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道德治理思想在国家治理方式中的理解

国家治理是公共权力调控社会群体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活动,其根本指向是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和道德都属于上层建筑,国家属于政治上层建筑,道德属于思想上层建筑,两者都受到经济基础的决定,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只要国家权力存在于社会,道德治理对于实现国家职能和社会治理就具有普遍价值和工具作用。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国家的统治职能也在向社会管理的方向转化,如何管理一个国家,保持它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决策民主化

经过改革开放,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面临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生态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一是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二是公民维权意识的普遍增强;三是社会信息传播的网络化。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日益突出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根据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和有效路径是进行决策的民主化改革。决策民主化的效用:有助于增强政治的合法性;有助于增强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普惠性,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助于降低政治冲突风险,增强决策体制的韧性和适应性;有助于消解特权遏制腐败的滋生;有助于形成一种理性、包容、文明的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     

政治制度

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它包括一个国家的阶级本质,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国家结构形式和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狭义主要指政体,即政权的组织形式。     

国家性的能力向度——以国家中心范式为基础的理论考察

作为对国家性之能力向度做出考察的理论范畴,国家能力是国家中心范式对社会政治实践展开科学分析的中心变量。该理论范式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中对国家性的强与弱做出力度上的考量,关注国家相对于社会的权力集中程度和国家控制社会力量的行动能力。国家权力在对社会的征服和控制中实现国家性的提升和国家能力的延展。权力性质的分殊为理解国家能力开放出了新的角度,国家对各种社会力量征服与控制的实现程度可概括为专制性国家能力,而建制性国家能力则凸显了国家对社会进行渗透、协调和汲取的实现程度。由此,国家中心范式对国家能力不同层面的结构内容、实现程度、动态变革展开了分析探究。从国家能力的理论演进过程,我们可以洞察政治实践变革的整体趋向,而国家能力与国家实力在理论内涵上的差异与关联,则启示我们通过提升国家能力实现增强国家实力的实践之道。     

国家能力基本理论研究

本文在评析现有国家能力研究的基础上,从国家与疆域内社会,国际体系与个别国家相互作用的内在关联中,确立国家能力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揭示国家实施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应对他国竞争与挑战的能力的支撑结构与发展机理,尝试性地建构了一个涵盖国内政治层次与国际政治层次的关于国家能力研究的理论框架。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生态分析

社会政治生态指政治系统中的诸要素在运行和互动中所形成和显示出来的整体状态.公共权力是政治系统的核心要素,公共权力的运行模式和配置结构对于政治生态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就此而言,中国社会政治生态表现为权力主导下的渐进改革.渐进改革在历史行进中所展示出来的是国家释权与社会增权的一般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互促型均衡结构构成了改革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生态的内在规定性.     

国家自主性与社会公共职能关系初探

本文通过对“国家自主性”范畴的辨析，指出了国家自主性与社会公共职能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国家自主性问题的产生受特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结构的决定。国家自主性问题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之间的深层矛盾。本文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由“民主”向“公共行政”的转向，正是国家自主性问题深化的表现。本文最后分析了中国国家自主性的特殊性，并指出国家自主性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为了保持国家自主性的合理限度．就必须像进行艺术活动那样，恰当地根据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形势制定正确的政策。     

强化国家能力与规范国家权力:现代国家构建的双重使命

现代国家构建应纳入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角中去考察.从国家——社会的向度看,国家应当具备有效控制社会的能力,以维持秩序并提供和平与安全;从社会——国家的向度看,为了保障社会中公民和各社会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国家权力应当受到规范.所以,强化国家能力与规范国家权力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双重使命.强化国家能力就是强化国家的强制能力、监管能力、合法化能力、汲取能力与供给能力;规范国家权力一要使人民掌握国家权力,即实行民主政治,二要使国家权力受到限制,使其在划定的权力边界内依 法行使.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国家制度能力探析

国家能力的集中体现就是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力,中国叠加转型的社会发展际遇与现代化发展诉求迫切要求国家制度能力的提升。国家制度能力基于制度类型主要指制度构建能力、制度实施能力、制度更新能力、制度导向与选择能力等。国家制度能力提高既是现代国家成长的需要,又是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选择。制约国家制度能力提升包括利益结构、政府治理结构、政府组织及官僚体系、地方政府能力水平等因素,国家需要从转变治理理念、改变政府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进行现代国家制度建设、提升执政党执政能力和水平等方面来夯实和提升国家制度能力。     

行政体制改革下一步

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会同时提出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三个全新的概念。究竟何为政府治理？初步来看,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是政府治理的基本内容。     

论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能力建设

国家作为现代化过程的主导力量,国家能力的强弱对现代化具有重要影响,同时现代化过程中的风险也形成了对国家能力的重要挑战,二者构成了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推进国家能力结构转型,促进国家能力提升,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国家能力和社会发展和谐共进的重要路径选择.     

