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制：必须走向制度化

问责制度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宪政民主政体下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问责制在我国实施一年多来，已逐步进入制度化操作层面，出现了从追究“有过”官员向追究“无为”官员、从“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从事故多发部门向其它领域和部门(尤其是权力部门)推进的趋势，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问责的制度框架，也得到群众的普遍认可。     

行政问责述评、探究及其优化策略

行政问责作为建构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自2003年以来，我国开始了以“官员问责”为主要内容的行政问责实践，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制约政府权力和提高政府执行力的现实作用，但由于我国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时间还不长，存在诸如法制建设的滞后，制度建设的堕距和机制运行的异化等问题。因此，优化行政问责需要进一步从法制、制度和机制建设等三方面进行优化设计。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意是使我国吏治进入“能上能下”有效运行的官员复出机制，却面临着非公开化、非责任化、非透明化、社会认同度低的困境。要有效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是完善问责的基础，明晰官员的职责和构建相应问责程序，这是建立被问责官员正常复出机制的前提；二是转变问责的模式，由“权力问责”转变为“制度问责”，使被问责官员复出具有制度上的正当性；三是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使体制外的“权利问责”与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问责”形成完整体系，以减少官员复出的外部阻力。四是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以提高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     

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官员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尚未形成系统化的规范和机制，因而还不能称作“官员问责制”。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主体和对象及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官员问责的制度安排包括基本制度规范的设计、组织实施体制与机制的配套和观念意识的培育等内容。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在制度建构、体制革新与机制健全三个层面上展开。制度建构层面需要从单一的政府问责扩展到党政一体化问责,从制度要素建设转向制度体系建设以及加强行政问责的组织机构建设;体制革新层面需要强化各级人大的问责主体地位,在问责客体上排除对普通公务员的问责,在问责内容上将政府"绩效"纳入问责范围以及建立规范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机制健全层面则需要确立划分官员责任的合理准则,拓宽行政问责的信息来源渠道以及实现行政问责程序与司法追究程序的有效衔接。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官员问责体系存在的问题分析

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越来越呈现频发的态势.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官员问责是重要的一环.公共危机管理的事前预防和事中应对都需要建立官员问责制,以有效预防和应对危机.目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官员问责体系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法规、责任认定以及对被问责官员的处理方面还存在若干问题,对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官员问责制,以规范而又严格的对官员责任的追究来有效地进行公共危机的管理.     

行政问责制下的官员复出机制刍议

随着我国行政问责实践的逐步深入以及信息社会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近几年出现了许多"下马"官员"闪电"复出"、神秘"复出"、违规"复出的现象后,构建科学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对于建设责任政府和维护公众利益具有重大意义。从五方面完善复出机制:明晰问责的标准和尺度;加强行政伦理和官风建设;建立健全问责官员复出法律体系;建立官员复出回应机制;建立官员复出评估和跟踪监督机制。     

行政问责制与行政自责文化建设

我国行政问责正由“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而问责制要真正产生实效，必须有相应的行政问责文化来支持。在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健全过程中，加强行政自责文化的培育十分重要和紧迫。为此，必须积极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及行政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塑造公务员的现代品格，加快行政自责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及政治环境，推进责任型政府建设。     

中国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的制度设计缺陷及影响

海南省等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主要内容包括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内容和实现机制。它的特点是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行政隶属关系的明晰,构成了典型的等级问责关系;问责内容广泛,涉及等级问责、职业问责、法律问责和政治问责等内容;通过直接界定和参照执行的方式确定了两类问责对象;单一的政府行政负责人启动机制,决定了问责的行政内部垂直领导的实现途径。这一制度设计的缺陷及影响是:由“单一问责主体和启动机制可以实现多类问责内容的问责效果”的假设难以成立,引发问责效果难以实现的问题;由“地方党委书记不过问行政问责”的假设不成立,导致问责执行中可能存在的党政冲突问题;由“‘部门行政首长’和‘政府行政首长’在决策权力与责任方面一致”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对政府行政首长决策责任如何界定及合理问责的问题;由“体制外信息提供者可以充分获取必要的信息和行使相应的权力”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监督者难以到位的问题。     

