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宪法权威 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

一、我国宪法监督的立宪例在我国制定1954 年宪法时,已经意识到宪法对国家机关权力的限制作用,宪法的实施离不开宪法监督这个问题。刘少奇在1954年9 月15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 “宪法的基本任务,是用法律的形式规定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 “它在我们国家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上,规定了什么样的事是合法的,或者是法定必须执行的,又规定了什么样的事是非法的, 必须禁止的”,所以, “宪法是全体党员人民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的”,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在遵守宪法和一切其他…     

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宪法保障

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最主要、最核心的价值。近代宪法是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过程中产生的,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永恒的主题。基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我国要通过修宪和宪法解释工作进一步确认一些与中国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必要的基本权利,并通过规范国家权力和加强司法救济等手段来确保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论网络隐私权的宪法保护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经济的发展,网络空间下的个人隐私保护问题日渐突出,传统的隐私权领域因此扩展到网络空间,网民的隐私权不仅遭受着来自于民事主体的侵权威胁,有时也面临着以政府为代表的公权力的侵害。作为现代信息社会公民不可缺少的一项基本权利,网络隐私权应当得到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保护。而我国的宪法只对隐私权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结合我国的宪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当前网络隐私权保护的现状,对网络隐私权的宪法保护进行探讨得出:将隐私权作为基本权利规定在宪法中;完善隐私权立法体系,辅之以相关制度;防止公权力对网络隐私权的侵犯;完善宪法救济制度。     

中外宪法监督制度的比较研究

宪法监督是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的实施，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公民基本权力的保护。总体来说，宪法监督可以分为三种模式，即司法机关宪法监督、立法机关宪法监督和专门机构宪法监督。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由宪法确立，实践中宪法监督权的落实还需要进一步制度化以及捋顺上下级权力机关宪法监督权的问题。为此，应设置专门的机构行使宪法监督权；完善立法，确保宪法监督制度化；加强宪法监督执法。     

赋权抑或限权——刑事诉讼的定位分析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其他部门法律都是基于《宪法》的原则产生。《刑事诉讼法》又是我国程序法法律部门中的一个重要的法律。但是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方基于法律而产生的权利与权力和宪法的关系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且诉讼权利与权力是被宪法所赋予,还是被宪法所限制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但是基于中国宪法理论体系对刑事诉讼法的定位分析,无论是限权说还是赋权说都有一定的不妥,也许一种平衡感才是国家的法律体系的最终追求。     

南亚国家政策的宪法效力文本分析

南亚国家宪法中的政策条款不仅具有结构上的特色,而且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具有明显的宪法效力。南亚国家宪法中的政策条款,仅仅是对立法机关立法行为的一种判断,同时,行政机关履行职责也应当遵守国家政策原则的规定。南亚国家宪法中的政策条款不具有可诉性,同时也排除了司法审查。南亚国家宪法建立起了政策条款和基本权利条款在宪法效力上的区分与平衡机制,这体现在:将基本权利条款与国家政策条款分开并赋予不同的效力,基本权利条款和国家政策条款在内容上有重叠,基本权利条款和国家政策条款冲突时折射出社会公平的价值等。南亚国家政策入宪的启示是:国家政策入宪,有利于对国家的长期发展进行确定性指引,为人民评价和监督政府提供了明确标准,可以展示国家的目标和理想等。     

抓住契机加强宪法实施和解释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宪法把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赋予给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法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的建议”。那么这些法规实施的又如何呢?正如著名宪法学老前辈张友渔教授所感叹的,“我活了80多岁,都没有看到中国有一个完整的宪法案例”。 三位博士生依法律程序提起的违宪审查建议,若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并做出决定,     

法律监督权的应有内涵

法律监督权是一种价值性范畴.我们应该按照法律监督的价值要求建构我国的检察权.应该站在宪法的高度,严格按照宪法的定位来理解和建构检察权;对检察机关以法定形式解决授权与控权问题;从物质和制度上确保检察机关的独立地位;对检察人员的诉讼角色应该去当事人化,让其承担客观义务.     

加强和改进人大监督工作的现实意义及途径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切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于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要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正确实施，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健康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工作，不断增强监督实效。     

要重视存款人对金融机构的约束

在金融安全的法律制度设计中，要重视存款人对金融机构的约束．以弥补公共权力监管的不足。要让存款人从银行可以破产的观念基础上树立起风险意识，自觉对银行通过“用脚投票”等方式来监督银行的经营管理，这是通过私权力的监督来弥补公权力监管之不足的有效方式。     

用删除找回遗忘：重建数字社会的平衡结构

记忆与遗忘是个体不得不面对的矛盾，也是社会不得不直面的矛盾。对个体来说，生理性遗忘机制维持记忆与遗忘之间的平衡。对社会来说，遗忘成为一种社会性宽容机制。但就整个社会来看，即使借助语言、文本甚至是现代模拟电子信息来增强集体记忆，遗忘仍然是常态，而记忆则是例外。数字化记忆使社会的全面记录成为可能，全面数字化意味着在数字化背景下，遗忘成为一种奢望。社会的全面数字化要求引入删除作为一种社会性遗忘机制以维持数字社会中记忆与遗忘之间的再平衡。这就涉及谁拥有删除权，删除权力在权力主体之间如何分配，如何对这些权力主体进行有效监督等问题。显然，这种权力分配及监督不可能是工业社会基础上的完善，而是数字社会下的权力结构重构。     

