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之教义学分析

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是伴随现代民用航空领域风险而产生的一类犯罪,其兼具行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专属于特定领域类型化犯罪,需要引入具有教义学方法导向的刑法学知识体系进行阐释。区别于犯罪概念,行政犯概念应当较之更为延展,因此,运用关系刑法论重构行政刑法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点,拓展行政犯概念,进而扩张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概念。我国有关民用航空领域行政刑法主要包括刑法典、具有行政性质的附属刑法以及规定有行政性刑事违法行为的相关行政法律法规,这些行政刑法中的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具体包括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罪和行政性刑事违法行为两大类。为了进一步认识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有必要对其前置性规范与罪状、违法性、违法性认识等问题展开深刻解读。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及其优化

法治化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尽管全面依法治国所强调的"法"是以国家制定法(硬法)为核心的法律规范体系,但乡村社会自身孕育了大量的自治性软法规范,在因地制宜的治理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法律多元视角下,乡村社会欲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治理新格局,"软法性规范+硬法性规范"的合作共治路径在当下无疑是较优选项。软硬法合作共治能够实现制度互补,在发挥各自治理优势的同时弥补对方功能局限,有效协调多元共治中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同时,合作共治在乡村治理中也具有较强的理论、政策、制度和实践基础,但当下合作共治的法治路径并非完美无缺,依然需要对其进行优化,表现为规范软法生成过程、强化软法实施效力、协调软硬法实施中的冲突等。     

《民法总则》“好人条款”与刑法“见危不救罪”的关系辨析

《民法总则》规定的"好人条款"并不否认不当紧急救助行为的违法性,因重大过失致使受助人遭受重大损害的,可构成过失犯罪。受助人在履行危险提示义务后,可对不当救助实施正当防卫。基于法律秩序的一体性考虑,需要采取民法与刑法相结合的激励与惩治措施,以法律加固道德,刑法宜配套规定"见危不救罪"。     

行政程序法律价值观初探

行政程序具体是指国家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实践行政活动过程中所遵循的方式、步骤、顺序以及时限的总和。行政程序一旦被法律所规范，即成为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在法律上的程序权利义务，具有规范性、强制性，行政机关必须履行法定的程序义务，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行政程序是一种法律程序，具有法的价值。     

村民自治的软法之治辨析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实践着软硬兼施混合法结构治理模式的公域之治。以村规民约为主要形式的软法在村民自治中的法律功能和所承担的制度职能要远超硬法,其实际效果影响着村民自治制度功能的发挥。重新梳理村民自治中软法和硬法的关系,其目的在于保障广大农民群众广泛和直接参与软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保证国家和社会对软法创制和实施过程进行全面和有效的法治监督,进而实现农村地区的公共治理法治化。     

软法视野下乡村微腐败治理研究

"微腐败"治理既是完成反腐倡廉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腐败治理难题的关键之举。尤其是乡村"微腐败",因其量大面广、隐蔽性强等特点成为"微腐败"治理的痼疾所在。传统硬法虽承担着法治反腐的重任,但全然依靠硬法并不能实现乡村"微腐败"的全方位治理。公共治理的兴起为软法反腐奠定了逻辑基础。立足功能主义分析框架,软法在弥补单一法规制不足、道德义务规范化表达和发挥乡村治理民主性等方面有着硬法无法比拟的功能和优势。以党内法规、村规民约等为代表的软法资源运用也为乡村"微腐败"治理提供了可行的路径与方案。不过单靠任何一种法的形式都无法完成乡村"微腐败"治理任务,"软硬共治"将是乡村"微腐败"治理的最优模式。     

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问题研究——以《国际航空安保公约》中界定的行政犯与我国刑法衔接问题研究为基点

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具有双重违法性、双重责任性以及较弱的伦理非难性等属性;考察危害行为的反社会伦理性和对民用航空安全法益的侵犯程度等因素,可以将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划分为非典型的行政犯和典型的行政犯两大类型。《国际航空安保公约》中界定的行政犯与我国刑法在定罪、处罚的衔接过程中都存在着问题。运用轻罪制度对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进行立法重构,可以弥合《国际航空安保公约》中界定的行政犯与我国刑法在定罪与处罚等方面的差异。     

论共同过失犯罪

共同过失犯罪是否能够成立共同犯罪，在刑法理论界及司法界观点林立，纷争不已。在刑法理论界，存在肯定说、否定说以及区别说；司法界也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之司法判例实践。从理论与立法上对共同过失犯罪的概念、存在范围以及共同过失犯罪中“共同注意义务”如何界定等问题进行论述，则利于澄清上述问题并完善立法。     

道德制度化探析

所谓道德制度化,就是以法律、制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领域内的伦理道德问题.具体说就是将道德原则和伦理要求以制度、法律的形式表现或体现出来,并以强制力保证其贯彻实施,从而化软约束为硬约束,化自律为他律,化自愿为义务,最终更好地发挥道德的社会功能.     

