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治理理论与数字政府建设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助推传统科层式政府向数字化政府转型。数字政府建设与跨界治理模式有着密切的理论联系,二者在价值理念、治理工具、治理结构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引入跨界治理理论模型,从结构、过程、领导三个维度构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行动框架,借助广东数字政府建设的典型案例分析,发掘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现实困局与突破路径。网络时代推动数字政府改革创新,需要重塑组织架构,构建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政府职责体系;加强制度供给,形成数字政府与数据治理的制度保障;改善运行机制,做好数字政府建设的全流程评价监督;锻造跨界领导,营造协作共享的组织文化与政治生态;创新工具应用,推动颠覆性技术与政府治理深度融合。     

政府绩效损失及其测度:公共价值管理范式下的理论框架

新公共管理运动所倡导的"效率至上"理念试图寻求政府绩效管理中的"唯一最佳路径",这在实践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政府绩效改进不仅要关注组织效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要寻求在不同情境下公共价值的创造和实现,在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框架下,政府绩效损失是基于对政府绩效结构的认识,审视绩效生产过程和改进绩效的切入口。政府绩效损失从工具理性和公共价值两个方面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政府绩效管理分析方法的价值分析路径,从回顾绩效损失的概念及其治理的研究出发,以政府绩效价值链分析的"环节—要素"矩阵为基础,论述了公共价值管理范式下绩效损失测度的理论框架。     

接点聚合与稳态运作：数字平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以“云享乌镇”为研究对象

在充满不确定性、复杂性、差异性的基层，如何借助数字平台推进基层敏捷治理成为当下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命题。既有研究大多局限于宏观层面的理论阐述或微观层面的经验分析，对于中观层面的作用机制语焉不详。文章基于数字平台及敏捷治理的特性，建构了数字平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的机理框架，并结合“云享乌镇”数字平台的案例分析发现，数字平台在治理方式上，以链接机制促进主体互动和资源集约；在治理结构上，以融合机制持续性激励而实现主体利益包容；在治理过程上，以动员机制确保秩序与活力的统一。其中，前两者凸显了“接点聚合”逻辑，而后者则彰显了“稳态运作”逻辑。更有效、更合理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仍需要强化数字平台合法性、增强数字平台在基层复杂场景应用中的人本价值、推行全时性的分布服务以及寻求高效透明的前置管理。     

提升政府治理算法决策公平性的机制与路径

随着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融合的不断加深，政府决策开始走向智能化和算法化。从具体实践来看，政府治理算法决策面临公平性困境——程序公平受到冲击和结果公平有所偏差，这主要源于使用者或提供者自身价值观偏误、基础数据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有限以及算法程序自我迭代优化的技术逻辑影响等。为此，需要聚焦于价值、制度和组织等三个层面，搭建政府治理算法决策公平性的实现机制。同时，必须坚持“软硬并进”路径，一方面以正确的价值导向引领算法在政府治理领域的开发和布局，使算法的决策输出不偏离公平正义的价值轨道；另一方面，不断完善政府治理算法决策的制度环境，打造适配政府治理算法决策的组织系统。     

当代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决策互动关系演化过程分析——基于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项目选址决策案例的考察

在公共决策过程中,政府能否与媒体、公众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将直接影响政策的质量、政策方案的可接受性和执行效率。基于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决策个案分析发现,在"决定—宣布—辩护"式的公共决策模式下,政府垄断公共决策权力使得决策信息严重不对称,政府、媒体、公众等三方之间的互动缺失,其关系极不平衡,爆发影响面较广的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在事件中,三者之间虽然互动较多但关系仍不平衡,政府略显被动,媒体普遍偏向民意,公众抗争不断。在垃圾处理议题重启后的参与式治理决策模式下,媒体和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三方互动关系实现平衡。     

政府决策的主要问题与完善路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改革开放关键时期。社会的空前变革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对建立健全政府决策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深入研究我国政府决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完善路径，建立健全现代政府决策体系，是当前一项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笔者建议，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建立健全现代政府决策体系。一、科学合理配置决策权，健全政府决策体制     

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的理性逻辑、风险题域与应对策略——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

基于共生理论来展开"逻辑—风险—策略"的分析框架,可以深入理解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的逻辑发生学。从发生秩序论、实践动力和目标指向来看,枢纽型社会组织呈现"组织化—再组织化"的交互逻辑、政府与社会的互塑逻辑、政府与组织资源的互依逻辑。从共生界面分析,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面临权力过载、目标偏移、内源性腐败、结构性失衡和社会认同偏离等或然风险。因此,我国需要构建"政府—枢纽型社会组织—会员社会组织"的对称性、均衡性互惠合作共生关系,以价值理性来引导枢纽型社会组织治理制度创新;推进枢纽型社会组织走向政治性与社会性的融合之路;加强腐败治理与防范,完善科学有效的监管体制机制;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与会员社会组织间民主平等的合作治理机制;注重"扶优扶强"与"扶新扶弱"政策之间的平衡。     

