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利益群体的分化与政权的执政能力建设

在社会的急剧转型期,我国利益群体的分化格局呈现为中产阶层发育不良、强弱失衡的断裂结构.这样一种利益分化的失衡不仅表现在资源占有的明显差异上,还表现在利益表达与博弈的失衡方面.这样一科利益分化、博弈的失衡结构近年来还有固化与加剧的趋势.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必须加强政权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增强对政治权力自身的监督与制约能力;必须进一步提升针对利益分化与思想分化的调控与整合能力;必须增强培育、制定、创新社会政策的能力.     

市民社会的利益冲突及其中国语境——一种政治社会学的分析

在现代性语境中,资源的稀缺与社会成员利益的多样化必然造成市民社会自身的利益矛盾与冲突.市民社会的利益整合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政治权力的自主性、公共性与有效性,富含权利精神的政治文化传统,以阶层或群体的组织性为基础的良好的利益表达、沟通、博弈与协调机制.我国现在的市民社会正处于发育中,其利益的分化与博弈具有相当程度的不规范性,协调与整合的难度更甚.     

网络舆论倒逼中国改革

当下社会转型期,利益群体分化,利益博弈规则却不够透明和公正。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成为民众利益表达惟一比较顺畅的通道。网络舆论对政府的公共治理形成了强大压力,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事件的走向。网民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压力集团"。     

经济利益分化与政治稳定

经济利益分化是现代化不均衡发展的产物,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它既可以促进政治稳定,又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在我国现代化转型期,只有加强制度协调、政策协调和教育协调,才能促进经济利益分化与政治稳定的良性互动。     

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与防范:协商民主的分析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以利益矛盾为主的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频发暴露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通和公共政策的局部失衡,也反映出政府在利益协调、协商治理方面能力的不足。产生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是公民权利保障机制不完善,公共参与缺失造成的制度供给不足、应得权利失衡和权力缺少有效监督。从协商民主的视角看,扩大公共参与和实现协商治理是解决社会冲突的适宜选择。     

社会分层视野下的政治认同——基于三种群体利益实现的视角

利益认同是政治认同的逻辑起点.改革开放初期,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得到较好的调整,政府与执政党积累了较好的政治认同基础.现阶段,社会利益分化加剧、阶层分化明显,不同的阶层、同一阶层内部不同的群体因为利益实现的程度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认知和评价.基于利益分化与获得,可将我国人民分为既得利益阶层、中间阶层和弱势利益阶层.既得利益阶层中既有基于信仰形成的价值认同,也有基于利益获得与维护形成的"赞同"却"不认同"的政治态度;中间阶层其政治情感表现在认同中有挣扎、在肯定中有迷茫、在否定中有期待,还有一小部分中间阶层政治情感走向极端;弱势利益群体因为社会支持不够、参政能力和参政渠道有限等问题,其政治认同总体走低.     

论当前我国非直接利益冲突频发的体制性根源简

近年频发的非直接利益冲突是社会矛盾的新形态,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政治、行政、社会等体制性弊端日积月累的必然产物.这些弊端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高度分化所导致的“相对剥夺感”、参与制度供给不足所导致的“权利贫困”、公共权力异化和政府治理能力滞后所导致的“合法性危机”以及公民社会发育不良所导致的“公共空间萎缩”.     

论利益群体的非均衡博弈是组织系统演化的动力之源

利益群体的非均衡博弈是组织系统运动的动力之源,这种非均衡博弈关系反映了组织中组织单元(智能元)既是一种彼此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又存在着彼此之间在资源、地位、影响力、权力和权威等方面的一种不均衡和非对称的竞争关系。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是在一个利益群体分化的社会中进行的,社会和谐即利益格局的均衡是不同利益群体博弈的结果,通过利益群体的非均衡博弈实现均衡利益,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当前中国利益分化现状与执政党利益整合能力的提升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现阶段仍然存在的利益分化过大的问题,正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表现。当前中国社会利益分化过大主要体现在个人与家庭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行业之间等方面。利益分化过大造成城乡、区域、行业与部门之间发展的马太效应,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削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利益整合能力的有效提升,对促进社会利益公平分配、化解各种利益矛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意义重大。提高党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构建共享利益观、不断健全完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是提升党的利益整合能力的有效途径。     

行政生态学视阈下我国乡村社会结构失衡及其治理

转型期中国的乡村治理是在乡村社会结构失衡状态下所进行的治理,行政生态的影响较为显著。乡村社会在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和政治构架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失衡,这种失衡以价值观念的异质性、社会管理结构的重叠性和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为典型特征。乡村特征与乡村治理息息相关,乡村社会结构演进是乡村社会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各行为主体的力量博弈是乡村治理的关键。乡村治理的优化,需要整合多元价值观以加强乡村各行为主体的"共同意识",需要发展村域经济和理顺乡村关系以优化乡村社会管理结构,需要大力培育以利益为纽带的乡村人为团体。     

论当前我国非直接利益冲突频发的体制性根源

近年频发的非直接利益冲突是社会矛盾的新形态,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政治、行政、社会等体制性弊端日积月累的必然产物。这些弊端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高度分化所导致的"相对剥夺感"、参与制度供给不足所导致的"权利贫困"、公共权力异化和政府治理能力滞后所导致的"合法性危机"以及公民社会发育不良所导致的"公共空间萎缩"。··     

我国行政权力运行的多维失衡与宪政困境分析

理想状态下的行政权力运行结构应当是一种均衡化的结构.但由于我国现实政治权力结构的失衡、利益关系主导行政权力等原因,现实中的行政权力格局仍处于一种失衡状态.这种失衡状态加剧了行政权力的异化与失范,更增加了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与制约的难度.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然以宪政为框架设置相应的规范,在权力结构的均衡化、重构行政权力运行模式等方面有所突破.     