论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基于鲁中东村的实地调研

本文以鲁中东村为例,分析了乡村治理中国家权力的见缝插针、国家政策地方规约化以及地方对国家力量援引的运作规则与机制,将国家权力嵌入在村庄的社会结构、关系与规范之中,即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它既加强了国家在农村中的权力,同时也维持与强化了地方性结构与规范,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国家与农民的有效对接,最终实现国家政策的有效执行和地方秩序的稳定。随着国家能力与乡村社会性质发生双重的转变,当前基层政权的治理机制需要从消极的简约治理、单向度的制度建设中转入积极的嵌入式治理。尤其可以借国家政权从汲取型向输入型的转变契机,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进一步提升为国家的治理能力,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国家能力建设

本文阐述了国家能力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构建和谐社会对国家能力建设的新要求以及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国家能力建设的基本策略。认为国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核心的、关键的政治主体和主导力量,国家能力是战略性政治资源,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战略性支撑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的实施,客观上要求国家承担主要责任,发挥主导作用,迫切要求国家加强能力建设,提升强化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民主化法治化能力、社会治理能力。     

政社合作与国家能力建设——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考察

基层政府因服务能力不足而陷入"责能困境",并尝试性地以"政社合作"等社会管理创新推进国家能力建设。本文在国家能力建设理论视角下解释政社合作的深层逻辑。对"凯益荟"的个案研究发现,社会结构转型及居民诉求变化使得政府对社会组织拥有共容利益,为政社合作奠定了结构性基础;理性政府则根据社会组织的能力类型建构合作策略:社会组织分为自我保护型与专业服务型,政府分别以"孵化性赋能策略"激发自我服务能力与"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专业服务能力。政社合作使国家能力之服务能力得到了建制性增长,合作网络为国家权力渗透社会、资源动员及机制整合提供了枢纽性平台,社会组织借机也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因此,政社合作网络演变成国家能力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共生场域,使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本文创新点在于从国家能力建设解释政社合作的动力、策略及趋势,丰富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视角。     

顶层设计与泥泞前行: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本文首先对这个重大历史命题提出的历史背景进行了分析。然后,对国家治理的内涵从基本政治制度、价值体系、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等四个方面进行了阐释,提出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是一个顶层设计与泥泞前行相结合的过程。同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包括多重转型叠加导致政策问题识别困难,目标模式多元导致改革路径曲折,以及现实与理论脱节导致现代治理难以推行。最后,对公共管理学界的同行如何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提出了期望。     

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本质观比较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本质观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暴力统治的机器,国家的社会属性和履行的管理职能,从根本上而言服从和服务于其阶级属性和阶级统治职能。民主社会主义则在对现存资本主义国家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结论,认为国家具有超阶级性,其主要职能是提供人性化的公共管理和公共福利。     

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能力比较

本文在基本排除国际环境因素影响的前提下,通过税收和财政开支、影响国家自主性的制度化因素与国家集权的程度,以及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等几个方面,对尼日利亚（１９６６ —１９７９ 年） 、墨西哥（１９４０ —１９７６ 年） 和韩国（１９６１ —１９７７年） 的国家能力进行了个案分析和比较,并讨论了决策者集团的特征、民族社会的特点、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的非政治化问题对国家在推动和控制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现代国家的生成: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趋向——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内在逻辑看

立足于现代国家建设来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体现了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趋势。从马克思主义国家本质观的内在逻辑看,国家以制度形式,通过供给社会公共"秩序",规范社会生活的展开,促进文明的进步。现代国家的生成不仅建构了崭新的政治制度,促进了现代社会的生成,而且也造就了人的发展的社会、政治条件。以现代化为取向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没有超越现代国家范畴,因而,通过现代国家的内在规范和原则来建构现代国家,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现时代国家能力建设的前提审视

国家能力建设是现代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议题,而进行国家能力建设的基本前提是明晰其所处的时代境遇。总体来看,现时代国家能力建设正处于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论争、公民社会与现代国家的疏离、公民意识与国家理性的交融的时代境遇之中。这为国家能力建设提供了前提预设,国家能力建设必须置于这一总体语境中加以考量。基于此,现时代国家能力建设必须旨在实现全球主义观照下的民族国家发展、公民社会与现代国家的均衡发展、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协调。唯有如此,才能科学地进行国家能力建设,并使国家能力适应现时代的发展要求。     

治理视野下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治理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体现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体现了强国家——弱社会模式,要解决这一模式带来的种种弊端,应该将界定国家限度的制度创新与构建公民社会的制度创新结合起来,运用治理理论重构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