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老年群体就医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健康需求是老龄化带来的诸多挑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突出强调基本医疗服务供给和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在缓解老年人健康压力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老年人在身体条件、经济能力、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特点,使得其就医行为受到机构服务能力、距离、费用、就医过程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在新医改背景下,需要结合这些影响因素继续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以更好地满足老年群体健康需求。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尽快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这次新医改文件明确了我国未来一个时期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基本框架和政策措施,特别是部署了未来三年改革的重点任务和工作安排,对于推动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逐步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2020年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公共项目纠纷的利益博弈与妥协机制研究

近年来公共项目建设常陷入"一闹就停"的尴尬困境,体现出"邻避效应"扩大化的趋势,不仅消损着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也浪费着社会成本和发展机遇。妥协作为一种智慧和化解矛盾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利益整合机制,能有效协调和化解个体诉求与公共理性、多数利益和少数权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再引入非政府组织等第三方力量,在合作基础上建构起有效的妥协机制,促进各利益主体间合作,有利于化解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稳定。     

医改艰难转身

新医改方案中最大的亮点是明确"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这表明医疗改革摈弃了原来过度市场化的做法,向公益性回归。老百姓终于盼到了曙光。方案中的一些内容被认为具有长远的战略性意义。新医改方案有很多新意,比如走向全民医保、公共财政补需方、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推进公立医院的法人化改革、注册医师合理流动、对民办、公办高校学生一视同仁等等。所     

新医改体现中国式的混合福利新思路

新医改方案说"医疗卫生制度"是公共产品,这大概经过了专门设计和推敲。它既表达了公益性的意思,又绕开了经济学上的争议。同时,新医改方案对于不同所有制的货币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又有了比以往更清晰的说法。两种思路并存,也可见新方案的混合性质。     

农村校车服务供给的公共理性困境及其选择

后撤点并校时代,农村校车服务供给面临种种公共理性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政府对校车服务供给程度的认识分歧、农民参与校车决策的制度障碍、校车市场的供需矛盾、校车服务的效率和公平难以兼顾、校车政策的执行偏差。借助于公共理性分析框架,农村校车服务若要实现有效供给,必须重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差异性与异质性。在政策讨论和对话的基础上,各方利益主体建构起公共理性的理念,为政府的权力理性、农民的意见表达和学生的伦理诉求尽可能提供各种可行渠道,最终实现农村校车服务的健康发展。     

贯彻群众路线就是要为百姓健康谋福祉

<正>医药卫生事业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它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卫生事业,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重要要求的需要,是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需要,也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     

深化卫生体制改革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是在医疗实践活动中医方与患方之间所产生与发展的特殊人际关系。和谐的医患关系是医疗技术水平、医学研究水平、医疗卫生体制、医药卫生政策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关系到医疗机构正常运营和发展，最终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障。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医患关系紧张成了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重构和谐的医患关系，维护正常的医疗服务市场．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利益，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而又刻不容缓的课题。     

政策人类学他者性视角下的公共管理研究

"他者"和"自我"是相对立的。在公共管理中,公共管理者只有在具有本我意识和本我行动能力的前提下,公共管理中的"他者"才有存在的意义。由于现阶段公共管理法制化和民主化不健全,与公民之间沟通交流渠道不畅通,不能准确了解公民的利益所在和真实的需求,在政策人类学的视角下,从目前所处的困境入手,公共管理者要到"他者"中寻求解决方案,要准确捕捉发现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人民群众内在要求,通过"他者"绕道认识"自我",发现"自我"的问题,进行自我反思,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从而超越自我,实现自我价值。同时将他者性理论融入公共管理中是符合中国特色的,他者性即为群众性,政策人类学他者性视角下的公共管理的过程即为群众路线的过程。     

"新医改"让医疗费用下降了吗? ——基于CHARLS对甘肃、浙江的追踪数据

新医改自2009年实施以来,各级政府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医疗保险覆盖面扩大,医疗筹资水平和报销水平显著提高.那么,新医改缓解了"看病贵"问题吗?以CHARLS对甘肃和浙江两省追踪数据为例,从医疗保险角度分析了新医改对医疗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1)新医改以来,人群年度医疗费用持续上升,个人自付费用水涨船高,城乡医疗费用差距进一步拉大;(2)现有医疗保险制度难以控制医疗费用的上涨,城镇医疗保险能够显著增加门诊报销费用和总报销费用的额度,但医疗总费用和自付费用不受任何医疗保险的影响.结论:新医改并没有缓解"看病贵"问题,医疗费用仍在提高,加强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减少卫生资源的浪费和低效,是下一步医改亟待解决的问题.     