政府数据开放隐私保护的多元主体共生模式与实现路径

推动政府数据开放隐私保护各要素共生是解决当前政府数据开放隐私保护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也是数字经济建设和数字红利释放的重要保障。目前,政府数据开放隐私保护已得到学界热议,但鲜有研究关注隐私保护多元主体之间的互赖关系与活动系统。基于共生理论,由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共生关系以及共生环境四种要素组成的政府数据开放隐私保护的多元主体共生模式,可以为各地方政府解决数据开放隐私保护难题提供一套新的解决方案。     

整体性治理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整体性治理是西方国家继新公共管理之后政府改革的新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的修正,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众的需要为基础,内容包括重新整合与整体性治理方式。＂协同政府＂是英国布莱尔政府在实践中的整体性治理模式,主要围绕统一决策和加强决策部门与执行机构的合作两个目标来进行。其他西方国家根据本国的实践情况,围绕整体政府进行了多元化的行政改革。整体性治理对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主要是：在行政理念上回归公共性;在组织结构上强调协同整合;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上允许多元参与;在技术手段上注重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     

移动政务直播中的双向赋权与约束机制——基于热门政务快手号的多案例比较分析

当前，政府部门日益注重将移动直播平台作为舆论宣传和公共服务的新阵地。移动政务直播通过实现主体多元化和治理协同性，建构起新型公众参与和政府治理机制，能实现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双向赋权。公众经由自身心理与互动行为提升信息和话语能力而实现赋权，政府赋权则通过获取决策信息、创建新的政府和公众互动平台得以完成。移动政务直播是一个技术执行过程，其内在运行机制涉及相关个体和组织的行为选择，这一过程在参与主体、技术属性、制度环境的共同激励和约束下得以实现。移动政务直播能赋予公众参与感和新的身份认同，政府则出于树立政府形象、亲近政民关系、履行本职工作等动机开展移动政务直播。直播平台的开放性和平等性、交互性和实时性为政务直播的开展提供了技术基础。同时，移动政务直播制度环境所形成的激励或约束效应，也是政府和公众在作出政务直播的行为选择时予以考虑的重要因素。     

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的政府数据治理改革

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应然性来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至少要实现以下目标：地方政府能够切实重视并将数据治理改革有机嵌入决策系统，切实推进政府间的横向协同与合作治理能力，数据和信息等核心资源能够被安全、有效地利用和整合，公众能够享受到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技术所带来的高品质公共服务。为此，应该加强对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战略导引和政策支持，重视数据治理技术应用中的安全风险问题，注重数据治理实践中技术平台间的系统融合，优化基于数据治理技术创新的公众参与渠道和机制，构建针对政府数据治理技术运用的全方位管控体系。     

后真相时代与数字政府治理的祛魅

推行数字政府治理是过去十年间各国政府应对互联网社会变革的基本策略共识。尽管刚刚发生的"后真相时代"政治危机已经用事实反映出既有数字政府治理策略的缺陷,但对其进行的严肃反思仍寥寥无几。借助梳理数字政府治理运动的核心文献,不但可以提炼出其中"技术—组织—权威"的基本策略逻辑,更重要的是得以揭示该逻辑所引发的歧义与恐慌。面对后真相时代里传统型利益冲突协调机制的失效,以及政治精英与公众间正义观念的尖锐对立,数字政府治理究竟能否提供公众需要并信赖的信息、能否摆脱科层制组织文化的束缚、能否建立起人格化的"关联型"权威,将成为决策者应用这一策略来应对危机过程中必须持续反思的问题。     

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的实践前沿与发展面向——以浙江省龙港市“市直管社区”改革为例

以组织结构扁平化改革推进高效率行政组织体系建立,是适应数字政府建设与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关键。文章基于扁平化组织理论,以浙江省龙港市“市直管社区”的扁平化改革实践为例,考察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的实践前沿,研究发现,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基层治理“扁平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县域治理体系,推进了县域治理结构、体制、机制、价值等全方位变革,突破了传统科层制政府的局限,具有赋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促进政府组织模式转型的双重作用。尽管龙港市全面取消了乡镇（街道）层级,但依然存在扁平化改革不彻底、机构设置不合理、政府职能定位不清、制度配套不完善等问题。深化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需要坚持数字赋能、多元共治、为民服务与行政赋权等目标导向。     

