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德治的实现机制与治理效能——以浙江省H村“功德银行”为例

德治是传统时期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也是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传统乡村社会特征发生改变，德治在乡村面临的内外环境和实现机制也相应发生变化，成为新时期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通过以浙江省H村“功德银行”案例研究，探讨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德治的实现机制和治理效能。研究表明，数字动员机制实现了乡村德治的关系整合，数字积分机制实现了乡村德治的规则重塑，数字监督机制实现了乡村德治的内生调节，为当前德治在乡村治理的有效实现提供了借鉴。     

乡村“微自治”:实践检视与路径建构——基于“治理有效”的分析视角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也是对乡村治理提出的新的改革要求。将“微自治”置于“治理有效”的视域下进行检视，发现乡村“微自治”模式虽然在凝聚自治主体共识度、保障自治过程有序性、提升自治功能有效性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但其实践机制也存在不利于多元主体有效参与、阻碍多元主体合作互动关系的建立、难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等实践限度。基于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导向，乡村“微自治”需要立足其实践优势，从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推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机结合、推动自治实践向更高层次发展等方面实施进一步优化。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机理——基于鄂西W村的实践考察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治理有效的重要途径。从马克思主义的内外因理论出发，结合鄂西W村“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形成的地方实践，探索“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机理，可以发现“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实际上是乡村社会内部发展需求的内因与外缘之间互动互构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即乡村自身发展需求是内因；党委政府领导、社会力量参与是外缘。未来促进“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提质增效，需遵循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基本原理，即党委政府领导与社会力量参与须因地制宜契合乡村社会自身发展的内部需求，才能够真正解决乡村治理面临的新问题。     

乡村数字治理中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乡村不动”的困境延续到了乡村数字治理中,表现为乡村数字治理的官僚化、悬浮化、形式化和技术化,本质为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数字改造伴生的国家政权干预压缩了乡村自治空间,悬浮型乡村治理结构中干群关系的松散难以产生有效动员,以及农民自身数字能力贫困的制约,阻碍了农民主体性的实现。须通过还权赋能,提升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意愿、能力和权利,重塑农民主体性。     

制度、技术和理念: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何以有效——以浙江省N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为例

推进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弥合了城乡数字鸿沟,激发了乡村社会内在活力。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基础,搭建“制度—技术—理念”的分析框架,剖析浙江省N区数字赋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案例。在制度供给方面,N区通过成立监管机构、搭建数字平台、完善奖补考核等手段,形成长效机制;在技术支撑方面,实现装备智能物联、数据互联共享、引入AI识别技术,推进平台更新迭代;在理念塑造方面,通过组建宣传队伍、打造宣传品牌、实施积分制管理、提升民众数字素养,营造文化氛围。N区的实践经验折射出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治理逻辑。即在制度变革层面,治理模式由碎片化转向整体协同;在技术保障层面,由技术匮乏转向统一标准;在理念转化层面,治理理念由模糊治理转向精细治理。     

乡村“治理有效”的意蕴与考量

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乡村"治理有效"内涵着对治理主体、治理决策、实施执行与治理效果的较高要求。乡村治理的效度考量,需要从厚植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促进乡村发展、解决乡村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及治理资源的"投入"与治理"产出"等多面相衡量。当前实践中提升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就要从乡村组织振兴、治理主体良性互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注重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等方面下好功夫。     

现代性构建中的乡村技术治理演化逻辑

技术的深度嵌入是传统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区别之一，技术化也是现代性构建的重要内容。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乡村治理需求、治理组织能力、可用治理资源充裕度的变化，技术日渐深入地影响着治理格局并逐渐嵌入其中。目前，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技术运用在民主活动和内生性公共事务管理中仍显不足，但是在社会流动性增加和有效治理需求增加的背景下，乡村治理组织对技术的综合运用能力正在提升，技术治理将超越政策执行过程，成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要件。     

