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协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新思路

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且开始实施。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诸如乡村社会分层加剧、乡村基层组织冲突加剧、精英分子流失、乡村文化流失等问题将逐日呈现,而传统"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难以再维持治理的高绩效。协同治理模式是克服"乡政村治"模式弊端,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重要模式。在新型城镇的进程中,协同治理要遵循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发挥城乡各自资源优势,通过城市和农村之间、工商业和农业之间、市民和农民的协同发展实现乡村治理之善治目标。为此,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互助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相互支持;形成城乡基层组织整合机制,促进城乡组织相互合作;形成城乡制度互融机制,促进城乡制度相互融合;形成城乡文化的"互哺"机制,实现城乡文化相互促进。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机理与进路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是优势互补、互促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两者深度融合既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破解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难题的治本之策，也是加快城乡资源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现实需要。乡村要实现全面振兴，离不开新型城镇化优质要素的带动，以解决乡村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土地利用率不高以及资金缺乏等难题；新型城镇化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样离不开乡村振兴释放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资本红利的坚实支撑。新时代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需要以现代产业体系引领城乡“统筹联动式”发展，以生态文明建设力促城乡“绿色可持续”发展，以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赋能城乡“协同高质量”发展，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城乡“包容一体化”发展。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改革探究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规定出发,提出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在这一过程中主要受到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的限制,为保护农民利益,应当重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根据《决定》要求,应当明确农村土地权利主体,建立多元的保障机制,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完善土地流转二级市场等制度,充分保障农地所有人的合法权益,享受改革带来的红利。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思考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二者是互利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二者的深度融合是构建新型工农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乡村振兴离不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当前农村劳动力素质整体不高、土地资源存在错配状况以及农村资金净流出且存量不足,亟需注入优质城市要素以激发乡村活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为新型城镇化挖掘了新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资本红利。未来,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深度融合要坚持以科学规划为引领,处理好“四对关系”,重点是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小城镇为着力点构建新型工农关系。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新型城镇化的对策探讨

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任务要求和内外部条件发生了诸多变化，仅依靠大城市和城市群难以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全面提质增效，需要适时对建设方案作出调整，激发县城在城镇体系中承上启下的作用。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县城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但不合理的土地规划、薄弱的产业基础、人口集聚效应不强等问题制约了县城城镇化建设。对此，应以产业发展为基础，分类引导县城建设方向；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各类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有序流动；以技术进步为动力，提升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我国政府提出必须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以期真正发挥其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同时提出城镇化应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同步发展。而马克思对这四个问题都曾分别有过探讨:涉及分析了城市化的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基础、以及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化的目标趋势;指出城市化的起点和动力是工业革命,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给城市带来诸多弊端,而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城乡融合是治理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认为科学技术不仅影响着经济发展,也影响着社会和谐与进步、人类的思想与生活;肯定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对加速城市化有着重要作用。这些观点为我们走"新四化同步"之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指导和理论基石。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以陕西省新型城镇化实践为例北大核心

我国城镇化已入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阶段。本文以陕西省新型城镇化实践为例,从规划引领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现代城镇体系、依托主导产业带动进城人口就业创业、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生态人文的特色宜居美好家园和创新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等方面,总结提出了加快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路径。     

人的城镇化:小昆山镇的实践特色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的核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乡统筹的内在逻辑及耦合路径

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既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两大主题，也是驱动中国城乡统筹发展及现代化建设的两个巨轮。愿意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新农村建设的内生动力，实现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在县域城镇的市民化梦想则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标尺。政府创造条件响应其诉求，是城乡统筹的实践突破和人文回归。     

“县城载体”背景下城乡融合系统三方演化博弈及稳定性控制策略

随着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全面部署，城乡融合系统中近邻大中城市、县城、村镇之间的利益调整与政策优化越来越亟须理论回应和试点推进。本文基于系统动力学理论对不同治理方案下城乡融合系统的演化博弈进行了仿真分析和稳定性控制，以寻求县城为重要载体背景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最佳治理方案。结果表明：（1）当前我国城乡融合系统的自发演化不存在均衡策略，政策效果难以预测，极易造成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大城市病”与“乡村病”共存的局面；（2）传统静态线性治理方式，容易忽略参与主体自身利益的损失以及难以对其履约情况做出及时有效调整，这也是长期以来城乡融合系统资源分配分化严重、县城和村镇自发动力不足、新型城镇化建设治理成本高，治理效率低的重要原因；（3）互益共生是新型城乡融合系统演化的最佳方向，可通过非线性动态双向规制方案将奖补和惩罚力度与县城吸纳率、村镇融入程度等能够动态体现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程度的指标挂钩，以促进城乡融合系统演化波动趋稳向好，此方案能够达到系统利益最大化的理想状态。基于上述研究，文中提出了树立系统观念、践行动态治理、追求目标协同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和政策建议可为县城载体下的新型城...     

