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与洛克的政治理性论比较及其启示

霍布斯屏弃将直观先念原则当铁律的思维,用归纳演绎法,依经验展开论证,把个人利益强化为社会理性,即以强制自然生效为核心的权利理性。洛克看到了霍布斯权利理性的缺陷,在批判霍布斯权利理性的基础上,以分权制衡理论为基础,提出议会主权、权力划分与制衡的权力理性论,指出权利理性的首要问题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理性政治社会。这表明,构建一个"权力—权利"平衡的国家—社会关系,才能建立起和谐的社会结构。     

公共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假设评析

"理性人"假设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公共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假设,对于我们正确地审视传统政府管理理论的缺陷,构建既能够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又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型政府管理模式,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理性人"假设及以其为核心的公共选择理论也逐渐暴露一些不容忽视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因此,我们需要以对政府管理或一般的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人性的多角度审视来超越"理性人"假设,并形成对以其为依据的政府管理模式的有效限制.     

理性人:政治理性与经济理性的有机结合

理性人乃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的有机结合.理性是有限的,既要克服理性的自负.又要防止理性的无知;理性是历史的、演进的.经济理性原则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政治理性原则为追求社会认同最大化.二者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构成了社会个体行为的两个不同侧面.这一结沦,能够较完整地把握人的本质特征,更好地解释社会生活,指导人们合乎秩序、合乎必然性、目的性的行为.     

村民自治视阈中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理分析——一种与政府主导推进型法治国家建设路径中理性安排制度冲突的视角

中国法治国家的建设路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推进型,但村民自治视阈中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作为基层社会的重要治理机制,在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路径中对法治国家建设的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其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推进型的法治国家建设路径的理性安排制度的矛盾与冲突,主要表现为:社会对国家的抵制与融合；自治权对行政权的消解与平衡；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真、善、美:公共政策科学发展的三维尺度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主要途径之一,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以真作为科学认识的理性对象,以善作为实践的合目的性原则,以和谐为审美归宿.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公共政策发展全局因时而生.科学发展观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与升华.     

认知、价值、实践:胡锦涛社会管理思想述论

胡锦涛的社会管理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子系统,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系统结构性,主要包括认识理性、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相辅相承,共同构成胡锦涛的社会管理思想。深刻领悟胡锦涛的社会管理思想,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物业管理企业的成本化经营与管理

物业管理从产生初期的感性、无序到迅速发展狂热的中期,再到平衡和理性的后期,历经了20多年的发展历史.现在,我国的物业管理市场已日渐成熟.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业管理企业如何进行成本化经营与管理呢?     

工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定位和实现路径——基于法团主义的分析视角

社会结构转型客观上促使社会管理主体进行管理创新,也促使国家和社会对工会组织产生新的期望.依据法团主义理论,工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是顺应"强国家-强社会"趋势和工人多元利益诉求的必然结果,其目标应该定位在与政府良性互动和引导职工理性表达诉求两个方面.在现有条件下,工会组织可以从工会干部社会管理理念创新、工会工作方式创新和工会组建形式创新几个方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从现代官僚制到后官僚制人性预设转换的动因分析

现代官僚制是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以层级节制、非人格化为特征,是工业社会的产物.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企业家精神改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即后官僚制范式出现了.两种范式管理理念的不同根源于人性预设不同,后官僚制以"理性经济人"取代了"人性恶"的假设.关于人性假设的不同源于行政生态环境不同.     

从《决定》看社会公共领域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独特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关键是通过培育理性社会主体来承接政府职能转变而让渡出来的社会管理权力,进而才能激发社会活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因此,通过社会公共领域培育理性社会主体和理性社会力量是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有效机制。     

协商民主与社会管理的链接与良性互动

20世纪90年代勃兴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是一种基于理性、自由、平等的公民个体通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对话、讨论而达成最大限度“重叠共识”的治理形式.而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则是社会管理的关节点.协商民主与社会管理有着共同的价值旨趣和话语平台,存在着相得益彰的共生关系:倡导参与、对话、讨论的协商民主有利于推动社会管理的发展与创新,而以公民参与为基础的社会管理则有利于协商民主的全面“铺展”.以协商民主和社会管理的链接与良性互动为研究的切入点,不仅可以促进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而且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建构.     