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与运作逻辑研究——基于“中国大棚第一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证考察

物联网、云计算、虚拟现实（VR）和区块链等数字元素的嵌入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治理共同体建构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面向。以信息网络为载体的数字技术形塑新的乡村公共秩序,但也面临着治理“碎片化”的难题,成为掣肘乡村治理效能发挥的重大障碍。采取个案考察的研究方法,以“中国大棚第一村”的数字乡村建设为研究对象,系统探究技术赋能背景下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和运作逻辑。研究发现：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是数字社会发展中乡村治理体系优化、治理结构重组、治理能力提升和治理秩序重构的产物。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运作逻辑在于以社会网络融合深化共同体参与、以全要素生产率拉动共同体建设、以协调多方利益推进共同体发展。文章有助于深化“中国之治”话语体系的建构,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地。     

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耦合机制与实践理路

党建引领是推动乡村振兴与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动力与组织保障。协商民主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治理理念及工具，党建引领与乡村协商民主之间具有特定的耦合机制，主要表现为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是提升政党合法性与有效性所指、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以及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需要党建供给结构性与行动性条件。另外，概观来说，对于基层党组织而言，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高质量发展可以从文化、政制、主体以及技术等四个维度进行实践拓展。     

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约束与智慧路径

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数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了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理念的根本性变化以及乡村治理技术的突破性变革。新时代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场域是科技发展的资源前提、人口流动的场域空置、智能数据的技术支撑。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约束有数字鸿沟与技术主义的技术约束、数据短板与“数据烟囱”的工具约束、数据挑战与思维局限的嵌入困境、人才缺口与制度滞后的治理局限。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路径在于范式转变与政策设计的治理更新、数字生存与网络协商的治理完善、网络平台与网络素养的建设提升、网络民主与人技共治的措施创新。     

国内数字乡村研究热点及演进趋势

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可视化分析发现，中国数字乡村研究大体经历三个阶段，即研究初始期(2016年以前)、缓慢增长期(2017年—2019年)和快速增长期(2020年至今)。研究热点体现在数字乡村的理论阐释、数字乡村与经济发展、数字乡村与乡村治理、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以及数字乡村的困境及破解路径五个方面。研究演进趋势主要表现为研究热度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研究内容从关注数字乡村经济到关注数字乡村全面发展、研究方法以经验研究为主。研究演进趋势主要受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社会层面的乡村社会转型与发展、个体层面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嬗变是内生秩序和外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政权微观介入和市场机制深度嵌入在不断解构中国乡村传统治理机制的同时,也在艰难地重构着支撑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共识和规则体系。以自治、法治、德治为内容的"三治融合"是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实践,其目的是协调村民自治规则、国家法理规则与传统礼治规则之间的不统一甚或冲突状态。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拓展乡村规则实践的公共领域。在此基础上,有赖于以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方式,促成国家政权介入与乡村内生治理秩序间的均衡状态,进而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民法典时代乡村社会私权保障的逻辑展开

作为私权确认和保障的基本法,《民法典》体现了私权进步的成果和开放包容的品格。如何将私权理念和权益保障的意识与机制引入乡村社会,进而对乡村治理起到积极作用,是民法典时代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必须做出的阐释与回应。我国基层乡村社会中的矛盾纠纷复杂多样,乡村伦理、习惯等社会人伦基础以及忽视权利行使的社会环境等,使得乡村社会在规则或程序治理中产生明显的实用主义、结果主义倾向,造成规则失语。面对法律运行的困境,在民法典权利视域下乡村治理应当弘扬私权自治、强调权利行使环境和程序建构中的本土融合等价值取向,体现乡村伦理、习惯与国家法规则的良性互动。将私权价值与本土伦理紧密结合,充分有效地将制定法规运用到乡村社会矛盾解决和乡村治理之中,防范社会矛盾异化和法律适用风险,冲破国家制定法与本土法文化的隔阂,推动现代私权保障体系的形成。     

