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里卡论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国际化的可能性

金里卡针对当前在处理国家与少数族群关系的问题上,国际社会致力于把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输出到"后共产主义"和"后殖民国家"的趋势,提出证明这种趋势合理性的四个假设。他对其中的一些假设进行了批驳,从而对西方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后殖民国家"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但从长远来看,他对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的全球普及充满信心。像西方很多自由主义者一样,金里卡的思想具有很强烈的普遍主义倾向,这是我们应当警惕的。对其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我们应当批判地借鉴吸收,而不应当盲目套用。     

走进萨米人的生活

我在瑞典学习期间曾接触过当地土著居民萨米人。萨米人是欧洲最大的原住民族群之一,分居在：芬兰、挪威、瑞典和俄罗斯。萨米人有自己丰富的民族文化,他们中不少人以养殖驯鹿为生。     

西方政治的新现实——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挑战

如今,西方国家出现了选民政治分歧加大、右翼与极右翼政治力量崛起、政党体制稳定性下降的现象。这种西方政治的新现实,主要驱动力量是国内人口结构多样化的提高与族群宗教多元主义的崛起。人口族群宗教多样性的提高,可能导致西方国家内部政治分歧的加深和潜在政治冲突的增加。实际上,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上的不对称结构。这里的悖论在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秉承的自由原则与平等观念导致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但如果部分少数族群宗教群体和部分移民群体不能对西方国家形成政治认同,不能对现有宪法体制与政治秩序提供政治支持,就可能反过来削弱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为了有效应对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带来的挑战,西方国家在移民、边境、族群、宗教等内外政策上很可能会转向更加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立场。     

实验主义治理：公共治理的一个新路径

实验主义治理秉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和以经验证据为支撑的实证理念和循证品格,在纵向放权的基础上通过目标设置、差异探索、治理评估、政策迭代和政策扩散等机制探寻政策改进和治理优化的可行路径。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它的兴起是为了应对治理复杂性的挑战、弥补科层式治理的不足和探寻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等。实验主义治理模式注重纵向放权、公众参与和多元协作,改善了公共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提升了治理的参与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是科层式治理模式的重要补充。但在实践中,实验主义治理也面临着法治困境、创新困境和合作困境等现实难题。在我国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应当协调好实验主义治理中创新与法治的内在张力,完善治理体制与机制,提升实验主义治理的实践效能,从而使其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族际政治:中国该如何选择?

西方的族群政治理论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最初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形式出现,在凸显族群的身份和权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承认政治、差异政治等理论,从而把西方国家"多族化"背景下的族群权利问题拉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该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并与中国注重少数民族地位和权益的政治文化相结合而得到迅速传播。但是,随着族群政治理论的传播和日益意识形态化,它在理论和逻辑上的不严谨广为人们诟病,可能引出严重政治后果的问题更是引起了学界和政界的高度关注和批评。近年来美欧与族群政治理论相关的矛盾和冲突日渐突出,已经将族群政治理论可能的政治后果变成了现实。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已在国内广泛传播的族群政治理论进行全面检视,进而做出理性的选择,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两岸城市社区治理的比较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岸几乎同时开启城市社区治理的改革,但是却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模式。社会组织参与是达成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以社会组织参与为视角,系统比较两岸城市社区治理的特征、条件与逻辑,可以发现:中国大陆地区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行时,中国台湾地区处于后工业化、城市化成熟时期,二者分别因应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治理任务,因而前者较易采取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后者则要呼应多元社会的诉求,更多采取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因为目标选择不同,加之受不同政治社会体制的规定,中国大陆的社区治理更多展现出"管理主义"的技术逻辑,中国台湾地区则展现出"社区主义"的政治逻辑。     

国外治理隐性腐败的机制之鉴

考察美国、德国、芬兰、瑞典、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治理隐性腐败的机制,总结主要有3点一是源头上的治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二是细节上的治理——道德规范法制化;三是教育为主——重在事前的预防机制。     

