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政府下行政立法听证制度的构想

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要建设法治政府，需要规范行政立法听证行为，我国《立法法》虽然对行政立法听证制度有明文规定，但条文过于简单，不具有操作性。因此，我国行政立法听证的范围、听证的物质保障、听证的主持人制度、参与人制度、笔录效力制度、运行程序制度都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公共选择理论与宪政分权学说评析——兼论对完善我国预算监督体制的借鉴

公共选择理论与宪政分权学说都主张从制度上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宪政分权学说主张从机构、职能、人员三方面分离制约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财政预算过程也是一个公共决策过程,规范的制度约束和制度监督是公共财政赖以存在的基础。在目前我国的预算监督体制和其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借鉴以上两理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规范行政立法行为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法治理念下建设服务型政府,行政立法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当前,我国行政立法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立法观念上的"官本位"意识和"管制型"倾向,立法内容和立法程序中不利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问题或环节.加强行政立法工作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法制保障的对策有: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立法观,改革和完善立法模式,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违宪审查制度,妥善解决法律法规冲突问题,提高公民参与行政立法的程度,建立健全行政立法信息公开制度,完善行政立法听证制度,加强对行政立法的监督,等等.     

试论我国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今天,如何进一步制约与监督政府权力的运行,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话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在于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提高行政效率。但现阶段,我国的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表现为:价值定位的缺陷、程序正义的缺失、过错行为过于细分和法制统一的缺失。改进和完善我国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应做到:程序立法规定完善、科学标准体系建立、公开公正的具体制度、简易行政法庭的设立和立法体制体例的统一。     

论规范党委与人大关系中的人大功能发挥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实践中科学规范党委与人大关系,毫无疑义党委是关键,人大是主体.要实现党委与人大关系的科学化规范化,必须充分发挥人大的功能.为了发挥人大的功能,首先要改革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真正选好实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效运转的承担者;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人大代表的法理定位,以规范广大选民和众多人大代表的参与行为;要建立人民代表大会与同级党委之间的双向制约机制,着力解决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这个必须解决的重要的现实问题;还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做到以法律制度来确认和规范执政党与人大的关系.     

行政决策问责规制研究

行政决策的现状是失误多影响大,行政决策主体承担决策责任的少,行政决策无明确责任。其原因有行政决策未型式化,行政决策与责任不对应,问责困难等权力运行机制多方面因素。法治国家中一般行政决策权力分散行使,监督公开而全面。规范行政决策问责的对策是加强行政问责研究,借鉴法治国家中决策权力行使及监督经验,完善岗位问责、细化行政问责、加强其它配套问责方式,以规范行政决策行为。     

检察权的职能拓展与行政立法审查制度的完善

现行行政立法审查制度的双轨制存在弊端。政府审查有自我审查的嫌疑,而人大常委会审查的运行状况很不理想,原因主要在于行政立法审查的繁琐性使得人大常委会显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我国宪法把检察权定位为独立于行政权和审判权的法律监督权,显然就是为了解决人大之困;可是现实中,检察权囿于行使公诉职能和刑事审判监督而怠于行政立法监督,是导致法制不统一的重要原因。因此,授予检察权对行政立法的初审权,同时终审权保留在人大手里,既符合我国的政体设计,又合理配置两个国家机关的职能,从而完善行政立法审查制度。     

构建以人大为核心的财政监督机制

构建以人大为核心的财政监督机制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人大财政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立法滞后,制约了人大财政监督效能的有效发挥;预算编制缺乏科学性和透明度,弱化了人大对政府预算监督的基础;预算审批机构不健全,使人大对预算决算的审查流于形式;人大缺乏对预算执行的动态监督,导致违法违纪现象滋生蔓延。构建以人大为核心的财政监督机制,需要从构建以人大为核心的国家财政监督体系和完善人大财政监督的配套制度入手。     

试论法治政府的道德诉求

道德作为法治政府的要件,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为政以德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德法并举是法治政府的必然选择;以德行政是以德治国的关键。当前,加强法治政府的道德建设的关键是深化行政改革、进行道德立法、坚持褒善罚恶和加强社会监督。     

行政决策的功能定位与听证笔录的效力——基于商谈理论的视角

政府行政决策权的扩张,使得已有立法控制和司法救济机制对决策权的监督约束相形见绌,行政决策的合法性问题凸显。协商民主理论主张以公众交往权力制约行政决策权,从而提供了重要的约束途径。行政决策中引入听证的目的,在于发挥其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过滤器的功能;而听证笔录效力则提供了交往权力制约行政权力的通道;从立法上确立听证笔录的法律地位,建立政府对决策听证的回应机制,是推进和完善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政府行政伦理失范的外部根源及对策建议——以现代化为视角