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及路径选择

新型城镇化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问题的积极回应,有一系列的基本要求。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注重借鉴西方国家城镇化的基本经验教训,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坚持"四化两型"同步推进,不断改革和完善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     

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 协调城乡一体化发展——基于我国县域城镇化困境的分析

在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城乡差距不断加大,市管县体制已经难以实现以城带乡、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从实践的结果看,只有那些工业化程度高、市辖县数量较少的地区实现了市县协调发展。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实现城市支持农村的目标。因此,加快推进"省直管县"改革,建立适应城乡一体化要求的行政体制,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建立协调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既是实施"省直管县"改革的出发点,也是推进县域城镇化的重要目标。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问题与对策——以河南省为例

《中原经济区规划》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作为新型城镇化内容中的单独一节,为河南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指明了方向。但也应当看到,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也时常出现一些矛盾,一些问题不容忽视,城镇化发展严重滞后成为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持续关注、探讨研究河南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问题,对于促进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城乡统筹下的市、县关系探讨

构建城乡统筹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立体改革思路一是通过推进省管县,减少政府层级,构建扁平化的纵向行政体制;二是市县平级,城乡分治,构建新型的地方政府横向合作体系,促进城乡社会经济的发展;三是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型和法治型政府的工作机制.     

角力抑或融合?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土地扩张的实证研究

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扩张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二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其中的内在逻辑如何?这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出重要的问题。通过对2001年至2011年全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统计模型分析发现,由于城乡收入存在差距而向城市大量聚集的人口会导致城市土地扩张,人口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驱动力拉动政府的投资偏向于生产力要素和经济要素更为集中的城市,进一步形成城市土地的扩张。为缓解二者的矛盾,我国城乡地区需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农村自主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城乡互动的新局面,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用系统化思维推进上海郊区城乡一体化发展

<正>2015年,市委《关于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本市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若干意见》指出要以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推动高水平的城乡一体化,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文件明确了上海未来一段时间内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标、原则和基本路径,是市委市政府加快郊区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当前,虽然上海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     

中国共产党城乡关系探索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城乡关系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领域。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根据社会发展阶段及其主要任务的变化,经历了依托农村夺取城市政权、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与固化、破解城乡二元体制与统筹城乡发展、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等四个发展阶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城乡关系发展之路。坚持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结合、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社会公平与发展效率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城乡关系百年探索中形成的基本经验,对在新的发展阶段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思想及其对我国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城乡关系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批判地吸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学者关于城乡关系和发展的观点，在肯定了城市的出现、城乡功能分离的合理性、必然性和进步性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城乡融合的思想。从实践来看，我国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思想对我国城乡文化统筹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接合部社区安全治理

以新型城镇化为分析视角,对城乡接合部社区安全治理的现状、问题、安全社区认证指标体系、社区安全盾进行描述,指出在后工业时代网络化的社会结构下,亟待转变传统治安管理思路为安全治理思路,积极探索政府、NGO与公众等多元主体相互合作的新型[1]社区安全治理模式,确保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发展。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城乡社会协同治理

城乡一体化既有别于"城镇化",又有别于"新型城镇化",更区别于城市化。基于城乡一体化的城乡社会协同治理,实现城乡社会平等性基础上的差异性治理,客观上要求在治理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进程中,尽可能做到优势互补、协同治理。无论是城市社会还是乡村社会,都要在城乡社会一体化历史进程中,接受政党、国家和政府治理,亦即在"受治理"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从"分治"走向"协同"治理,直至未来城乡社会的"相互"治理。在城乡社会"互治"基础上的"受治理",从"分治"走向"协同"治理,并自觉顺应城乡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