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语境下政府执政的价值取向与现实进路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是我国政府在执政过程中对长期以来履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价值观的反思与检视,和谐理念更加关注公民的民主权利、社会公平公正原则、政府对公民服务需求的回应性等问题,彰显了未来我国政府执政的民主与宪政蕴涵.为了切实地贯彻这些民主宪政理念,政府应健全公民参政议政的渠道与程序,扩大公民参与权;落实行政问责制,实现依法行政;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增强政府对公民服务需求的回应性;提供相关的制度保障,促进实现社会公平、公正.     

城市商务区政府的管理与服务功能分析——以北京市东城区东二环交通商务区企业的需求调查为基础

商务区政府通过发挥其有效的管理与服务功能,营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以对商务区企业实际需求的实证调查为基础,结合政府经济学的规范理论,按照"小政府、大服务"的要求,我国城市商务区政府的主要管理与服务功能应该是,制定相关法律、发展规划和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社会和环境秩序,对企业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培育市场中介组织,指导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建设。     

论政府服务超越"顾客导向"的必然性与可能性

“顾客导向”战略强调了政府对服务本位的回归,但是由于政治领域与企业、经济市场间存在的本质区别,顾客导向在政府服务的实际操作中存在许多困难。超越顾客导向的必然性来自于顾客范围不易被确定、顾客需求常被隐瞒、顾客只具备部分选择权等等。超越顾客导向的可能路径是认识并挖掘顾客的潜在需求,创新公共服务制度设计,引导与规范顾客需求,提供均等化社会服务等等。     

省域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执行偏差与矫正——基于史密斯模型的多案例研究

数字政府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路径。为矫正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执行偏差以推动数字政府高质量发展,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结合公共政策执行偏差分析逻辑,以浙、湘、黔、云4省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执行状况分析。研究发现:逐级研制模式下理想政策缺失是政策执行靶向偏差的关键伏笔;府际博弈下执行主体的趋利选择是政策落实偏差的根本诱因;市场主体日益增长的使用需求与业务服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是政策供需偏差的主要表现;社会场域支撑薄弱是政策执行未及偏差的重要原因。基于此,从政策防偏、执行纠偏、服务治偏、环境消偏四个方面提出省域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执行偏差的矫正意见。     

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 推进民间组织发展

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转型趋势,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立新型政社关系、培育民间组织的重要途径.我国完善政府购买服务促进民间组织发展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对湖北、上海、深圳、青岛四地的做法归纳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差异发展环境下的不同服务需求决定政策选择,推行背景等因素也影响政策制定与实施,形成机制是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关键,政府购买民间组织服务有助于形成多中心供给模式,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需要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服务型政府背景下政策问题构建模式的探究

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中国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目标,涉及服务理念、服务方式和服务体制的全方位变革。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要求在政策问题构建过程中坚守价值取向的公共性,政府的主动性,提升政策问题搜寻能力,健全公民意见、利益输入渠道,完善各种意见、利益的综合过程。针对中国传统单一主体问题构建模式的缺陷,提出多主体互动型的政策问题构建模式,能够促使政府主动强化服务意识和提升服务能力,使具有多元利益需求的公众能够与政府进行互动,从而促进政策过程良性循环。     

助推卫星导航产业化 写在中国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应用协会成立10周年之际

以服务社会政府企业为职责中国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应用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成立10年来,围绕我国卫星导航事业的发展目标,以服务社会、政府、企业为职责,做好政府有关部门的助手,积极参与卫星导航相关政策、标准的制定;培育、规范卫星导航产品与服务的市场,实现行业自律;坚持行之有效有利增强协会透明度、行业凝聚力,倾听会员心     

简政放权政策实施成效研究——基于吉林省的调查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简政放权的全面实施和持续推进的效果备受关注。以吉林省为研究对象,从政策执行和政策服务对象的维度对简政放权政策进行综合测评发现:受法律、体制、机制、利益、观念等因素影响,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职能缺位、监管责任缺失、精准服务不到位,而服务对象对简政放权的效能感受不强,致使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为此,需要通过统筹顶层设计,增强改革原动力;注重需求导向,提高放权的含金量;加快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和并联审批、推动"人、财、事"权相匹配,加强县乡政府的作用以及提高基层公务员综合素质并加强对政府考核监督等措施来改善政策实施效果。     

地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制度规范与政策优化——以厦门市为例

地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为了提高购买服务的绩效,一方面要实现购买服务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设定需要购买公共服务的领域,制订符合不同需求的购买方案,创新购买服务制度;另一方面,要实行以社会大众需求为导向的优化购买服务政策,用第三方评估机制树立购买服务的标准,培育壮大地方社会组织,激发社会各界监督政府购买服务的基本过程。     

韩国首都圈产业向地方转移过程中的政府作用及启示

韩国首都圈产业向地方转移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对首都圈的工厂实行总量限制、设立地方转移支援中心、对转移到地方的企业实行税收减免政策、为转移企业提供多种融资渠道、提供优惠的土地政策以及给予转移企业补助金等措施实现了有效调控。韩国政府的政策措施对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区域产业转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过程中,政府应注重企业迁移政策与人口迁移政策的有机结合,争取在产业转移的同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同时还要强化对企业的激励措施,突出政府在产业转移中的服务作用。     

制度供给视阈中的公共政策滞后及其防范——以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政策制定为例

随着社会变迁的加速,政策滞后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制约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从制度供给理论视角并以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政策制定为例分析了公共政策滞后的原因:政府的政策创新意愿及供给能力的不足,政策需求主体的潜在政策需求未能转化为有效政策需求.因此,必须通过重设引擎机制,激发政府官员政策创新的意愿;完善决策系统与整合机制,提升政府的政策供给能力;拓宽政策参与渠道,增强公民政策参与能力,以减少政策滞后现象的发生.     