美国人的宪法意识

冯俊杰在《漫谈宪法意识》一文中说，在法律的效力上，宪法是高于立法机关的立法。从而对立法机关进行限制，也能够对以投票决定的程序加以约束，所以成为公共事务和私人领域之间一个明显的分界。而宪法本身理所当然地不能被自己执行，也无法自动地约束人民。问题就出来了：宪法对抗暴政，当以名义上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威胁到宪法的时候。谁来捍卫宪法?古典宪政就有一个中心主题“对当局进行民主监督其本身并不能保证避免专制”，因为宪政本身也需要监督和维护。     

《反垄断法》——中国特色的“经济宪法”

<反垄断法>作为"经济宪法"的基本理念与内容结构,与当前先进的国际竞争法律接轨,通过对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三类主要垄断行为的规制,构建了反垄断法体系的基本框架.<反垄断法>作为"经济宪法"的实施必须打破行政垄断.<反垄断法>第8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这是中国特色的"经济宪法"的核心所在.<反垄断法>作为"经济宪法"实质是关注民生、保护民利的深层立法,体现了反垄断法的民生意义和民生价值.     

人大宪法监督体制中的民主与集中

民主集中制,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根本组织原则,当然也是宪法监督制度设立与运行的根本组织原则。我国的人大宪法监督制度,既存在“民主”不充分问题,又存在“集中”不到位问题,突出的是宪法监督的民主渠道不畅通,部分具有违宪可能的国家机关脱离于民主监督之外,宪法监督机关受种种因素钳制,发挥不了“集中”监督之作用,以致宪法监督形同虚设。人大宪法监督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应从健全宪法监督的民主集中制入手,修改宪法,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实现宪法司法化。     

程序正义视角下的行政权力规制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关注的是某一实体的正义,而忽略程序的不公,现实生活中,程序使用不当,自由裁量权过度是导致行政权力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解决自由裁量权过度这个问题上,理论论证和实践经验都表明,行政实体法已无所作为。程序正义就是相对于实体正义而提出的,具有不同于实体正义的独立价值,对于规范行政行为,规制行政权力腐败具有积极的作用。要有效实现程序正义,控制公权力滥用、公权力异化,根本性途径就是制定行政程序法,从制度上、从法律上长远规制行政权力腐败。     

"算法权力"的异议与证成

当前算法研究中,"算法权力"这一概念还存在着一些争论.算法是不是一种权力?如果是,算法为什么是一种权力?这既是认识上的问题,也是现实中的问题.学界基于本体论视角和系统视角分别产生了"算法不是权力"和"算法是权力"这两种在形式上对立的观点.理论上,从支配力视角出发可以证成算法权力,支配力是权力的核心要素,那么拥有支配力的算法是权力;实际上,算法具有重要的社会性,它以技术集合的支撑、私人资本的嵌入与公权力的嵌入为基础,生成了算法权力.算法权力生成基础的糅合将产生多种算法权力形式,主要包括算法操纵、算法合格权威以及算法合法权威等算法权力形式.正确认识算法权力及其形式对于全面理解算法、应用把握算法以及治理算法具有重要作用.     

论我国行政垄断及其法律规制

行政垄断是一种超经济垄断,其实质是行政权力的滥用。从行政垄断的特征及成因来看,不能依据反垄断法来判定行政权力的合法性,而应根据宪法和行政法对行政权力加以限定。因此,我国行政垄断可从完善宪法,有效约束政府权力;完善行政法,合理规制行政权力;运用反垄断法处理“不合法”的行政权力三方面进行法律规制。     

启动宪法监督:健全宪法监督机构的路径选择

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并纳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笔者认为,维护宪法权威需要具体制度保障。宪法权威不是凭空塑造出来,而是在纠正违宪中被认同的,在监督宪法实施的具体案例中形成的。健全监督机构是启动宪法监督的根本措施第一,监督宪法实施要有专门监督机构。早在1954年宪法中,就规定了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实施监督职权,但因无具体的机构支持使其仅仅停留在字面的规定上。在     

居住自由权的入宪:农民集中居住良性推进的宪法保障

居住自由权本质上属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范畴,西方一些国家明确将其载入宪法.由于居住自由权在我国当前宪法中的缺位以及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一些地方政府在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中,可以不顾农民的意愿,无视农民的居住自由权,强迫农民集中居住,导致农民“被上楼”、“被城市化”.将居住自由权载入宪法,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地方政府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行为受到了宪法上的约束,有利于农民集中居住的良性推进,从而推动农村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从宪法产生的社会根源谈民事权利的保护

民事权利是民法里根本性的问题.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离,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近代宪法是沿着规范公权力、保护私权利(民事权利)的路径而演化的.然而,一些学者对民事权利的保护依旧坚守着只有通过健全的民法体系,对民事权利的全面规制,才能使权利得到保障和确认的观点,致使我国长期以来私法相对于公法显得落后,民事权利(私权利)的保护不够充分.笔者从宪法产生的社会根源谈民事权利的保护,认为宪法对民事权利的保护是本源性和终极性的,并提出对民事权利的保护应形成以民法为主,兼采行政法、刑法等部门法,以宪法为最终救济的多元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