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研究综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性二者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以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为指导,以构建中国的现代性为主线,是解决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学术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一个切入点.同时,用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为视角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不但对解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问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     

现代性语境下的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现代性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话题，是塑造现代社会基本构架的强大力量，也是决定现代人生存命运的关键要素。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现代性都有不同的实现形式。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与建构，是与传统文化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成为传统文化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也是传统文化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和方向。厘清现代性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内在联系意义重大。     

现代性、后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观察人类社会的重要视角,从中可以窥见历史发展的境遇与趋势.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和建构,是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发展,需要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语境下积极拓宽内容,提升境界,探索出既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又适应人类文明发展要求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矛盾语境与文化选择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成为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话语，反思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现代性精神成为时代赋予的重要命题。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苏联文化及西方文化相互交织构成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多样文化景观。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现代性建构始终面临着“儒化”“教条化”“苏化”“西化”的价值挑战，形成了中国现代性建构深刻的矛盾语境。我们应在这种矛盾语境中作出正确文化选择：审视传统文化，实现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非儒化与对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省察教条文化，实现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非教条化与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实践创新；考量苏联文化，实现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非苏化与对苏联现代性的借鉴超越；反思西方文化，实现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非西化与对西方文明成果的扬弃。     

现代性的危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现代性问题是21世纪的一个时代问题,全球现代化过程中,各国都遭遇现代性危机,这主要包括:主体理性被过分夸大,传统普遍性的知识和价值体系被瓦解,人被工具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助于中国避免现代性危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对先进思想的包容、对普遍性原则的尊重以及对个体真正自由的维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克服现代性危机主要是做到科学性、客观性、历史性、本质性。     

合法性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法性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在一个合法的框架之下进行"结合"。它是历史与现实、事实与价值、自上而下的权力建构和自下而上的心理认同的统一,并体现为科学性、合理性、实践性、人民性、认同性等基本特征。     

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泛化理解

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之后，又提出“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是两个相关的提法．它们不仅展示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双向运动，而且也展示了把实践经验加以提高化成新的理论的运动。“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一提法的实质是要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善于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总结，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泛化理解，要把经验上升为理论并用以指导实践。     

问题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自觉

问题意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鲜明特色,凸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自觉。领袖人物、知识分子或者普通群众的问题意识都以社会主体的视角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理论自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问题意识的产生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理论自觉的目的性,其逻辑建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理论自觉的向度,能够成为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理论自觉与否的依据。问题意识的逻辑建构在理论形态的层次结构、方法和主体方面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自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途径再思考——以毛泽东的艰辛探索为例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艰辛探索.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四个基本途径:一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党员和干部,提高全党理论水平;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答中国社会历史课题,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独特经验,积极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和成熟;四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相结合.     

浅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功实践的源泉。马克思主义从在中国传播伊始,便于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并与时俱进。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和经验,使其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大价值。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演变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经历了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到"全面发展"这一具体化演变,这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贵在落实,崇尚实干"的执政理念高度吻合。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仍然是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改革开放初,强调妇女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而对妇女自身的发展较为忽视,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召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标志主题的第一次变化;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主题讲话标志着主题的第二次变化。     

对社区体制存续成因的解析——基于物、关系和观念的分析逻辑

社区结构是行为主体为满足居民需求而选择的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物质资源对行为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主体观念对相互关系的能动作用共同改变着社区的结构,透过物、关系和观念审视社区结构生成和演变所揭示出的内在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为解释当前社区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党纪严格性的边界研究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实质是“党纪”严于国法,即“纪严于法”。党纪的严格性应有一定边界。其本质上是党员特殊身份与公民普遍身份何者为先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念与执政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如何协调的问题,是党内法规“姓党”与“属法”如何同时体现的问题。依此,党纪之严,涉及党员基本权利时应与宪法法律相协调,对党员设置更高标准时应根据不同主体分别设计,约束党员内心活动时应配套执纪细则。同时,党纪应限缩绝对服从事项,保障党员权利,并根据党纪的不同类别具体决定党纪“行为模式”的抽象程度,确保其一定程度的明确性和可预期性。     

乡村振兴中基层领导干部短板问题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的原则,这对新时代基层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基层领导干部存在着责任感(是否愿意干实事)和领导力(是否有能力干实事)两大方面的短板,解决这些短板刻不容缓。为此,在完善基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要选拔高素质人才,引进高水平人才。在健全基层领导干部管理方面,要加强学习培训,提升领导干部素养;完善激励机制,形成物质精神双重关怀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形成全方位监督体系。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东方大国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且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二代领导集体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把改革引向政治领域,开辟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试论执政党的力量之源

作为执政党,必然有力量。究其实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来自于自身力量,来自于人民力量,来自于国际力量。深入探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对于进一步增强执政党的力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世界现状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

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四处兜售其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与稳定,而是动荡与不安。从当今世界发展现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出发,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以及对世界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关于领导干部综合能力培育的对策思考

领导干部只有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提高学习能力、驾驭市场经济能力、依法执政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才能培育其综合能力,才能肩负起领导责任,才能当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的要求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０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从实践“三个代表”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时代要求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深刻阐述了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辩证统一性,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又鲜明地反映了时代进步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要求,为推进新世纪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导。     

污染环境罪主观方面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了重大修改,罪名也变为污染环境罪.一般认为,修改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过失犯罪,但对于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是故意还是过失犯罪,理论上颇有争议,存有过失说、双重罪过形式说及故意说等观点.但过失说及双重罪过形式说均不能正确反映本罪修改的实质意义,不利于正确认定污染环境罪,不利于有效打击污染环境的行为,因而不足取.无论从文理的角度,还是从论理的角度,污染环境罪都应当是故意犯罪.将污染环境罪解释为故意犯罪,有利于惩治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