基层治理生态的失衡与调适——以“黑砖窑事件”为例

山西"黑砖窑事件"表明,基层治理生态出现了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失衡:政府监管缺位,公共性丧失,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基层治理生态之所以失衡,是与利益、权力、社会以及文化等要素分不开的。要调适基层治理生态,这就需要再造基层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凸显公共性;再造公民社会,培育非政府组织,提高社会自治水平;再塑公众个人,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促进公民参与治理。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利益失衡与风险成本

改革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不同的利益集团不断分化,并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足够重视。因为,严重的利益失衡将使处于转型期的社会面临高风险,并有可能最终导致改革失败。     

我国“复杂化社会“的形成及其治理

"复杂化社会"是新世纪我国社会发展不能逾越的重要阶段.复杂化社会的形成是对社会发展的理论认识不足、经济利益的边界模糊与失衡、政治权益的分化与重组、文化观念的碰撞与融合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现阶段复杂化社会呈现出阶段性、多因性、多变性和可控性的特点.复杂化社会的治理是一个长期而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思想观念、治理工具、政府能力、社会整合等方面进行相互协作与密切配合.     

和谐治理:公民权利与社会均衡机制的建立

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激化,敏感性的突发事件的频发,公民利益诉求困难、公民权利表达缺乏途径,使得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一治理主体,因社会结构的层次分化走向多元共治的转变。重视公民权利及公民利益的表达,规范制约政府权力,建立行政程序制度、社会协商制度、提高人大代议能力的制度,是民意表达的有效途径和社会均衡机制建立的重点。     

论行政伦理的价值与建构——基于公共危机治理中自由裁量权合理运用的分析

转型期我国社会利益分化加剧,突发性公共危机成为当前公共治理中无法回避、常态化、尖锐而复杂的难题.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应用,是突发性公共危机有效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行政自由裁量必须以公共利益为逻辑起点,方有价值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也才有积极效用性可言.因此,在公共危机频发的当今时代,围绕公共危机治理的主题,建构自由裁量权合理应用的行政伦理就有了重大的时代意义与价值.     

性别失衡议题中的多元利益格局与政策博弈——对中国性别失衡政策议题网络的实证分析

性别失衡是中国社会的核心议题,议题活动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政策博弈的过程.为揭示性别失衡背景下我国社会的利益格局,本文依托Intemet和中国期刊网数据,分析了性别失衡政策议题网络中不同政策社群的利益博弈行为.结果表明:Heclo(1978)和McFarland(1987)关于政策议题网络的概念模型,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性别失衡政策议题网络,后者参与社群性质异化、边界模糊,具有更为复杂的现代政策多元主义特征.在议题网络中,各政策社群代表不同利益集团采取发言、劝告、旁听、争论等形式参与政策博弈,表现出两类博弈形态:一是议题交流型,就性别失衡的态势、原因、后果和治理等提交观点、表达利益,意在将本集团的议题态度融入公共政策进程;二是议题交锋型,围绕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真实性、计划生育政策的合理性、光棍挑起战争的可能性,以及施行治理的必要性等,暴发激烈的议题观点时抗,意在就关键政策环节主导政策舆论环境.这两类利益博弈在性别失衡议题发展中具有近似量质互变的哲学辩证关系.     

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困境及其破解:共识、精英与阶层变迁的视角

共识的缺失使得公共治理仅仅依靠权力的博弈,这种博弈可能更多局限于精英内部展开,民众更多充当的是旁观者。政治发展会更多沦落为统治阶层内部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做出的最低限度的妥协与退让。主导公共治理理论能否有效适用的是政府。在一定意义上,主导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是精英。精英与政府是一种交叉关系,又拥有各自的定位。精英共谋直接危害公共治理理论的有效适用。对此的破解需要从精英生成着手。后发国家,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过程同时是走向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导向的阶层变迁与精英功用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动态展示,是破解阶层固化的过程,是推动社会成功转型的过程,彰显了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与政治发展密切勾连的关系。     

阶层分化与执政党维稳能力建设

我国阶层分化是改革以来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推动下的社会变迁过程.这一分化展现在多个维度:社会结构的分化、裂变与重构现象交错；经济分层、社会分层与政治分层并存；阶层分化、利益分化与观念分化凸显.社会阶层急剧分化也对执政党维稳能力提出挑战.提升党的维稳能力需要重构党的群众观念,强化对分化利益的整合,扩大对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体制化能力,加强社会管理能力以及构建韧性社会安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