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总—分”政策结构下政策试点的机制与功能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党中央“统”、中央政府“总”、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分”的“统—总—分”政策结构对政策试点具有规定性和约束力。这种独特的政策结构来自于独特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决定了政策试点的方向和过程。以“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为例,由面到点的“传导—试点”机制是结构性前提,以点带面的“试点—推广”机制是目标化路径,由此达到建成一流营商环境、形成制度创新成果、作出重要示范的目标。其现实功能是:符合政策创新与扩散的一般规律;体现央地互动型国家治理新模式的特征;有利于促进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统一;有利于增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水平。     

从实质性政策工具到程序性政策工具：国家治理的工具选择

政策工具是政策科学分析的重要主题，对政策目标实现具有显著意义。新世纪以来，政策工具研究虽深入发展，但已有研究更倾向于分析直接影响政策结果的“实质性政策工具”，间接影响政策结果的“程序性政策工具”未得到充分关注。文章通过分析政策工具研究的当代演化及政策工具的分类创新，阐释并比较程序性政策工具与实质性政策工具的效用特点及差异，揭示程序性政策工具研究的源起与价值体现。探寻程序性政策工具理论视角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在政策议题建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等方面的契合，希冀丰富程序性政策工具研究的中国实践和中国方案，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策工具选择与应用的创新。     

地方政策创新如何上升为国家行动：一个政策属性的分析视角——基于河长制的案例观察

地方政策创新被视为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中国奇迹”的重要因素，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大量讨论，但从政策属性分析地方政策创新上升为国家行动的研究积累还需拓展。因此，基于多源流理论框架，借助河长制这一水治理的中国创新方案，尝试从政策属性的视角阐释地方政策创新上升为国家行动的运行过程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河长制所蕴含的“价值可接受性”与“技术可行性”的政策属性，使其政策方案最大限度适配了新时期国家治理需求，是河长制能够从地方政策创新上升为国家行动的核心要素。具体而言，河长制适配了管理体制稳定与治理机制灵活相协调的选择原则、政策效用与政策成本相均衡的选择标准、地方创新实践与中央权威调控相结合的选择模式。这一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之治的运行特征，也能够为地方政策创新提供有益启示。     

政策扩散理论与中国“政策试验”研究:启示与调适

要全方位提升中国政策科学的研究品质,必须在研究中有意识地将政策科学理论体系与中国政策过程实践有效衔接起来.作为政策过程理论发展中的新兴范式,政策扩散理论可以为对中国独具特色的“政策试验”实践进行学理性阐释提供一个适宜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而中国基于“政策试验”的政策扩散过程因其自身特点,亦需要对这一理论的本土化应用做出相应的调适.通过对中国以试验为内核的政策扩散现象进行长期且扎实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扩展政策扩散研究的理论版图,甚至还有望重新定义整个政策扩散理论体系.     

地方政府的政策整合如何促进政策有效执行——云南省S县政策“组合拳”的案例研究

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重要环节,协调统一的政策关系是实现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然而,现有研究多偏重单一政策执行情境,相对忽视了多元政策执行情境。为此,借鉴政策整合的概念,本文通过对云南省S县打好政策“组合拳”的探索性个案研究,分析地方政府对不同政策关系的调适及其影响政策执行的过程。研究发现,为统筹多元政策关系及其执行,地方政府通过政策目标价值统合、政策工具组合实施、政策系统结构集成的运作方式实现政策整合;政策整合则通过目标群体建构、执行主体交互和政策效应叠加的作用机制,促进政策的有效执行。这些发现是对政策整合研究的情境性拓展,发展了政策关系的知识谱系。作为政策关系调适的理想类型,政策整合突破了政策执行发生于单一且分离的政策子系统的理论预设,为理解中国场景的政策执行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对地方政府优化政策系统结构和协调多元政策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常规与非常规:地方治理学习型政策变迁的模式比较

