新证据规定大量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和理念,如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并进行了具体的细化,对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作出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必将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     

司法裁判执行难及破解之道

司法裁判执行难是人民法院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司法裁判执行难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法官权威的缺失,程序正义被忽视,既判力的弱化,执行权的失控。破解司法裁判执行难,需增强社会和公众的法律信仰,确立司法裁判活动的道德性,确保裁判结果的公正性,确立司法裁判的终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