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关系与地方治理改革

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流派可分为自然发展论、城市偏向论、乡村偏向论、城乡统筹论四种类型。目前,中国城乡关系在制度安排上具有显著的城市偏向性,导致市场分工和区位因素形成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为统筹城乡发展,地方治理亟待推进行政体制和公共政策改革,推进市县分治,实施次级城市发展战略,保障城市与县域经济拥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保障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乡村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中国式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县域自主性治理——基于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典型案例的考察

“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作为当代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与实践展开的“历史性—空间化”范畴,为“城乡中国”时代“并联式”现代化的中国道路破解城乡之间结构性难题、重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既有实践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要素结构”和“空间结构”整合的县域自主性治理过程,仅从“家户—村落”的“村庄治理”小尺度,或模糊“家户—村落—乡镇—县城”外向贯通性的“县域治理”大尺度、不从“家户微型圈—村落小型圈—乡镇中型圈—县城大型圈”构成的“空间连续体”“功能有机体”和“市场统一体”的“县域单元”出发,将极大制约各类资源要素向“乡镇”和“村庄”融入,影响城乡融合引领乡村振兴质效。考察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党建体制融合型”“空间结构融合型”“文旅业态融合型”“人口流动融合型”“数字技术融合型”等5个城乡融合发展县域自主性治理模式发现：建构基于“空间—要素”结构共治框架的县域城乡融合自主性治理共性范式,以“主体推动—过程驱动—政策联动”三维互动实施机制全面提升城乡融合发展县域自主性治理能力,对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启示和实践意义。     

努力构建城乡党建一体化工作新格局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立健全城乡党的基层组织互帮互助机制”的新要求，为构建城乡党建工作一体化工作指明了方向。近年来，酒泉市围绕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根据县市城乡一体化日益加快的实际，立足科学发展，坚持改革创新，积极探索推进城乡党建一体化的有效途径和活动载体，初步形成了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区域联动、资源共享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统筹城乡和谐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组织保证。     

着力构建城乡一体化党建工作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进一步指明了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工作目标和要求。金昌市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坚持把创新基层党建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根本保证，紧紧抓住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机遇，围绕加快实现组织设置、资源配置、人才培养、服务方式和保障机制“五个创新”，以一体化的理念和思路谋划推进城乡基层党建工作，着力构建以城带乡、城乡互促、双向受益、共同提高的城乡一体化党建工作新格局，有效推动了党建工作。     

复合型城乡关系的形成与公共服务一体化探析

在城镇化带来的各种变迁中,城乡关系经历了从空间区隔到流动性嵌入的转变,并推动着复合型城乡关系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对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带来了重大挑战,引发公共服务内容、形式及运行机制的深层次调整。在这种形势下,要不断推进城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公共服务的体制创新,以要素融合消解空间区隔,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     

城镇化建设推进之路

“三农”问题每况愈下，不仅大大制约了农民素质的提高，迟滞农村的发展，也必然会抑制农村需求，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甚至造成社会动荡不安。因此，中央提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统筹城乡发展、     

旧乡村里的新城区：城市“新增空间”的社区风险治理

伴随城镇化建设的迅速推进，我国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周边出现了大面积“新增空间”。由于地处城乡结合带，人口结构复杂、城乡文明交融，城市“新增空间”很容易成为“风险集中带”，大量风险矛盾向社区层面挤压。调研发现：生长于旧乡村的新城区，面临城镇新市民融城之难、治理主体权利互损之险、社区治理滞后之乱等风险。引入无缝隙政府和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后分析得出：城市新增空间的社区风险是上游政府职责缺失问题在下游社区的集中爆发，社区治理面临“政府职责脱嵌”与“政府社会失联”的“双重缝隙”。为推进社区治理，应当构建“前期土地审批规划—中期质量监管—后期社区管理和自治”的无缝隙职责体系，强化政府社会之间的整体性治理。     

“逆城市化”：一个美丽的转身

由“大城市化”向“城乡一体化”这一美丽的转身，既破解了治理“大城市病”的难题，促使城市化更加稳健地可持续发展，又注重了城市发展对农村的带动和利用农村的发展来支撑城市化，城乡差距逐渐缩小。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城乡社会协同治理

城乡一体化既有别于"城镇化",又有别于"新型城镇化",更区别于城市化。基于城乡一体化的城乡社会协同治理,实现城乡社会平等性基础上的差异性治理,客观上要求在治理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进程中,尽可能做到优势互补、协同治理。无论是城市社会还是乡村社会,都要在城乡社会一体化历史进程中,接受政党、国家和政府治理,亦即在"受治理"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从"分治"走向"协同"治理,直至未来城乡社会的"相互"治理。在城乡社会"互治"基础上的"受治理",从"分治"走向"协同"治理,并自觉顺应城乡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     

“县城载体”背景下城乡融合系统三方演化博弈及稳定性控制策略

随着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全面部署，城乡融合系统中近邻大中城市、县城、村镇之间的利益调整与政策优化越来越亟须理论回应和试点推进。本文基于系统动力学理论对不同治理方案下城乡融合系统的演化博弈进行了仿真分析和稳定性控制，以寻求县城为重要载体背景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最佳治理方案。结果表明：（1）当前我国城乡融合系统的自发演化不存在均衡策略，政策效果难以预测，极易造成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大城市病”与“乡村病”共存的局面；（2）传统静态线性治理方式，容易忽略参与主体自身利益的损失以及难以对其履约情况做出及时有效调整，这也是长期以来城乡融合系统资源分配分化严重、县城和村镇自发动力不足、新型城镇化建设治理成本高，治理效率低的重要原因；（3）互益共生是新型城乡融合系统演化的最佳方向，可通过非线性动态双向规制方案将奖补和惩罚力度与县城吸纳率、村镇融入程度等能够动态体现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程度的指标挂钩，以促进城乡融合系统演化波动趋稳向好，此方案能够达到系统利益最大化的理想状态。基于上述研究，文中提出了树立系统观念、践行动态治理、追求目标协同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和政策建议可为县城载体下的新型城...     