地方治理存在常规与非常规两种学习型政策变迁模式。常规学习型政策变迁基于政策工具使用而生成，非常规学习型政策变迁基于公共危机应对而生成，两种模式受布局要求、治理结构和政策体制的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强化或重塑治理结构和政策体制，促进或促退地方治理效能，巩固或侵蚀国家治理效能。基于此，可以采取如下优化策略：坚持公共治理，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观；摆脱思维定式，找到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的平衡点；改变行为惯习，破解常规治理与非常规治理的悖论困局；采用创新手段，塑造技术治理和治理技术的融合格局。     

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要素组合与政府注意力配置：基于S市实践的QCA分析

网格化管理政策是当前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在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实践中往往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政策差异，探究地区间政策转移程度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机制显得非常重要。通过S市的网格化管理政策实施情况的案例研究，从政府注意力配置角度构建了“注意力嵌入—分层—同步”的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分析框架，并采用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相应假设进行验证并得出研究结论。研究发现，S市的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影响因素组合可划分为“资源支撑型”与“需求响应型”两种政策转移类型。其中政策响应、财政水平、激励效力、监督效力对政府注意力配置产生了显著影响，进而导致网格化管理政策在转移中出现政策变异。在此基础上，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呈现出价值导向与注意力嵌入、情境适配度与注意力分层、资源监督与注意力同步等共通逻辑。     

政策转移研究的相关学术视域

政策转移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治学界和比较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新视点.随着全球化时代政策转移现象的勃兴,政策转移研究受到西方国家政府和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政策转移的研究与政策扩散、经验吸取、政策趋同、政策学习、法律移植的概念视域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研究发现,政策转移与这些概念视域之间存在交叉关系、因果关系,研究视域的关注重点不同.厘清这些概念视域的关系对于政策转移的研究具有基础性意义.     

危机回应的非预期效应：基于太湖蓝藻事件的分析

危机事件引致政府及时回应,进而推动制度改革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但政府的危机回应能否以及如何在预期效果外产生有助于纾解危机背后政策元问题的其他政策效应,是政策设计与评估往往忽视的重要议题。围绕地方政府回应太湖蓝藻这一环境焦点事件的案例,结合对政府回应的定性梳理与准实验设计的量化评估,本文探索危机回应特征与企业创新这一非预期政策效应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在迅速回应焦点事件以外持续且多样的政策回应特征,诱发了企业总体创新与绿色创新持续增长的非预期效应,从而纾解了危机背后环境与经济间长期矛盾的元问题。研究提出了政策元问题与非预期政策效应间的关系,识别了危机回应非预期效应的存在及触发条件,丰富了对危机回应政策效应及其实现机制的理解,并给出重要启示：危机后形成持续的回应机制可促进解决元问题的长期政策效果实现;充分理解政府持续回应的有效性及其机制,是推动政策问题根本解决的关键。     

基层政策执行的压力传导方式与转化机制研究——以W镇土地“增减挂钩”政策为例

在压力型体制中,政策压力的显性传导与隐性转化共同推进基层政策执行。压力运转机制表现为政策前台的“层层施压”与政策后台的“层层转化”,显性压力传导与隐性转化相配合,在层级政府间以及基层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中实现政策压力的化解。W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执行的个案分析结果表明：基层政府在政策的前台以程序化的政策执行推动显性压力的层层传递;在政策的后台则呈现真实的治理技术,以隐性转化的方式调节显性压力,并最终在民众的配合下融合和消弭了政策压力,使得压力型体制得以正常运转。基层政府的“前台呈现”与“后台配合”,分别遵循了科层制情境下的制度逻辑与技术逻辑。     

我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变迁研究

矿产资源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系统探究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变迁历程、变迁机制与变迁逻辑,对优化当前矿产资源管理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范式变迁理论框架,以1986年到2019年年间中央层面颁发的511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政策文献量化的分析方法,对我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的范式变迁与演变逻辑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自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颁布实施以来,中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经历了“规范化—市场化—集约化—战略化”四个阶段的变迁,每个阶段的政策问题、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各有侧重;理念转变和体制改革是推动政策范式变迁的主要原因,其变迁规律体现为政策问题由“基础性”到“战略性”、政策目标由“单一”到“多元”、政策工具由“严格管控”到“宏观调控”的演变逻辑。     

