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治理中的农民话语权保障——基于善治的视角分析

能够有效地维护农民权益是现代乡村治理最为基础、最为现实的目标。话语权作为农民的首要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有效行使,其缺失的原因在于农民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农民组织的体制性缺失、农民自身能力素质有限等方面,应从培养农民进行话语权表达的主体性意识与能力、完善和创新平等的保障农民话语权的制度机制、提高农民话语权表达的诉求能力和整体效能、增强农民话语权对政府决策输入的影响力方面保障农民话语权,从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并走向乡村善治。     

数字乡村建设的原则、问题及路径——以西部欠发达地区为例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经济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持续提供乡村振兴动力引擎的战略选择。区域差异、目标偏离和主体差异是西部欠发达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客观上存在的问题。推进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数字乡村建设，需要注意区域性差异、注重分类性要求、重视主体性培育，采取理念创新、因地制宜、逐步推进等方式，坚持以特色产业发展为引领，充分激发农民内生动力，不断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着力构建数字乡村建设共同体之路。     

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嬗变是内生秩序和外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政权微观介入和市场机制深度嵌入在不断解构中国乡村传统治理机制的同时,也在艰难地重构着支撑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共识和规则体系。以自治、法治、德治为内容的"三治融合"是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实践,其目的是协调村民自治规则、国家法理规则与传统礼治规则之间的不统一甚或冲突状态。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拓展乡村规则实践的公共领域。在此基础上,有赖于以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方式,促成国家政权介入与乡村内生治理秩序间的均衡状态,进而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农民主体性问题——以D县为例

美丽乡村建设与农民息息相关,美丽乡村政策的落实离不开农民的积极参与,必须充分发挥农民自身的主体性作用。本文以S省D县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为例,发现农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主体性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决策层面参与度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积极性不足、农民主体的创造性不足、农民对自身主体性的认识不足等。需要从加大宣传力度、加强教育引导、强化组织保障、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方面促进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发挥。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公民精神培塑论析

乡村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归因于人的现代化。公民精神源自人们对公民身份的心理认同和价值塑造,是公民公共价值理念和行为自觉的凝练与升华,也是衡量当代公民素养的重要标识。在农民群体中积极培塑公民精神,对于改善乡村治理现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公民精神成长需要在尊重和提升农民主体性作用的基础上,不断培植和强化公民精神的内在价值理念。     

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与运作逻辑研究——基于“中国大棚第一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证考察

物联网、云计算、虚拟现实（VR）和区块链等数字元素的嵌入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治理共同体建构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面向。以信息网络为载体的数字技术形塑新的乡村公共秩序,但也面临着治理“碎片化”的难题,成为掣肘乡村治理效能发挥的重大障碍。采取个案考察的研究方法,以“中国大棚第一村”的数字乡村建设为研究对象,系统探究技术赋能背景下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和运作逻辑。研究发现：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是数字社会发展中乡村治理体系优化、治理结构重组、治理能力提升和治理秩序重构的产物。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运作逻辑在于以社会网络融合深化共同体参与、以全要素生产率拉动共同体建设、以协调多方利益推进共同体发展。文章有助于深化“中国之治”话语体系的建构,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地。     

乡村建设中的农民主体性提升——基于角色互动理论的Y村案例分析

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首先应提升农民主体性。本文基于过程角色理论,以角色互动为分析工具,提出了“乡村精英-农民”互动视角下的农民角色转型模型,通过对Y村的单案例探索式分析,本文认为,在乡村精英与农民互动的角色实践中:精英的综合刺激激发了农民初期的自主性;随着精英对产业化、合作化的推动,农民角色参与的程度深化、范围广化,角色认同增加,农民的主动性得到提升;精英对村庄的经营管理提出要求,规范着农民的角色转型行为,强化了农民的受动性。农民角色转型既是主体性问题的分析工具,也是农民主体性得以提升的关键。国家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应着力推动农民角色转型,以提升农民主体性。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的成效、模式和路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数字乡村建设已经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1]通过赋能乡村振兴深入推进了农业升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有全域数字治理试验区带动赋能、农村电商赋能、“数据链+特色产业链”融合赋能和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赋能四大典型模式。文章对四大模式的内涵、做法和成效进行了客观全面分析,进而从投入、人才、平台和机制体制方面提出了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的优化路径。     