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探索——成都市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调查与思考

2003年,成都市委、市政府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经过两年的实践,取得了城乡共发展、同发展的明显成效,但也存在进一步发展的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努力。     

中国共产党引领城乡关系发展的逻辑理路及实践进路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十分重视工农、城乡关系。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城乡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推动我国城乡关系从“二元割裂”“统筹发展”逐步走向“融合发展”。中国共产党引领城乡关系发展进程中，社会发展规律是党引领城乡关系发展的根本遵循，对立统一关系是党引领城乡关系发展的方法原则，以人民为中心是党引领城乡关系发展的价值立场。展望未来，全面融合是新型城乡关系的发展之路，共促互补是新型城乡关系的形塑之理，乡村振兴是新型城乡关系的实践之力。     

加强规划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的几点思考

哈尔滨市城市规划局担负着全市城乡发展的规划和测绘管理等工作任务，在落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重要工作、重大项目和主要职能工作中突出重点，不断完善规划体系的各项目标，努力提高“三个能力”，即特色规划能力，空间管理能力、有效实施能力，着力加快“三个推进”，即推进城乡统筹，推进“阳光规划”、推进“数字规划”，各项事业进展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新型城乡形态

“十二五”及未来更长时期,中国城乡一体化的顺利推进需要我们认真借鉴其它国家城市化和农村发展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根植于现阶段中国城乡发展现实的创造性思维,以城乡经济发展为根本动力,保持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基于立足城乡发展实践的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和策略,中国才能有效应对城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最终通过新型城乡形态发展打破旧有城乡二元结构进而促进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目标的实现.     

城乡协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新思路

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且开始实施。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诸如乡村社会分层加剧、乡村基层组织冲突加剧、精英分子流失、乡村文化流失等问题将逐日呈现,而传统"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难以再维持治理的高绩效。协同治理模式是克服"乡政村治"模式弊端,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重要模式。在新型城镇的进程中,协同治理要遵循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发挥城乡各自资源优势,通过城市和农村之间、工商业和农业之间、市民和农民的协同发展实现乡村治理之善治目标。为此,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互助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相互支持;形成城乡基层组织整合机制,促进城乡组织相互合作;形成城乡制度互融机制,促进城乡制度相互融合;形成城乡文化的"互哺"机制,实现城乡文化相互促进。     

芜湖县推进城乡一体化探索实践与对策思考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推进,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重大命题.以芜湖县为个案,具体分析了芜湖县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经验及成就,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着力城乡统筹,积极推动新农村建设;加快“三集中”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强化民生建设,提升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的对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结合部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深入,大大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但是不可否认,我国城镇化也存在"冒进式发展"现象、区域城镇化发展不平衡不科学等问题。其中,"城镇结合部"社会治理问题比较突出,出现了城乡二元交叉管理、社会治理公众参与度低、社会治安顽疾难治理、违章建筑难以清理、环境卫生状况欠佳、民生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解决城乡结合部社会治理难题,应从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构建公众参与治理机构、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环境保护奖惩机制等方面入手。     

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态势演变、逻辑转换与思路创新

城乡基层治理始终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其面临的通常是高度浓缩的社会问题。城乡基层治理的制度改革与实践发展必定反映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框架性特点。采用"未来视角",运用"理想类型"的构型方法,对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态势演变、逻辑转换与思路创新进行探索,研究发现:在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将会出现从"城乡中国"到"城市中国"、从"发展问题"到"复合问题"、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治理"的态势演变;需要实现从"经济逻辑"到"社会逻辑"、从"条块逻辑"到"系统逻辑"、从"粗放逻辑"到"质量逻辑"的逻辑转换。基于此,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思路创新在于:国家力量与自治力量的协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平衡、有形单元与无形单元的互动。     

乡村振兴背景下深度贫困区减贫治理的中国模式及经验

贫困治理是一道世界性难题，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从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检验了贫困治理的中国模式。中国减贫治理在脱贫标准上以多维识别为基础，坚持货币标准识别与非货币识别的统一，坚持微观识别与宏观分层识别相统一。在减贫治理机制上，强化市场治理与央—地“垂直”治理、东西部“横向”治理、基层“精准”治理联动，形成央—地扶持、社会参与、市场选择等多元主体互动。在减贫治理制度建构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以“底线”公平与“差序”公平为特征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为贫困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乡村振兴期间，通过延续减贫治理中农村基层治理的模式与经验，加速实现农村集体土地与产业的优化组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城市化进程双向驱动，最终高质量推进城乡共同富裕。     

以“六联共建”为抓手 推动城乡党建统筹发展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统筹城乡基层党建工作，促进以城带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调发展。这是新形势下贯彻科学发展观，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的战略要求。近年来，渭源县坚持统筹城乡党建资源，开展“城乡联动”整推活动，以“组织联络、发展联促、党员联动、阵地联建、实事联办、活动联谊”的“六联共建”为抓手，不断推动城乡党建统筹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