社会建构是如何影响社会政策扩散的？——以积分制政策为例

府际社会建构是影响社会政策扩散的重要机制。按照目标群体社会建构及其利益分配差异,社会政策可以划分为一致政策和不一致政策。基于积分制政策的研究发现,一致政策更多在平行城市间扩散,不一致政策更容易实现垂直扩散。具体而言,基于理性选择,城市政府倾向于将利益分配给优势者和竞争者,在沿袭一致政策中实现政策的工具性扩散。基于对中央意图和地方利益的考量,省级政府的政策选择具有不确定性;中央政府具有配置不一致政策的责任和资源,倾向于重构目标群体和再分配政策利益,给予依赖者政策利益,实现政策价值的扩散。     

地方政府医药价格改革的时空演进机理——以政策创新扩散为视角

在我国单一制政体和复杂的府际关系下,社会政策的创新与扩散是一个涉面广泛、多元博弈的复杂政治过程。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对中央、23个省级政府和4个直辖市的医药价格改革制度进行了案例追踪和文本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医药价格改革政策扩散效应显著,随时间进程扩散呈现全国互动模型下的"S"型曲线;空间维度上,整体表现为由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先行,逐步向中部、西部等其他地区推进;区域扩散和邻近效应显著,扩散存在势能差且具有一定的梯度性,沿动力源向周围政策势能低的省份扩散,呈现等级制模型;垂直影响和层级效应明显,体现政策变迁的互动性、动态性与复杂性;扩散内容以跟风模仿为主,学习性与创新能力不足。为提高地方政府政策持续创新力,中央政府应完善顶层设计并适当放权,拓展地方政府创新空间;地方政府应审时度势,积极提升再创新能力,发挥垂直影响的积极作用,加快政策扩散进程。     

高势能政策执行偏差的困局及其秩序破解——基于医改政策执行的观察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我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核心任务与体制基石。诸多医改政策具有较高的政治势能,但在实际执行中却产生偏差,政策执行结果与初衷偏离甚至相悖。现有研究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机制解释力不足。本文从高势能政策的本质入手,提出秩序维度的思考,认为高势能政策普遍旨在重构秩序,而政策执行偏差就来自于“自发秩序”向“自觉秩序”转化过程中的秩序困境。本文首先从类型学意义上,界定政策执行偏差包括“逆执行”、“形式执行”和“弱执行”三种主要类型,相应选择公立医院规模控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三项代表性政策进行分析,并与“有效执行”的三项政策案例进行比较,提炼高势能政策执行偏差秩序视角的理论解释。认为高势能政策有效执行需要共享价值、结构功能与激励契约三项秩序要素的适配和共生,否则自觉秩序就不会生长,政策执行就会产生偏差。高势能政策不能只满足于制定环节的价值理性,还要关注执行环节中关键秩序要素能否统合支撑秩序范式转化。     

趋同性与多样性：数字政府政策扩散模式与影响机制——一个事件史分析

数字政府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运用事件史方法分析了数字政府政策在全国地级市的扩散模式与影响机制。根据政策影响范围和作用性质,数字政府政策可分为战略管理、数据治理、政务场景和生态场景四大类型。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数字政府政策在时间维度上经历了场景驱动型政策先行、工具-客体型政策转化和局部-全局型政策扩散阶段;在空间维度上呈现出区域差序型和行政阶梯型扩散模式。数字政府政策扩散既具有趋同性又存在多样性。在地级市范围内,数字政府整体政策扩散受强制性机制、模仿性机制和规范性机制共同影响;然而,就具体政策类型而言,四类数字政府政策的扩散机制呈现出不同组合模式。对我国数字政府政策扩散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不仅加深了对我国数字政府政策发展规律的认知,还将异质性纳入制度趋同,拓展了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意涵。     

