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包容性发展实现的法治之维

目前,包容性发展理念已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先进理念。本文从包容性发展理念的概念出发,分析了其所蕴含的公平正义、权利保护和规则之治等法治品格,揭示了包容性发展实现的路径。实现包容性发展,实际上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包容性治理过程,是一个社会和谐包容的法治实践过程,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法治实践,尤其需要健全的司法体系予以保障。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前景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要不断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制度底线:确保共产党执政地位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所谓颠覆性错误,就是指危及、动摇、推翻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重大错误。确保共产党执     

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互动关系及共进路径探析

我国的国家治理具有人民性、公正性、包容性、法治性等特点,为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良性互动奠定了现实基础。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演进历程顺应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时代发展要求,随着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和民主制度化程度的加深,二者的互动性进一步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平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二者内里相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良性互动中,以政党协商、政府协商、基层协商和网络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路径选择,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以政党治理、政府治理、基层治理和网络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包容性发展:思想渊源、现实意涵及其实践策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和国家关于发展的思想不断丰富完善与深化.随着转型期改革发展情势的不断深化,围绕“包容性发展”的讨论方兴未艾.本质上说,包容性发展是一项操作性战略方针,其内涵还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嬗变.通过追溯其思想渊源,厘清其现实意涵,从社会政策与治理、低碳经济体系构建、国际合作交流、区域合作发展、政党建设以及地方政府创新等多个维度寻求包容性发展视野下我国国家治理的实践策略,是“包容性发展”理论探讨与实践的应有之义.     

政企分开必须澄清两种片面认识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黄范章撰文指出，政企分开必须澄清两种片面认识：一是有人认为，既然中央明确必须控制四大行业和领域，就应对它们实行国家(政府)垄断，即使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也须“一股独大”，以确保国家控制?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在上述四大行业和领域中，需要由国家垄断的国有企业是极少数，多数国企将实行国家控股制。股权分散和资本集中，     

从人类政治演进规律看中国的国家治理

人类社会政治演进有自身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由思想家们进行了深刻揭示。17世纪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认为,政治发展正如自然发展一样有自身的规律,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既要把握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律,又要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特殊规律。法国18世纪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了民主政治发展的两大规律,即公开选举和由人民制定法律的规律,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实现国家治理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英国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上半叶著名的功利主义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边沁提出过一个政治公开性规律,即好政府的根基就是公开性,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建设公开透明的政府,使政府成为阳光政府。19世纪英国著名学者阿克顿勋爵提出了一个千古不变的定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加强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使政府权力受到严格的约束。     

全面治理: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理论新命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治理困境,提出全面治理的理论命题。全面治理理论,是对单面治理理论的扬弃,主张公权力"代位执掌者"的治理主体"治他"与"自治"的有机结合。囿于我国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的深度交叉性、包容性等特点,以公权力"代位执掌者"核心行动主体出现的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政治实践运行过程中,实际上起着核心治理作用。新时代党的全面治理实践,既要做好内政、外交与国防领域的"治他",也要做好"自治"。通过政党"自治",强化党的"领导"与"执政"能力建设,通过自我革命提升"抗病免疫功能",是一个郑重成熟的政党的重要标志。     

包容性治理:边缘社区的治理创新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由农村人口大量转移所形成的城市边缘社区逐渐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时代主题。在治理诉求日益延伸的语境下,以政府意志的强制性和社区责任的边缘性为治理逻辑的社区管控模式显然增加了边缘社区的治理成本和治理难度,因此,需要积极构建包容性治理以力图建构一种柔性化、可持续的治理模式。但边缘社区所积聚的诸多矛盾造成了创新发展中的现实困境,这就迫切需要从权力包容、机会包容、权利包容、体制包容等方面寻求有效的建构路径,以助推边缘社区包容性治理的实现。     

以包容共进精神共建多元共生的和谐社会环境

2014年中央政治局在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学习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考了古代治理思想之后提出治理社会应注重"德主刑辅"的要求。对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行了丰富和深化。转型期的中国尤其要注重社会治理的策略原则和方法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实际上直接呼应了我国转型期追求和谐社会环境的诉求。尤其在多元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社会能否顺利转型关键在于如何使多元主体共同构建共生关系环境,促进社会治理的内在协调。所以在法治前提下,人们应在包容性的公共理性指导下积极寻求公共治理参与规范建设,实现多元主体共治,保证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法治价值

法治是国家治理的最好形式,它贯穿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法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运行、民主政治的发展、先进文化的前进、和谐社会的建设、生态文明的实现都需要法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协商民主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基层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协商民主对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价值诉求契合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目的。协商民主凭借其平台多样性、参与广泛性、过程包容性和程序规范性的特征,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功能优势。确保协商民主真正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切实需要可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措施,这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要保障。     