法治视野下“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治理模式”构建

新形势下,法治视野下的"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治理模式",应当是"多元治理、共建共享模式"。着力构建"多元治理、共建共享模式"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平潭综合实验区独特的发展定位和目标使命的重要途径。立足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充分利用"先行先试"的重要机遇,突破现有的制度空间,建立行政区域自治制度,在平潭综合实验区实施地方自治,是构建法治视野下"多元治理、共建共享的新模式"的根本出路。     

邻比冲突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政府强制型治理模式、市场主导型治理模式、设施管理型治理模式和社区治理型治理模式是现行典型邻比冲突治理模式。政府强制型模式治理主体单一,偏重政府强制机制的运用,对必要型邻避设施设址有积极意义,但容易激化矛盾,治理绩效不彰。市场主导型模式治理主体多元化,发挥多元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有良好治理效用,但面临诸多现实和伦理困境。设施管理型模式鼓励以企业为中心的多元参与,注重设施形象管理,治理成效显著。社区治理型模式以社区治理为中心,引入多元参与,积极发挥以社区治理为核心的多元治理机制的作用,倡导间接治理和自主治理,具有积极意义。不同邻比冲突治理模式及其治理机制既存在较大差异,亦呈现趋同趋势。优化国内邻比冲突治理,需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发挥多元主体和多元治理机制的积极作用,增强治理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性。     

多边主义治理模式的局限性分析

全球化的发展提出了全球治理的需求。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民族国家设计建立了一系列多边主义制度。但多边主义模式仍有一系列问题与局限,如合法性不充分、法治程度低、透明度不高,参与缺乏、责任性和有效性不足等。作为对多边主义的替代和补充,单边的、双边的或者"少边"的、网络化的治理模式也在世界舞台上浮现。     

多元治理视角下政府规制模式建构

与治理理论的兴起相伴而生的是在政府改革领域流行着“放松规制”的思潮，这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根源。通过对治理理论的反思，重估政府规制的价值，建构在合法性与有效性基础上的政府规制有别于政府干预主义，尤其在多元治理模式下，它的核心价值体现在能够为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一种稳定的机制，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因此需要我们重新探讨政府规制的功能定位。     

灾后重建与基层治理模式的变迁:对5·12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L镇的比较研究

在5·12地震三年的灾后重建过程中,政府通过强化对基层政权的控制,使得权威主义治理模式成为重要的灾害应对机制。与此同时,社会组织的介入成为5·12地震灾后社区重建的新的社会参与形式。通过持续三年对四川省龙门山镇A社区和B社区重建的比较研究,发现在社区治理层面,无论社会组织的参与式治理还是村集体的权威主义治理都有自己的优势,但又处于超越社区层面的急速的灾后重建过程、城乡一体化过程以及社会管理改革过程的交互作用中。各种力量对社区的多方面介入使得基于相对隔离封闭的传统社区的参与式发展理论和以往计划体制下的单一权威治理思路都难以应对。社会治理制度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在多元共治和权威管控之间达到平衡。     

善治视域下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探析

全面免除农业税后,"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诸多困境,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成为适应农村发展的新治理模式。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的形成既是解决"乡政村治"困境的现实选择,也是回应乡村社会内部自治力量成长、实现乡村善治的必然之举。这一模式的构建,需要诸多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对乡村治理环境的优化。··     

区域治理:地区主义视角下的治理模式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似乎预示着一个治理社会的来临 ,治理被成功地运用于国际关系的实际操作领域。区域治理则是治理模式与地区主义进程的巧妙结合 ,而欧洲联盟通常被认为是区域治理的一个成功模式。本文分析了地区主义与区域治理的互动关系 ,介绍了欧盟的治理模式 ,并以此为基础 ,展望了未来区域治理的发展趋势     

