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进程中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

协商民主作为重要的民主制度设计和治理形式,对于优化乡村治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将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协商民主与乡村治理的有效融合,契合党和政府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迫切需要。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不是单纯的制度吸纳和整合,而是包括制度嵌入、行动嵌入和认知嵌入在内的多维嵌入结构和过程。从全国各地的治理实践来看,民主协商机制尚未真正嵌入乡村治理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和治理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为此,必须加快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进程,将协商民主理念嵌入到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认知之中,形成有事好商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不断健全与完善协商民主的各种体制机制,促进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     

家户制度与乡村治理关系研究述评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底蕴,蕴含着丰富的传统资源,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种"家户制度",作为一种本源型传统,家户制度对于社会秩序的构建和乡村社会的治理有重要的价值。因而在发掘这种本源型资源的同时,国内许多学者对家户制度和乡村治理关系展开了探索,形成了许多阶段性成果,本文基于这些成果,对于家户制度与乡村治理关系研究展开述评,将已有的家户制度和乡村治理关系研究归纳出四种类型:一是对作为乡村治理背景的家户制度研究;二是对乡村治理机制完善下的家户制度研究;三是对乡村治理结构优化下的家户制度研究;四是对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家户制度研究。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模式调试及发挥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自治发挥核心作用,法治发挥保障作用,德治发挥辅助作用,三者有机结合构成了乡村治理体系的优化升级。在实践中,乡村治理模式供给要与乡村类型需求相匹配,以常态和强化为划分维度,乡村治理模式有四种;以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关系状况为划分维度,中国乡村可划分为四种类型,不同类型乡村有不同的治理模式需求。根据不同类型乡村的特点进行治理模式调试,精神层面,培育公共精神,提升村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物质层面,凝聚共同利益,化解分歧、平息纠纷;制度层面,强化制度供给,构建乡村治理框架。     

走向公共性的农村治理现代化——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以浙江省近年来有代表性的农村治理新模式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了它们在浙江乡村治理以"公共性"为目标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制度贡献与不足。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一个旨在构建"公共性"治理规则的、讨论中国乡村治理转型问题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对浙江省乡村治理的成就、困境与发展思路等问题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场域发生着重要变化:从表象而言,出现乡村的边缘化、荒芜、空心化;更为严峻的挑战是,乡村的精英人士大量流失、自治制度的失语失效、乡村治理的精神呈现断裂。为此,我们主张因地制宜将新时期的乡贤吸纳到乡村治理体系中,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当前以及今后应在文化与制度建设两个维度下大力气,长期坚持,使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成为可承继的传统。     

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系统思考

提升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是一项涉及到理念、制度和结构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改变传统的对立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先进的"强国家-强社会"互强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理念来指导乡村治理;改进和完善国家法律法规、省级地方法规、各级地方性执法规定以及村级规约,提高相关制度设计的质量和水平;优化乡村治理的结构,主要着眼点在于规范两委关系、乡村关系,提高村委会选举的质量,拓展村民代表会议的功能等.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及其优化

法治化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尽管全面依法治国所强调的"法"是以国家制定法(硬法)为核心的法律规范体系,但乡村社会自身孕育了大量的自治性软法规范,在因地制宜的治理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法律多元视角下,乡村社会欲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治理新格局,"软法性规范+硬法性规范"的合作共治路径在当下无疑是较优选项。软硬法合作共治能够实现制度互补,在发挥各自治理优势的同时弥补对方功能局限,有效协调多元共治中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同时,合作共治在乡村治理中也具有较强的理论、政策、制度和实践基础,但当下合作共治的法治路径并非完美无缺,依然需要对其进行优化,表现为规范软法生成过程、强化软法实施效力、协调软硬法实施中的冲突等。     

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的演进及内在逻辑

从建国后乡村基层治理的纵向发展来看,我国大体历经了改革开放前的"政社合一"、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和新时期的"多元善治"三个阶段,尽管这三个阶段的治理环境及治理的主体内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不论是过去突出国家行政力量的治理理念,还是如今强调自治属性的治理模式,实质上都是国家在特定的治理环境下实现其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体现。而在当今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以原有模式为基础并立足于本土因地制宜的创新探索和以国外成熟的治理经验作为参照并充分与我国国情相互结合的创新探索,为新时期乡村基层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指引和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内容。     

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秩序发展与活力培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开启了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制治之旅",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在秩序发展方面,要聚焦制度优势,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制度执行力、创新人才制度和协调多元秩序,更好地发挥政府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和专业秩序的功能,增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效能;在活力培育方面,要促进"四化"协同,不断推进社会化治理、法治化治理、智能化治理和专业化治理的协同,激发社会治理共同体成员的活力。只有全面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处于"序""义""利"交汇点上"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高质量发展,提高制度、政策服务供给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匹配度,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最终实现人的共生共在。     

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分析

国家治理是体现全局性、系统性的综合问题,有各种复杂关系需要从制度层面上予以规范。从历史经验来看,党的组织体系和领导能力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制度建设最为倚重的工作方法,也是以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保障;党对制度建设根本原则的把握,规范和引导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同时建立党领导制度创新的有效机制,把党的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优势,才能够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积极促进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无比优势,但制度优势还有待于转化为治理效能,治理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实现现代化,当务之急是积极促进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此,应当加强和改善党对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领导,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大意义,坚决贯彻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确保治理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应当充分发挥人民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中的主体作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立法和决定功能、监督功能,充分发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作用;应当改革和创新治理的体制机制,优化行政决策体制机制,强化行政执行体制机制,加强责任追究制度,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应当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行政监管督察体制机制,加强决策监督、执行监管督察、效能监管督察,实现监督督察的制度化、程序化;应当正确处理和理顺各种治理关系,特别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应当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不断提高其治理能力。     