自治、法治与德治：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乡村治理始终是贯穿于三农工作的根本性问题,关系党的治理能力和执政水平以及中国乡土社会的安定和秩序。自治、法治与德治作为乡村治理探索的成功经验,是亿万乡村农民首创精神的集中体现,展现了乡村共同体提升精神、谋求善治、追求发展的诉求和愿望。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而三者的"最优融合发展"体现的是乡村治理进程中所坚持的传统与现实、坚守与创新、差异与选择,这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路径,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取向。新时代中国乡村治理体现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是,坚持党对乡村治理工作的领导,坚持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强化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保障,引导社会协同性力量的广泛参与。     

新时代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质量的实践路径探析

党的组织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体现,严密组织体系、凝聚组织能力是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需要。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中,作为政党结构与制度运行的重要基石,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不断提升其组织力质量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然而,伴随社会风险的上升以及各种社会矛盾的日益凸显,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价值原则与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愿景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偏离,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对发挥组织凝聚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战略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为切入口,梳理乡村治理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内在逻辑理路,聚焦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四个要素,以组织优势不断推动乡村振兴与治理创新。     

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的三维透视

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乡村振兴的保障。而数字技术与治理的结合，能够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促进乡村善治提供强大驱动力。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具有数据整合、联动协作、敏捷便利、全景敞视等四方面优势。对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而言，诸优势内蕴实现乡村治理资源的供需衔接、实现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简约复归三重作用机理，从而促进国家治理的一般知识与乡村地方实践知识的协调，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因此，解决乡村治理中存在的行政替代自治、技术异化等问题，实现数字助推治理有效，必须从技术适配、机制保障、理念驱动等三个路径整体推进数字技术在治理中的运用，才能发挥数字化在乡村治理中的正向效用，实现中国式治理现代化。     

数字乡村建设何以提升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基于甘肃G县实践的个案研究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通过数字乡村建设助推农民增收致富，建设美丽数字乡村和培养农民责任意识，进而为提升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创造良好时代契机。如何利用这一契机解决好当前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事务行动意愿不足与农村建设责任淡化等问题，成为打通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议题。在厘定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基本概念及其基本表征、主要类型基础上，阐释数字乡村建设提升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的内在机理，并引入甘肃G县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个案，分析其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的聚合力与张力，从而得出研究主题的相关结论，为我国建设数字乡村和提升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参考。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德治的实现机制与治理效能——以浙江省H村“功德银行”为例

德治是传统时期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也是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传统乡村社会特征发生改变，德治在乡村面临的内外环境和实现机制也相应发生变化，成为新时期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通过以浙江省H村“功德银行”案例研究，探讨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德治的实现机制和治理效能。研究表明，数字动员机制实现了乡村德治的关系整合，数字积分机制实现了乡村德治的规则重塑，数字监督机制实现了乡村德治的内生调节，为当前德治在乡村治理的有效实现提供了借鉴。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结构、过程与结果

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既是推动乡村振兴的主要手段,也是拓展乡村公共服务惠民空间的有效路径。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应以价值共创为行动方向,价值共创需要借助数字技术寻求生成和持续的机会。“结构-过程-结果”框架有助于系统分析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的内容特征与运行机理。在结构维度上,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参与、促进组织技术同化、创新服务生态系统;在过程维度上,乡村公共服务价值共创通过数字技术驱动的主体互动与资源整合得以实现,可将其视为“价值共识-价值共生-价值共享”的系统过程;在结果维度上,数字技术分别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促进了数据能力、连接能力与决策能力的提升,实现了个人价值、平台价值与公共价值在多层次网络结构中的交互跃迁。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面对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运行中存在的管理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整体治理能力与基层群众综合性需求契合度不够、治理的现实基础和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等新问题新挑战,要健全农村组织体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政治保障;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支撑保障;增强社会治理主体合力,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体系保障。     