党建引领中国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党建引领中国社会治理的实践具体表现为从国家层面推动一轴多元治理结构的形成与完善,并通过这一结构的动态发展保障党建引领的功能稳定。社会综合力量成为社会治理实践过程的合理补充,基于公共性培育与社会增能,党建引领促进社会参与的合法性实现;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成为社会治理实践的创新发展,基于有机链接和系统多元的结构化发展,党建引领进一步促进社会治理实践实现了一轴多元模式下沉和基层转化。     

新中国70年机关事务治理的制度变迁:一项历史制度主义的考察

机关事务治理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有机融汇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叙事之中。如何理解我国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历史变迁,是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命题。我国的机关事务治理从以"后勤服务"为主要表现形态的传统机关事务管理向以"运行保障"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现代机关事务治理转型,经历了雏形渐成、改革发展、深化改革三次重大的制度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机关事务治理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背景、政治变量、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的"混合体"模式深刻影响着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变迁历程,国家治理范式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则是制度变迁的动力所在。展望未来,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要正视新时代赋予的新要求,加强制度创新消解路径依赖逆向张力,推进机关事务治理职能法定化,完善多元协同的机关事务治理模式,从而推进新时代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儒家伦理与市场理性耦合的家族经营——基于李锦记集团的经验分析

在中国泛家族主义影响下,李锦记集团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既实现了经典公司治理理论的两权分离,也没有将控制权完全让渡给职业经理人,但有效避免了股权分散、内部人控制、代理成本较高和难以规避外部风险等现代公司的治理弊病。这种成功得益于李锦记将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的组织理性结合起来,以家族主义信任和家族价值观作为非正式制度,加强家族企业的文化凝聚力;同时以经济理性和契约精神等西方先进经营理念进行正式制度建构,减少儒家伦理的亲缘主义对企业经营的不当干预。在"思利及人"的儒家价值观驱动下,李锦记发展出一种去中心性的"自动波"领导模式,是本土企业探索"无为而治"的一种积极尝试。李锦记的经营经验表明,泛家族主义与"思利及人"的儒家伦理在节制资本的逐利本性与侵害行为,增加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现代公司治理与经营并非只有美国模式可以依循,融通中国家族主义与西方经理主义,寻找儒家伦理节制资本缺陷的制度途径,则可能发展出一条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和民族智慧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     

包容中实现多赢：加拿大的民族政策

加拿大作为世界上的主要移民国家，英法两大民族体系之间，以及其他小民族之间的共存、对抗一直是个大问题，加拿大的民族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比美国还要敏感。不过，1960年代起，加拿大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找到了一根民族间和平共处的平衡木。从此，每一个族群都是国家的平等一分子，这对恢复少数族群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地位带来了革命件的变化。     

多元主义与排他主义的相悖与相容

在宗教问题上,多元主义一直占主导地位,多元主义强调不同宗教间的交流对话,促进彼此理解与沟通,这种立场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多元主义作为一信念体系无法为反多元主义做出肯定的、积极的评价,这是多元主义的悖论。近年来排他主义对多元主义的攻击,侧面反映了这一悖论。分析多元主义和排他主义,揭示宗教对话的困境,引入理解的扩展性和收敛性这一对概念,以期更深刻地认识多元主义和排他主义。最后,从基督教拯救概念出发,揭示多元主义与排他主义的相容性。     

康有为的“国族”构建说探究

"国族"构建是晚清政治变革中的一大核心问题。康有为"国族"构建说的出发点,源于他对"保全"中国的强烈冲动。依托"去种界同人类"的乌托邦设想及"天下主义"的理论框架,并辅以文化、政治、物质整合之具体对策,康有为坚信,作为"国族"的动态、开放、融合的"中华民族"之构建,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康有为显然是文化族群主义谱系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揭示了一条新的"国族"构建之路--强调文化价值的整合,将"中华民族"视为超越族群关系的政治和文化象征,通过渐进的方式克服帝国内部多元族群及其政治体制所造成的分裂威胁,致力于实现超大型、多民族国家的近代转型,并为未来的大同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