论政党治国的体制和困境——政党政治时代国家治理的一个考察角度

在政党积极介入人类政治生活和深度介入国家政权的政党政治时代,国家治理的主体实际上已经变成以政党为组织线索的基本格局,由此出现了政党治国的现象。政党治国是政党政治时代广泛存在的客观事实,只不过各国所形成的政党治国体制(体系)有所不同,如政党对比治国体制、政党合作治国体制、政党主导治国体制、政党领导治国体制和政党独占治国体制的区别。每一种政党治国体制都界定着政党博弈的基本结构,结合其它诸如政党政治文化、政党政治制度等条件,就限定了各政党的策略选择空间,从而有可能形成某种政党治国困境,如政党合作的困境或者政党独裁的困境,导致一国国家治理表现糟糕。而有一些国家在未改变政党治国体制但稍微改变了政党博弈的其它条件,或者在彻底改变政党治国体制的情况下,破解(避免或摆脱)了政党治国困境,从而国家治理表现尚可甚至比较优秀。这就说明,在政党政治时代,各国治理表现的重大差异,可能非常需要用政党治国体制及其困境来予以解释,也需要从这里来寻求改善国家治理的出路。     

把国家公祭日等民族灾难事件纪念日纳入小学教学内容

正【提案背景】某些不良的社会现象和必要历史教育的缺失,将导致对历史的认识产生扭曲。社会上之所以会出现夸赞纳粹军服"帅爆了"等行为,出现一些不尊重史实和民族情感的影视作品,其主要原因在于必要的历史常识匮乏,对国家、民族的灾难事件的错误认知,以及国家自豪感与民族认同感的缺失。据无锡某小学抽样统计:对于国家公     

族际政治文明中的他者与多民族国家治理变革

冷战后世界各地出现不少民族宗教冲突。各种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严重威胁着多民族国家的安全和政治稳定。然而,大多数国家的各个民族以及政府也在努力寻求一种各族共存合一之路,通过反思传统的族际关系模式,不断调整治理模式,一种协商治理、包容吸纳、倾中执政、集分平衡、包容性发展、民族镶嵌新的族际政治文明开始建立起来,使其成为不少多民族国家政治发展新亮点。     

非正式治理者何以可为：政策动员中的非正式制度运作透视——以S省J社区拆迁动员环节为例

国家入场乡村,乡村融入国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在一些特殊治理情境中,规整的正式治理力量仍难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把控,正式权威与治理资源在乡村事务中存有一定程度的实践困境。研究以拆迁改造中的政策动员为例,发现不论是正式权力行政主导,亦或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都难以真正激发认同,而那些正式权力体系之外的非正式治理主体却能够凭借其身份优势与更具包容性、互动性的非正式制度得到农民认同,促成政策变现。在乡村社会的历史转型过程中,正式治理力量在特殊治理情境中仍可能陷入暂时性“失能”的境遇,良好的乡村秩序仍离不开乡村内部力量来满足乡村治理的部分需要,并在正式治理力量“失能”状态下发挥治理作用。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包容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是学术届研究的一个主题,但鲜有学者从包容性这个视角入手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阐述与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包容性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提出来,它的理论依据、理论价值、理论意义都需要我们研究与探索。本文通过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国家制度层面和对内对外发展战略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包容性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理解基层:治理属性与改革逻辑北大核心

“基层”是一个在实践中制度化程度较低从而常处于变动不居状态的治理层级。它随着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渗透力量的变化而发生体制性变化,也常常在应对社会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出现大量非制度化的探索和创新。它既呈现出变化性的特点,也内含稳定性的特征。看似矛盾的双重特性由其实践内涵及体制本身的治理属性所决定。“基层治理”指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既共同贯彻国家目标,落实国家的公共政策,也共同制定和维护社会规范,满足社会意愿,实现社会目标。它具有国家性、社会性和中间性等多重属性。国家性指它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层级,自上而下地执行国家意志;社会性指国家意志的贯彻受到社会意愿的约束和社会内生规则的影响;中间性即基于服务国家目标和社会目标的需要,基层治理在二者的张力中寻求平衡和一致性。国家性、社会性和中间性为当下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认识依据,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党和政府服务体系纵向到底强化基层治理的国家性;二是以社会组织横向到边强化基层治理的社会性;三是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机制构建解决基层治理的“中间难题”。     

数字经济推动政府治理变革的机制、困境与出路分析

数字经济通过技术跃迁机制、组织重构机制和价值重塑机制推动政府治理变革，但顶层设计不完善、传统治理理念惯性和数据信息安全风险会导致政府治理陷入整体性变革困境、治理融合困境和治理伦理困境。为走出这些困境，首先，需要以整体性精准治理为导向进行顶层设计，将数字技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其次，要以服务对象满意度为标准进行价值重塑，并创新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协作方式；最后，以保障数据安全为底线进行制度建设，有效应对数字技术条件下出现的治理伦理问题。     

从技术型治理到包容性治理——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治理创新的逻辑

当下正在勃兴的技术型治理模式,尽管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会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却无法有效回应城镇化进程中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而且背离了人本化的价值预设与再平衡的功能预期。从技术型治理转向包容性治理不仅有很强的内在逻辑,而且还有很强的外在逻辑。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进城农民的权利贫困以及多元异质性社会的"信任合作"都亟须包容性治理。构建包容性治理模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理念与制度、机制的联动。     

论包容性思维范式及其社会实践价值

在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过程中,需要由单向化、排他性取向的非包容性思维范式转向互为主体的包容性思维范式。非包容性思维范式和包容性思维范式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反思非包容性思维范式导致的增长困境,要求我们以包容性思维范式为指导。在实践中树立"以人为本"的增长理念,倡导"社会平等"的核心内涵,培养社会成员包容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