政府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的对策:一种系统的视角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公共服务质量问题愈显重要。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因素贯穿于整个反馈式系统的政府服务过程中。在当下的公共服务实践中存在的政府对民众需求感知的独断性、服务标准制定的偏离性、服务提供的低效性以及服务改进的迟滞性等问题,必须通过转变政府行政理念、加强与民众的互动、加速服务流程再造、提高政府执行力等对策来解决。     

通货紧缩的惯性效应及其治理

通货紧缩是与市场经济相伴随的经济现象。我国的通货紧缩从持续的物价指数下降、货币供应增长减慢、经济增长趋缓三方面表现出惯性效应;这种惯性效应来自于世界经济发展周期的传递,来自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不足,来自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通货紧缩的惯性效应可以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综合治理。     

电子政务、市民特征与用户信息行为——基于天津市市民调查的实证研究

电子政务如何更好地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业已成为当前中国电子政务研究的重点方向。在理论上,本研究首先将中国电子政务的所有服务分为三大类:"电子学习""电子行政"和"电子参与",然后对用户的性别、年龄、教育背景、职业等个人特征与其信息行为偏好之间的相关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假设;在实证上,于2006年进行了针对天津市城市居民政府网站使用情况的问卷调查,对中国电子政务的用户特征及其信息行为偏好之间一系列理论假设进行了检验。实证研究表明,用户对政府网站服务功能的选择性使用所呈现的差异,是由用户身份特征的差异性和政府网站建设的局限性两个方面决定的。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一系列提高政府网站的使用率、减少网络用户为获得政府信息和服务所需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提高登录政府网站用户的满意度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事业单位的基本社会功能

作为实现和完成政府公共政策的基本工具,肩负着实施法律、贯彻政府政策的使命我国的事业单位,广泛地分布在文教科卫、基础设施、社会管理等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作为向全社会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单位,是实现和完成政府公共政策的基本工具,肩负着实施法律、贯彻政府政策的使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加,基本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事业单位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新阶段的要求。     

政策设计与社会企业发展——基于30个国家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随着社会企业在中国的迅速崛起,民间倡导政府出台社会企业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地方政府对社会企业的关注也提供了政策设计的现实需求。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政策背景、政策层级、执行机构、目标群体、执行策略和监督管理六方面对全球范围30个国家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展开比较和分析,探讨上述政策设计要素之间的匹配关系及对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作用路径。这一分析的政策启示是:政府要为社会企业发展提供使能的政策环境,建立专责的主管部门或部会层面的沟通协调平台,重视政策工具内部的选择和组合以及采取相对宽松的监管措施。     

我国政府流程再造的公共需求与可行性分析

流程再造不仅是20世纪中后期企业再造战略的重要内容,而且也被西方国家引入到政府管理中,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政府再造战略"的核心内容。近年来,我国部分地方政府在探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践中也开始将流程再造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政府过程管理,但在实践中也面临诸多困难与障碍,由此而引发了公共管理学界对政府服务流程再造问题的关注与探讨,尤其是对缘起于企业管理的流程再造,引入我国政府管理后能否适应新的行政生态环境,是否符合公共需要,是否具备可行性尚存疑虑。本文将以我国政府流程再造的行政生态环境分析为基础,对我国政府流程再造的公共需求与现实可行性进行基本的分析与阐释。     

最低工资的政策伦理演变研究——基于深圳市的思考

揭示最低工资演变背后的政策伦理,不仅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为政府制定宏观劳动力市场政策提供一个更深层次的视角。由于路径依赖,深圳最低工资在政策形式上经历了由"效率优先"到"回归公平"的价值演变,但在政策实质上仍然遵循着效率导向的"生存工资"理念,政策效果只是在很低程度上满足了劳动者的需求。从正义原则来看,最低工资政策应是使低收入劳动者过有尊严的生活,促进社会公平。为深刻认知和缓解深圳最低工资政策的现实困境,变革最低工资政策伦理,引入"生活工资"理念,走向"公平优先",是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的未来发展之路。     

政府服务的便车与杠杆——从智猪博弈谈起

公共服务必然存在搭便车现象,政府服务是公共服务的一种,搭法律便车、搭制度便车、搭政策便车是其具体表现形式。政府服务的有偿性要求服务等价、讲究效率、限制便车,政府服务的公共性要求服务不等价、保证公平、提供便车。另外,政府服务是希缺的,必然涉及效率、公平问题。于是政府服务便车的矛盾就转化为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反过来效率与公平又成了调节政府服务的杠杆。效率调节政府服务以等价服务为导向,对社会产生激励;公平调节政府服务以不等价服务为导向,对社会产生约束。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就是经济与社会的和谐,也是政府服务便车的度与杠杆的支点。     

谈平台对政府管理服务的重构

政府运作逐渐平台化,平台化即将主导政府的运作。政府各种平台的推进,对政府管理服务带来多方面的"重构"。重构管理服务主体,改变部门分割,实现跨部门融合,穿透科层制,实现组织结构扁平化;重构管理服务流程,打破按部门、层级分别构建流程的传统模式,跨部门、跨层级再造新的业务流程,改变单向线性运行流程;重构管理服务规则,改变方便部门管理的规则,改以公众、企业需求为中心等,重新设计、确定新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