政策变迁视角下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推进逻辑——基于广西A县经验的分析

关于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推进问题,既有研究多从横向维度将“试点”与“政策”分割开来探讨,很少从纵向维度将“试点”与“政策”统一起来考察,忽视了二者相互影响的机制及其表现。本文引入时间因素,以政策变迁的视角对广西A县经验进行历时性分析,从政策与试点关系的时序变化中探讨了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的推进逻辑,并依据案例建构了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时空交接”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对自上而下输入的宅基地改革试点而言,政策往往会在时间上经历滞后于情景、超前于情景以及与情景相适应三个不同阶段,其背后隐藏着试点运作转型的两种行动空间,即“应激性转型”和“调适性转型”,这种时间和空间来回切换的发生逻辑可以由“时空交接”机制予以阐释。“时空交接”分析框架的建构,实现了对“试点”与“政策”的统一考察,为长时段的宅改试点政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阐明了试点政策的变迁轨迹及其背后的行为逻辑,对制度堕距理论、制度适应理论和政策“时空适配”观均有所发展。     

“县”为单元的中层理论政策实施及分析框架

构建政策实施的中层理论，对深入理解和阐释我国政治过程的内在机制有重要意义，而中层理论建构的切入点之一是分析单元的恰当选择。我国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对县域的聚焦，为“县”作为分析单元提供了可能性，但其在研究中尚处于典型而模糊的状态。反思既有研究可以发现：在政策执行研究中，需转换定位将县作为“独特整体”，而非地方/基层的典型代表；在政策试验研究中，则需从“局部试验”的思路转换为“单元试验”，把握县作为“试验单元”的价值。研究提炼了“县级独特性”和“县域整体性”两个核心维度，搭建了“县”为单元的政策实施分析框架，为新时代县域政策实施分析的推进提供了新视角与方法论参考，同时对整合经验发现以构建县为单元的中层理论、理解我国政策实施、解读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关联具有借鉴意义。     

“制度趋同”：基层治理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及其发生逻辑——基于“村情通”创新扩散的案例研究

基层是直面社会问题的治理单元,我国近年来诞生了诸多基层治理的草根创新。探究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及内在逻辑,有助于厘清创新扩散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寻找可行的扩散方案,促成草根创新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效能。本文梳理了创新扩散的相关研究,在“组织同形”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制度趋同”这一概念,并结合浙江省龙游县“村情通”的扩散案例,阐释了基层治理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类型及其发生逻辑。研究发现,我国基层治理的草根创新扩散有模仿性机制、强制性机制和规范性机制三种路径类型。但模仿性机制易受制于组织关系网络、创新属性及潜在学习者目标多元化的影响,出现扩散“困局”;上级政府强制力的介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破局”,上级的组织势能和资源配置权使得村委成员的行动情境发生变化,促使其采纳创新,推动创新得以扩散;上级政府的介入还有助于在创新扩散场域内激发“锦标赛”氛围和技术规范压力,推动草根创新的规范性扩散。“制度趋同”分析框架为理解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及内在逻辑提供了理论视角;同时,本文也拓展了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的适用范围。     

用政策鼓励企业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研究北大核心

基础性前沿性创新是中国“十三五”时期创新的“基座”。在过去,国家对此类创新的政策支持更多倾向于高校、科研院所。这一做法留下了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科技成果转化难的后遗症,成为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痼疾。“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鼓励企业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研究,是对历史做法的修订,目的之一是为了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使企业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小康社会进程中做出巨大贡献。     

政策分析与政策分析人员

政策分析与政策分析人员是政策分析领域两个最为重要的概念。本围绕这两个概念，解释了政策分析的概念起源、学科特征、基本类型和研究途径，并阐述了政策分析人员的工作性质、机构背景、关注焦点和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