卫生投入结构、健康发展与经济增长

卫生投入通过促进健康发展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而这种影响既有数量效应,更有结构效应,本文侧重分析了卫生投入结构因素对健康发展及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运用1993—2007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以下简称省份)面板数据协整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卫生投入主体存在结构失衡问题,个人比例过高,而公共比例偏低,这不仅短期内直接降低了民众健康保障能力和福利水平,构成了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负效应,而且对长期经济增长能力和增长方式转型也构成深远影响。所以,基于改善民生健康福利与实施人力资本发展战略的双重目标要求,新医改应重视卫生投入结构的优化发展,当前特别要减轻过重的个人医疗负担。     

网络民粹主义:生成、传播与治理

网络民粹主义以网络场域为传播媒介,立足"人民审判"的合理性这一政治逻辑,形成了从议题构建到社会动员的传播路径。它是民粹主义思潮在网络空间形成与传播的结果。扭转网络民粹主义倾向要采用综合治理的方法,最根本的方法是创造和谐的社会秩序。国家一方面要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另一方面则要加强网络立法和网络监管,构建健康的网络公共领域,培养媒体的公共品格和公民道德自律。     

公共权力负面特性的多维度透析

公共权力是为公民服务的责任和条件,它的运用应始终代表大众的意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领导、组织、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就是公共权力的正效应.同时,由于公共权力与各种利益相联系,自然具有物化性、可交换性、扩张性等特点.由此,滥用职权侵犯公众利益,为个人或少数人谋私利的负效应也就会随之产生.全面深刻地剖析公共权力的负面特性,有助于深刻认识时公共权力从源头上进行监督制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行风常抓不懈 服务提升品质——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创建群众满意院”工作初探

护佑生命,促进健康,让患者满意是医疗服务的根本宗旨。随着人民健康观念和就医需求的变化,人们对医院提供的服务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医院从服务方式到服务内涵必须与时俱进。同时,将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提升服务品质有机结合,打造医院品牌,才能保证医院的可持     

公共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逻辑与导向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是社会文明的体现,人人不可或缺,谁也无法避免。在现实中,我国医疗资源配置不公、医疗服务供给效率不高、"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然存在。"医改"直接关系到政府与市场边界的重新定位,医疗卫生市场服务主体追逐正当利益是市场逻辑的一般内涵。政府坚守"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市场逻辑的本质内涵。"医改"旨在实现三大转变,由政府主宰转为政府主导、由服务主体单元转为多元、医疗卫生市场竞争由无序转为有序。     

论党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 ,有没有自己的利益 ?这些利益是什么 ?它与人民利益的关系是什么 ?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指出党有自己公开的利益 ,没有自己的特殊的利益。作者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之间的关系 ,并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党要从四个方面代表好人民利益 ,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浅谈地市级博物馆的角色定位与服务对象确认

博物馆作为社会公共文化事业服务机构,"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是博物馆义不容辞的责任。博物馆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搞好"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这一宗旨展开的。对地市级博物馆进行角色定位和服务对象的确认,是对其在社会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进行确认。     

迈向有管理的市场化:付费机制是医改的杠杆——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主任余晖

迈向有管理的市场化中国经济时报:政府和市场分别在新医改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余晖:我觉得这次医改是政府主导的。以前政府欠账太多,过于压制市场力量,现在要完善和普及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就需要首先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如果认为这次医改摒弃了市场化,全面回归公益性,是不准确的。新医改之前的"市场化"实际上是缺乏管理的市场化,是政府放权弃责的不良结果。我们不能把政府在实施以药补医政策的同时,依然实施低价医疗服务和歧视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论遗传资源获取及惠益分享与知识产权

信息社会中随着研究视角从"文化多样性"深入到"遗传多样性"领域,遗传资源荻取及惠益分享与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得到彰显.其根本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传统知识与原有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协调;遗传资源提供方与利用方的利益协调;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矛盾冲突的协调.就主体要件而言,群体主义权利主体模式具有可行性;就程序要件而言,事先知情同意规则、许可规则、来源地规则具有必要性;就知识产权体系下的惠益分享方式而言,积极参与具体研发过程具有战略性.在调整遗传资源与知识产权的诸多利益关系过程中,需要警惕四大风险:知识产权过度扩张而导致"反公有物悲剧";知识产权成为利益集团谋求私利工具并危害公共福利:利益分配新失衡致使"弱势主体"再次错失发展机遇;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的技术开发.     

治理语境下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与矫正——基于陕西省ZS县的个案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单元"——基层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家和上级政府治理的代理人,同时又是服务和回应当地社会公众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协同治理主体。陕西省ZS县公共项目管理案例折射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主要表现在:公共项目决策、行政执行过程和行政行为监督等方面。矫正基层政府行为失范的对策是:在构建地方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构建基于协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以公共权力的使用为核心,强化对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控;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基层政府治理;建立基层政府绩效评价和效能监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