政府行政伦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石。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行政伦理失范的外部根源有：行政环境等体制外影响、来自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原因、行政职权过于集中、行政管理体系层次太多、行政职责不够清晰、行政规范存在“真空”、行政权力的监督和纠偏机制失灵。为此，要通过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注重导向宣传、强化制度规范、完善行政机制等途径，加强政府行政伦理建设。     

论中国政府应急行政的法制建设

加强应急行政的法制建设关系到政府危机管理的有效性,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目前,中国政府应急行政的法制建设工作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但也暴露出许多不足,应采取措施加以改善。这包括:逐步健全与应急行政密切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加强《突发事件应对法》特别法的立法工作;完善对应急权力的监督和对公民权利的救济制度。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     

行政不作为危害、成因及其治理路径——以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例

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说明我国行政不作为存在于执法、监管等各个环节，暴露了我国政府部门行政不作为的严重问题。行政不作为的危害表现为：影响社会稳定，降低政府威信，制约政府职能运行和干扰责任政府作用发挥。其成因是：行政体制上——行政执法等部门利益驱动；干部制度上——选人用人机制不完善；问责机制上——行政问责制不规范；社会监督上——人民群众与新闻媒体参与度不够。治理行政不作为的路径：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干部选人用人机制，规范行政问责制和加大人民群众与新闻媒体参与监督的力度。     

论规范党委与人大关系中的人民行动

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实现科学规范党委与人大的关系,毫无疑义需要党委、人大和广大人民共同努力。其中党委作为是关键,人大功能是主体,广大人民行动是基础。从哲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上说,人民行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从法律和政治学的意义上说,人民是执政党执政的基础,是权力机关行使权力的本源。正确认识人大代表的重要性,认真选举好人大代表是规范党委与人大关系中人民行动的起点。而依法加强对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加强对各级党委工作的监督等,则是在规范党委与人大的关系进程中人民行动的主要内容。     

结合行政问责制度 浅谈中国行政监督机制

一个科学的行政问责制度对于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对于推进依法行政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于建立责任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行政监督的有效和有力与否直接关系着行政问责制度的成功与失败,它监督着行政问责制度的整个过程,使其能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建设责任政府,建立一套有效的权力运行和制约机制,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但在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实施和发展中,导致中国行政监督不力的原因很多,从外部监督主体看,人大、纪委、司法机关、社会力量等存在独立性不足,权威性不够以及力量弱小等原因;从内部监督主体看,监察机关和上级机关同样显现独立性不强,缺乏监督动力。这些都制约着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和行政监督的发展。就行政问责制度和行政监督的内涵加以界定,结合行政问责制度对中国的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做以分析,并提出了几点建议,希望能对下一步改革引起一些思考。     

论地方政府的法治思维——以法治地方建设纲要为中心

法治思维是法治理念应用于法治实践时反映在实践者思维中的特殊过程。本文从地方政府对法治地方建设任务的不同安排入手,研究地方政府的法治思维。从已公布的八份法治地方建设纲要看,各地方政府的法治思维既有差异又有共性。就差异而言,地方政府的法治思维呈现政府-社会型、政府-公民型、政府-社会-公民型、政府型;就共性而言,各地方政府的法治思维均关注立法、行政、司法、法制宣传、权力制约与监督等内容。从法治的立场,该法治思维符合法治之要义,但需在实践中坚持并完善。     

厘权·晒权·监权:广州市治理“一把手”权力腐败的实践探索与启示

<正>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在廉洁政治建设中居于重要位置,承担第一责任,发挥以上率下作用,因而加强对"一把手"的权力监督历来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重中之重。广州市结合推进廉洁城市建设,以法治方式厘清"一把手"用人、用钱、决策、审批等权力,通过公布权力清单晒权,监督规范"一把手"权力运行,为破解"一把手"权力监督难题提供了有益借鉴。一是推行各辖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和市级党委、政府所属部门、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述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运行现状之考察

为加强地方法治建设，《立法法》赋予了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并对其立法提出了相应要求。然而，现实运行中，设区的市地方立法存在着追求数量、抄袭同位法、超越立法权限范围并有侵害法治统一的情形。为此，需要对设区的市地方立法事项范围做出明确解释和限定，加强省级人大的批准程序和国家权力机关的备案审查力度，并建立定期评估制度。同时，设区的市也要在坚持立法节约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委托第三方起草立法文本、实施有效的公众参与立法等方式，真正提高立法质量。     

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推进路径——基于思想观念、制度结构、主体行为的分析维度

从思想观念、制度结构、主体行为三个维度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推进路径,可以发现,思想观念是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根本影响因素,需从制度人本、制度公正、制度统一、制度合理、制度法治等五个方面强化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观念变革;制度结构是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核心影响因素,需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重构、完善社会管理职能体系、重组社会管理组织结构、健全社会管理相关规范、加强制度实施机制建设等五个方面优化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体系安排;主体行为是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关键影响因素,需从加强党委领导、突出人大监督、促进政府负责、注重司法保障、推动社会协同、增强公众参与等六个方面改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主体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