乡村治理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解析

随着国家政权延伸到乡村社会的程度不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乡村社会中也呈现出历史上此消彼长的态势。而在具体的乡村治理中,两者之间发挥作用的界域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两者在乡村治理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而理性的路径选择在于:对非正式制度进行适度的筛选,保留其"精华"部分;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精华"部分持相容的态度,实现两者之间的和谐均衡,从而提升国家在乡村社会中的治理能力。     

行政、社区、市场:乡村组织振兴“三重赋权”的内在逻辑

乡村振兴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整体性治理过程,是要激活和发挥各参与要素的优势潜能,使之有效衔接的过程。在资源紧约束条件下,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实现乡村组织振兴,要同时面向国家支农资金的有效使用、面向社区服务和农民组织化效益的有效实现、面向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它的良性运转不仅需要"行政性"和"社区性"双重赋权,还需要"市场性"赋权。行政赋权逻辑为乡村组织振兴提供了政策空间、项目资源和试点授权;社区赋权逻辑创新了乡村组织振兴的动员方式、组织结构和职能定位;市场赋权逻辑设定了乡村组织振兴中资源要素的配置方式、样态与机制。"三个面向""三重赋权"的协调联动,彰显了理解乡村治理转型的辩证关系,整合了"属事"与"属人"的一线治理逻辑,实现以"事"聚人,以"人"促事,在既有乡村治理结构的框架内,创新要素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回应了乡村有效治理的现实需要,是未来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趋向。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原因可能很多,但从制度机理的角度分析,主要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成,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制度保证.然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并不直接带来治理效能,只有借助制度改革和创新,将制度势能转化为制度性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优性,进而实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目标.于是,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就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在疫情大考中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疫情防控工作取得胜利提供了根本指引。应对疫情实践和检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这些优势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方面。从疫情防控实践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一是完善疫情发现、报告、发布方面的制度;二是明晰中央和地方在疫情防控中的责任;三是建立完善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治理体系;四是完善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的制度;五是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六是加强舆情监测和网络治理;七是提升决策和执行能力。     

一线治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机制调整与实践基础

治理体制与治理机制是塑造乡村治理结构的双重维度。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复杂时空条件限制了乡村治理体制扩张的治理效能,进而激活了一线治理的场景。一线治理是直面问题、回应群众的治理形态,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和实践本位,并呈现为富有弹性的治理结构。沿着党群关系脉络,一线治理突破了村庄治理单元并深入乡村治理体制,奠定了治理机制调整的实践基础。根据体制位置的层级差异,一线治理面临不同的体制约束条件,并产生了灵活的治理机制调整方式,因而具有政治整合倾向。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一线治理弥合了科层体制的治理缝隙,促进了政治逻辑与行政逻辑的协调联动,维系了乡村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与正当性。为此,需要着眼于党政体制的制度优势,基于"不变体制变机制"的基本原则,坚持体制稳定性与机制灵活性的辩证统一,稳健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问题。社会治理内涵、目标与社会工作的理念和功能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使得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治理成为可能。本文以山东省南仲都村乐和家园乡村治理模式研究为例,对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治理的路径进行探索和反思,总结出了改善"乡政村治"下的村委会与乡政府矛盾;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培育乡村精英和农村社会组织;挖掘人的潜能,提升"农民自在";合理定位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者角色四点做法。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分析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作出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动力转化机制、环境优化机制和空间重构机制助力乡村振兴,但由于乡村自身的承载能力不足、治理体系较为落后,再加上相对贫困问题开始凸显,导致这些机制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为更好地发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于乡村振兴的助力作用、应对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面临的挑战,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应该主要以提升乡村资源承载能力、实现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相对贫困的长效治理机制等方式推动乡村振兴。     

软法视野下乡村微腐败治理研究

"微腐败"治理既是完成反腐倡廉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腐败治理难题的关键之举。尤其是乡村"微腐败",因其量大面广、隐蔽性强等特点成为"微腐败"治理的痼疾所在。传统硬法虽承担着法治反腐的重任,但全然依靠硬法并不能实现乡村"微腐败"的全方位治理。公共治理的兴起为软法反腐奠定了逻辑基础。立足功能主义分析框架,软法在弥补单一法规制不足、道德义务规范化表达和发挥乡村治理民主性等方面有着硬法无法比拟的功能和优势。以党内法规、村规民约等为代表的软法资源运用也为乡村"微腐败"治理提供了可行的路径与方案。不过单靠任何一种法的形式都无法完成乡村"微腐败"治理任务,"软硬共治"将是乡村"微腐败"治理的最优模式。     

城乡协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新思路

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且开始实施。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诸如乡村社会分层加剧、乡村基层组织冲突加剧、精英分子流失、乡村文化流失等问题将逐日呈现,而传统"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难以再维持治理的高绩效。协同治理模式是克服"乡政村治"模式弊端,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重要模式。在新型城镇的进程中,协同治理要遵循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发挥城乡各自资源优势,通过城市和农村之间、工商业和农业之间、市民和农民的协同发展实现乡村治理之善治目标。为此,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互助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相互支持;形成城乡基层组织整合机制,促进城乡组织相互合作;形成城乡制度互融机制,促进城乡制度相互融合;形成城乡文化的"互哺"机制,实现城乡文化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