地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应然性、存在问题与优化路径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政府改革和现代化治理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作为联系"互联网+政务服务"顶层设计与落实工作的桥梁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地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的应然性表现为:以人为本与协同创新的理念导向,体制完善与流程再造的主要内容,服务升级与体验优化的成果评价。当前,地方政府推动在线政务服务建设中存在一些问题,表现为:数据基础层面存在数字孤岛困境,平台应用层面存在管理低效问题,信息决策层面支撑力度不足,整体建设过程协同创新动力缺失。为此,可通过以下四个策略推动地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促进共建共享的数据互通,强化平台应用的规范管理,提升信息支撑决策的应用深度,促进治理视角下的协同创新。     

数据共享、数据风险与智慧城市的平台选择——基于深圳市S区的实证研究

数字平台是智慧城市的业务架构、信息枢纽和决策中枢。平台模式的选择与智慧城市治理的有效性紧密相关。当前，智慧城市治理面临着数据共享与数据风险之间存在内在张力的问题。基于类离散结构的分析框架，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的数字平台的优缺点都非常明显，而处于中间状态的政企共建模式则有助于平衡二者之间的张力。通过对深圳S区智慧城市建设的实证研究，发现具有国企背景的平台公司在政府授权下，拥有对职能部门提供协同数据需求清单的考核权力，倒逼职能部门提供协同数据，进而提高了数据共享程度。与此同时，国有平台公司又通过专业技术力量降低了与智慧城市项目供应商之间的技术不对称，从而极大地规避了因供应商机会主义行为而导致的数据风险。兼具政治属性与技术属性的国有数字平台打破了政府部门的利益窠臼，消解了商业平台的数字垄断，有效地解决了数据共享与数据风险之间的困境，为大数据时代的智慧城市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跨界公共治理与平台型政府构建

跨域公共事务、特大应急事务、平台经济的政府监管给属地管理运行模式提出新的挑战,表现为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外部性困境、动员性困境和合法性困境。整体性政府理论、网络治理理论和协同监管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使得政府趋近于一个整合各方治理资源的平台,为突破跨界公共事务情景下的属地管理困境提供理论支撑。构建平台型政府以党对国家治理主体的全面领导为政治基础、以跨界整合主导的协作网络为组织基础,以数字政府转型为技术基础,表现为通过跨界整合、助推多元主体有效合作的协同治理格局。     

技术驱动下的数字政府成熟度研究

数字政府建设是数字技术嵌入政府治理,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动态过程。至于什么是成熟的数字政府,各界认识尚未统一。现有评估多是“完成式”的事后检验,缺乏“将来式”的目标指引,因地制宜推进数字政府建设需要简单通用的参照系。基于区块链信任的“制度—效能”转化框架,较好地分析了制度执行中的信任问题,以此为指导构建制度优势、运行机制、技术支撑和数据治理为主的数字政府成熟度分析框架。根据其中四要素的生成逻辑,以D市大数据指挥中心场景化应用为例,探讨分层级、分阶段设定目标来消除现有困境的实践路径,可以以执行有力、机制有效、技术可靠与效能可见为方向,多措并举、循序渐进提升各级数字政府成熟度。     

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的数字治理平台因何失灵：“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分析框架

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和各地数字治理实践的增加为数字治理平台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然而在实际的应用场景中,尤其是面对高度不确定和复杂的突发公共事件时,部分数字治理平台出现失灵的现象,如何更好地发挥数字治理平台的作用成为政府在数字化转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研究根据TOE框架并结合韧性理论,以S市A区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与探索为例,对当前数字治理平台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失灵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受制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如技术能力、主体参与、社区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数字治理平台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表现出韧性的缺失和不足,进而以此为“抓手”构建出数字治理平台在治理实践和应急管理中“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框架。最后,本文结合当前数字治理平台建设中的实践探索,提出以数据输入整合、组织动态重塑、多元主体补位为重点的发展思路和方案以赋能韧性治理,为完善和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治理平台建设提供切实的建议。     

政府决策的主要问题与完善路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改革开放关键时期。社会的空前变革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对建立健全政府决策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深入研究我国政府决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完善路径,建立健全现代政府决策体系,是当前一项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笔者建议,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建立健全现代政府决策体系。一、科学合理配置决策权,健全政府决策体制     

政府治理数字化的时代课题探讨

数字化时代开启了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型与变革。数字化力求政府治理理念、流程管控与运行机制的全面革新,力求以智能计算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与科学依据。当前,我国政府治理数字化仍存在新的数字技术与政府架构体系的适配风险、数字化政府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效能差异、数字鸿沟的非正义性与数据精度失真引发决策风险等现实问题。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要正视数字化技术的影响,以数字化作为目标和路径。为此,政府治理数字化要积极化解数字化技术与政府架构之间的适配风险,推动多元主体的数字化协同治理与良性互动,通过跨界合作实现技术与治理领域的有效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