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的三维解析

从2003年“非典”时启动问责制以来，不少官员先后“下课”，我国对领导干部问责的力度越来越大，成效也越来越显著，问责制逐步进入了全面构建阶段。但是，由于我国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建设仍处于探索发展中，问责还存在不少问题。党委、政府问责的水平还不高，问责难度较大，问责随意性较强；     

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

行政问责制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必须承担政治、行政、法律以及道德上的多重责任,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督和控制。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是:问责文化建设相对落后,制度文本设计不完善,缺乏统一有力的法律法规支撑以及配套措施供给缺失。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在于:培育行政问责文化,制定行政问责法和完善问责制配套措施。     

也论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的推行早已成关注的热点。政府和公众都意识到，要使政府及政府官员真正的担负起公共管理责任，必须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笔者认为，行政问责制的建立与健全，一方面需要完善的法制体系作支持，同时需要完善政府责任、信息公开、异体问责、行政救济等制度。     

西方国家选民问责政府的路径分析

政府问责是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西方国家的选民通过直接路径、间接路径和复合路径三种类型的方式来向政府问责。这三种类型的问责路径与西方国家的选举活动和选举制度密切相关，选举对政府问责有着很大的影响。西方国家的选举与政府问责的关系对我国的选举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府问责制度的完善有可借鉴之处。     

地方政府行政问责的困境与出路

一、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的困境 1．外部问责缺位。问责是因授权而产生的。授权一般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人民对政府及其官员均授权，即外部授权，与之相对应的是外部问责；二是政府对官员、上级对下级的授权，即内部授权，与之相对应的是内部问责。所谓内部问责，     

公共选择理论对规范政府官员行为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来分析政府及其官员行为,指出政府官员政治行为的目的也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阐明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经济领域,而在于政府行为假设与现实政治过程的非一致性;必须改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宪法民主。公共选择理论尽管有不合时宜之处,但对我国经济和政治理论的创新,特别是对于用“经济人”假设来研究我国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并以此规范我国政府官员行为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     

用"五个明确"落实问责制

自2003年非典时期开始,我国行政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使官员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从近年来实施情况看,问责制确实达到了推进责任政府建没、促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忠实履行职责的目的.但人们在肯定果断问责的同时,对这些官员被问责后涉及"复出"的程序也比较关心.     

政府环境责任缺失与多元问责机制建构

政府环境责任缺失集中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环境责任不对称和地方政府经济责任与环境责任不均衡两大方面。这种缺失既造成了公众环境利益的受损，又导致了政府合法性的衰降，还引发了社会发展的环境不公平。鉴于此，需要着重从强化立法机关的政治问责机制、完善司法机关的法律问责机制以及搭建传媒与公众的社会问责机制等方面建构政府环境责任的多元问责机制，从而切实落实政府的环境责任。     

官员问责制度化:困境与出路

官员问责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一项制度创新。但是,在推进官员问责制度化建设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异体问责缺位、问责客体责任标准模糊不清、问责范围过于狭窄、问责标准不统一、问责程序非制度化、问责结果不科学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今后应该进一步规范问责主体、强化异体问责的力度,将问责客体的职责制度化、法定化,全面界定官员问责的范围及标准,完善官员问责程序,完善被问责官员的救济制度。     

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必须建立健全政府问责制

政府问责制是对政府一切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政府问责制是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有力杠杆,为正确行使“公共权力”提供了制度保障,对“官本位”观念带来空前的冲击,有益于构建新的政治道德。当前干部行政问责主要存在下问上责机制缺失、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度不够、情绪化问责突出、官员复出随意等问题。建立健全政府问责制必须强化公共行政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民众监督、明确责任划分,做到“有责受处分,无责受保护”。     

现代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多维理论基础

建构官员问责制，是我国塑造责任政府、推进问贵新政的重要前提，是推进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中政府管理制度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认为，这一制度建构缘于责任政府的本质要求。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人民主权学说、社会契约论、委托一代理理论等民主政治思想构成了政府官员问贵制的基本理论基础，同时，建构政府官员问责制还呼应了来自于法治、善治、积极政府、行政伦理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