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原则与法律策略北大核心

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拟人类思维能力,涉及法律关系复杂,治理对象具有可变性和高技术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了基本行为规范,但存在适用范围窄及强制力不足等问题,须发挥各类技术规范、技术标准、技术伦理、行业伦理等软法规范的作用,构建软法与硬法结合的规范体系。将政府定位为技术促进者、服务实践者和行政监管机关;服务提供者对生成内容承担生产者责任,意味着产品权益归属于服务提供者,不符合产品的生成规律,也忽略用户的贡献与责任,宜赋予服务提供者主体责任,用户也须承担合理使用责任。     

从“国家主义”到“强国家——强社会”:中国农民工劳权保护模式的转型北大核心

我国农民工劳动权一直得不到有效保护,与国家主义的保护模式休戚相关。该模式立足国家本位,以国家需要为基本价值取向,强调国家机制的全能性,面临伦理偏差、硬法能力不足以及社会自保不能的困境。根本破除此种困局,应树立善治思维、深化责任政府机制制度建设,重塑国家保护伦理;加固硬法保护强度、信度,发展软法保护机制,构建软、硬并举的混合法保护机制;培育社会主体,着力建构社会组织化保护机制,从而构建一种国家与社会彼此赋权增能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合作主义保护模式。     

义务为本 和谐至上——中国传统思想对当代法的范式价值

中华法系是以义务承担为核心组织起来的,是义务本位的典型范式。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这两种法律思想和范式,对当代人类所遭遇和面临的问题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某些法律部门,如环境法应该是义务本位的,而非权利本位。环境法的义务本位之回归,对于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深远意义。人权法的义务本位,意味着国家要承担保障人权的义务,这正是今天作为人权保护主要法律渊源的国际公约强调的重点。以上正是中华法系义务本位、和谐理念的当代价值之所在的二例。     

谈《法律的成长》中英国法学传统美国化的法律哲学

《法律的成长》是美国社会法学派代表人物、著名大法官本杰明·卡多佐所著,这本著作包含了卡多佐大法官的一系列演讲文稿。主要内容体现了英国法学传统在卡多佐大法官诠释下的美国化法学思想演进过程,包括法哲学的系列问题、法的含义和起源,通过一种"自然"的视角来观察法律的成长,以解决法律的功能、目的和裁决方法问题。     

社会治理中的德法并举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物化"的发展使人们放逐了精神、人性和价值的追求,现代化的道德困境开始出现。要解决道德领域中的突出问题,必须在社会治理中将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将"硬约束"与"软约束"统一起来。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外在制度性规范建构和内在心灵秩序建构的统一。在新媒体高速发展的今天,需要加强人们偏离道德轨道现象的记录和建立相应的跟踪档案,在技术上支持法律威慑力和道德感召力的结合。     

关于给付行政中的法治原则思考

给付行政中的法治原则由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两个要素构成。法律优先是指行政应当受现行法律的约束,不得采取任何违反法律的措施;法律保留是指行政机关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实施相应的行为。我国给付行政贯彻法治原则的现状是:法律层面上的立法缺位与空白授权,主要的法规范形式是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以下的规范,有关的国家政策大量存在。完善我国给付行政的法治原则,需将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切实落到实处。     

行政指导相对人及其权利保障

行政指导属于一种延续性行为,是一个从作出到发生效果的动态变化过程。就行政指导单方面而言,它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没有形成行政法律关系。但是,当行政相对人接受行政指导后,其性质必然发生变化而成为一种行政法律行为,构成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在行政指导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是义务主体,行政相对人是权利主体。由于行政指导相对人的权益与行政指导主体的指导行为休戚相关,而行政指导主体本身所具有的“自利性”倾向极容易导致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所以必须强调使行政相对人充分享有知情权、程序抗辩权、受平等对待权和申请救济权以作保障。     

德国《网络强制法》的现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网络强制法》针对德国的"社交媒体"网络平台安全这一特定领域,制定了具体的规范准则,强调了网络提供者的定义范围和主体义务,重点规制网络谣言、仇恨言论和煽动暴力等违法行为,体现出德国法律的针对性和延展性。我国应吸取德国网络立法的优秀做法,逐步完善我国网络安全法的配套细则,制定特定领域的专门性法律,不断完善我国网络安全法律体系。     

统一风险行政程序法的学理思考

建构统一风险行政程序法的时代背景在于:回应风险行政所带来的挑战;碎片化的风险行政程序法难以克服风险行政实践的合法性困境;当前缺乏统一行政程序法典,也不能简单借鉴西方经验来规范风险行政;涉及风险行政程序的单行法无法代替统一风险行政程序法。风险行政程序法是以结构化方式规范风险治理主体行为的行政法规范,其功能是克服风险治理主体的"知识贫乏"和"价值冲突"问题。它将保障个人权利、维护公益、确保行政科学性和民主性作为价值取向,并呈现为一种网络状态;所对应的行政模式是"新治理行政",并将治理风险的公共政策作为调整对象。它是实现风险行政过程合法性的一种技术,基本结构由风险议题之形成、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所构成,主要制度包括协商制度、陈述理由制度、暂时性制度、信息制度和遴选风险治理参与者制度。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中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

行政行为侵害公共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但我国现有的行政权力内外监督制约机制不能有效解决此问题。因此需要有一个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代表社会公众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在我国,公诉权是法律监督权的应有之义,检察机关作为行政公诉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其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应尽义务。笔者拟通过分析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角色争议,探讨其作为行政公诉人的可行性,对构建中国特色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提出了一些粗略的想法,以期推动对这一制度的深入研究。     

金融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理论机理及其实证进路

金融消费者知情权乃是金融消费者权利体系中的核心性要素。维护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是实现法的实质正义价值、激发金融市场创新活力、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然需求。我国既有的民商、经济法律制度在金融消费者知情权保护上多付之阙如。实现金融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现实进路,应从相关域外经验镜鉴的基础之上,通过厘定金融消费者概念、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强化金融经营者的信息披露义务与规范金融经营者的劝诱行为等多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