政府理念创新:加强民族自治地方社会管理的前提

民族自治地方社会管理较之非民族自治地方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和艰巨性.虽然各级政府不断加强社会管理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然存在“见招拆招”的“碎片式”和“救火式”管理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形成“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头脚好了其他部位又出问题”的恶性循环.究其根源主要是因政府社会管理理念更新滞后引发的连带效应造成的.为此民族自治地方各级政府应该在理性肯定成绩、客观把握现存问题、深刻剖析深层原因的基础上,以理念创新为前提引领社会管理的系统性改革和整体性优化,推动管理创新并提高效益.     

论“社会心理”的内生逻辑关系

“社会心理”既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重要范畴,又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人们心灵的现实诉求,而且深深印刻的是人与世界“关系”的经验性思考.在“社会心理”之中,蕴含着三种有着逻辑联系的内生关系:非理性和理性之间的自觉统一关系、社会现实与社会理想之间的内在平衡关系、个人“自我”与社会“他者”互动的现实关系.     

论感恩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和谐意义

感恩教育是一种基于伦理本位之上,以义务论为优先的社会教育模式,它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德性论。而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建构是基于权利本位,以契约论为建构基础的。尤其是在现代语境下,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理性成分已经升至顶峰,并带来了现代性危机。本文认为感恩教育的实施有助于消除理性危机,平衡因律法主义带来的公德对私德的挤压,更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政府、市场、合作网络之间的抉择与耦合——试论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制度）选择

我国目前社会矛盾纷繁复杂,全面构建和谐社会面临严峻的挑战,而其中制度选择是最核心的问题.政府管理、市场机制及合作网络为可供选择的途径,此三种途径均有优势及缺陷,应理性选择建设和谐社会的最佳途径.     

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化解的理念与机制探索

中国社会转型正处于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由于社会转型的整体性与复杂性,社会矛盾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根源,并主要体现为利益与权利的诉求,矛盾冲突的主要属性也随着社会发展发生着改变.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既要实现管理理念向治理理念的转换,又要通过制度规则体系的建设与整合,构建社会矛盾化解的综合性长效机制和灵活性前瞻机制,最终促成社会理性的重构以及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的形成.     

超越风险和灾难:新世纪中国行政管理范式需要生态转型

面对新千年以来不断增加的技术、环境风险甚或生态灾难、社会冲突，中国行政管理范式需要谋求一种更具安全性的转型。其逻辑在于用更注重协调平衡、总体稳定和可持续性的生态理性修正长久以来单一的经济理性。这种贯彻生态理性的行政管理范式对新世纪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主要议题和建设实践有着较强的适应性，具体表现在新范式适应当前国内新安全议题的本质要求，适应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适应国内生态文化建设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转型、政治发展的要求，适应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塑造建设性和负责任大国形象的要求。这种新范式的推行还面临着重大挑战，首要问题在于如何实现环境议题的主流化甚至政治化，建构一种适当地整合环境价值的政策分析方法，建立全社区或社会层面的环境教育与环境培训机制。     

和谐社会视域下沿海地区农村民主发展探析——以宁波地区村民自治实践为例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作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构建新型和谐农村社区和社会的基础条件.近年来,宁波市在农村基层民主自治迈向规范化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从理性层面而言,面对当前农村基层民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应从加快制度建设、合理分立村组和理顺管理关系等方面入手,为农村基层民主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为和谐农村社会的构建提供保障.     

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建设

生态城市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交互作用的高级阶段.它的目标是:城市社会功能整体性--和谐生态--平衡发展.城市生态系统构成,即城市生态区、农业生态区和特定功能的半自然生态区(生态敏感区),构建一个简洁清晰的生态结构体系.城市生态分析落脚点在于城镇的污染控制和理性发展,城镇生态环境的好坏关系到整个区域生态能否良性循环.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乡镇少量且集中的工业点源较易监控, 传统的煤烟型污染得到明显扼制,所以要建生态城市,要以生态理论为指导,以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为核心,必须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作出长远规划和保护对策.     

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必然性及其对策——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体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社会管理首次改为社会治理,是对35年改革开放积极成果的理性汲取,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必然选择,是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必然要求。《决定》首提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体现我们党高超的执政能力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把握,能够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