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乡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也在乡村。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数字乡村是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现代信息技术,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驱动着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新发展阶段牢牢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深入挖掘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在乡村治理中的巨大潜力，不断提升广大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既为创新乡村治理体系注入新动力，也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新路径。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结构、过程与结果

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既是推动乡村振兴的主要手段,也是拓展乡村公共服务惠民空间的有效路径。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应以价值共创为行动方向,价值共创需要借助数字技术寻求生成和持续的机会。“结构-过程-结果”框架有助于系统分析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的内容特征与运行机理。在结构维度上,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参与、促进组织技术同化、创新服务生态系统;在过程维度上,乡村公共服务价值共创通过数字技术驱动的主体互动与资源整合得以实现,可将其视为“价值共识-价值共生-价值共享”的系统过程;在结果维度上,数字技术分别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促进了数据能力、连接能力与决策能力的提升,实现了个人价值、平台价值与公共价值在多层次网络结构中的交互跃迁。     

论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基于鲁中东村的实地调研

本文以鲁中东村为例,分析了乡村治理中国家权力的见缝插针、国家政策地方规约化以及地方对国家力量援引的运作规则与机制,将国家权力嵌入在村庄的社会结构、关系与规范之中,即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它既加强了国家在农村中的权力,同时也维持与强化了地方性结构与规范,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国家与农民的有效对接,最终实现国家政策的有效执行和地方秩序的稳定。随着国家能力与乡村社会性质发生双重的转变,当前基层政权的治理机制需要从消极的简约治理、单向度的制度建设中转入积极的嵌入式治理。尤其可以借国家政权从汲取型向输入型的转变契机,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进一步提升为国家的治理能力,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     

乡村政务服务数字化的三点对策

数字化技术对于提升乡村政务服务水平具有显著效用,实现乡村政务服务的数字化需要基层政府依托乡村发展的实际和数字化治理思路谋求创新。一是以数据应用为基础,推动数字治理与乡村政务的融合;二是以破除信息壁垒为手段,实现乡村政务服务再造;三是以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推动数字化政务服务的落地。     

“接点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公共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Y村的空间治理实践

乡村振兴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而二者关系的核心又在于寻求有效治理的"接点"。因此,寻求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接点",对于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乡村公共空间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基于此,构建以"目的—主体—要素"为分析框架的"接点治理"理论,对上海市Y村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后发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这便决定了必须在国家主导的权力逻辑、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逻辑与村民主导的生活逻辑等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实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促使这一转变形成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主体多元的权威机制、村庄能人的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机制、利益平衡的合法化机制。由此可以说,公共空间治理不失为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一种新可能。     

“一肩挑”制度运行面临的挑战及优化路径研究——以z市为例

“一肩挑”制度的出现受国家与社会双重因素影响。不同时期村支两委关系随国家对农村工作定位不同而变化。根据国家对农村工作的定位，村支两委关系经历了以村民自治、上传下达、服务村民、治理能力为核心的四个阶段。新发展阶段下，从聚焦提升治理能力角度而言，“一肩挑”制度运行面临着人才资源短缺、能力嵌入困难、权力监督难等挑战。为了更好地将党建统领优势转化为乡村社会治理优势，全面提升乡村现代化治理能力，基层应创新人才选拔机制，优化人才培养机制，健全人才监管保障机制，解决“谁来挑”“如何挑得稳”“如何挑得好”问题。     

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基于20个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

本研究基于20个全国首批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梳理了新时期乡村治理创新的时代背景、界面优势、路径特征等。新时期健全以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相结合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至少具备了五大优势:动力优势、制度优势、物质优势、文化优势和后发优势。研究建议新时期完善乡村治理机制,要充分发挥国家自上而下制度保障的重要性;以试点地区的经验作为参照,但切莫"一刀切",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积极动员各类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充分发挥"互联网+治理"的技术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