城乡一体化与美丽乡村的善治之路

乡村治理的根本改善有赖于形成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多中心治理体系,善治理念是改善乡村治理的必然选择。乡村善治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理念。乡村治理应当坚持善治基本理念,追求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统筹式推进、以人为本理念下的主体性参与公平法治理念下的和谐性构建。我国乡村治理应当适应多元化中心的趋势,通过制度性安排来构建平等自主、具有活力的多元治理机制。     

农民主体性视角下乡村发展水平测度与障碍因子分析——基于西南地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调查

基于农民主体性视角，构建乡村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西南地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村民进行问卷调查和走访调研，采用熵值法实证测度研究区域内乡村发展水平，运用障碍度模型探讨影响乡村发展水平提升的障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当地在产业合作、经济发展以及民主发展方面发展水平较低；产业合作在乡村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上具有较高权重，是影响当前乡村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排名前三的障碍因子分别是参与深度、种植养殖、文化环境；农民主体性地位缺失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产业、文化四个方面。基于上述结果，当地需要充分尊重农民在产业合作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党建引领，赋能基层组织；优化乡村文化服务供给，提升农民内驱发展能力。     

国内数字乡村研究热点及演进趋势

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可视化分析发现，中国数字乡村研究大体经历三个阶段，即研究初始期(2016年以前)、缓慢增长期(2017年—2019年)和快速增长期(2020年至今)。研究热点体现在数字乡村的理论阐释、数字乡村与经济发展、数字乡村与乡村治理、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以及数字乡村的困境及破解路径五个方面。研究演进趋势主要表现为研究热度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研究内容从关注数字乡村经济到关注数字乡村全面发展、研究方法以经验研究为主。研究演进趋势主要受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社会层面的乡村社会转型与发展、个体层面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等因素的影响。     

农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体意识：基于利益相关者角度的分析

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农民(村民)是其主体力量。如何增强农民(村民)的主体意识,激发其主观能动性,更好地参与乡村治理,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要课题。增强农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主体意识的困境在于:城乡分割体制消解了农民(村民)的主观能动性,人际关系疏离弱化了农民(村民)淳朴的乡土情,较低的文化素养羁绊了农民(村民)的认知水平,松散的乡村社会结构淡化了农民(村民)的组织观念,多元化价值观动摇了农民(村民)的信任与合作意识。因此,增强农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主体意识的对策,即在主观(思想)层面,最大限度地重视农民(村民)主体参与的理性选择;在政策层面,最大限度地增进农民(村民)的公共利益;在社会层面,最大限度地消解城乡阶层分化带给农民(村民)的现实困扰;在市场层面,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物质需要(积累);在伦理层面,最大限度地引导农民(村民)培育"大公无私"的公共精神。     

迈向智治：数字乡村信息平台技术赋能的整体性治理进路

数字乡村信息平台的技术赋能,彰显了技术治理和工具治理的双重耦合效应。整体性智治将数据技术嵌入乡村治理结构中,重塑了数字信息传递的流程。数字乡村技术赋能的政府改革是一场集技术驱动、数据平台和农户协同参与的信息革命。数字乡村信息的平台化运作,导致了技术治理的形式化、政绩化和行政化等多重限度。从技术赋能的整体流程来看,数字信息平台由立体协同的治理结构所构成,要围绕赋能主体、赋能平台和赋能领域,建构具有整合式创新的整体性智治框架。具体要立足于农户的数字化能力,激发工作人员的自我效能感。围绕“线下”迈向“线上”的数字化赋能布局,搭建“技术供给+农户体验”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实现乡村数字化发展的特色化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