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科学视域下利益冲突的防范与治理

复杂性科学实现了对传统科学思维范式的超越和革命,运用复杂性思维方法审视利益冲突诱发原因、主要表征和治理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利益冲突的复杂性特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利益冲突主体的不确定性,二是利益冲突形式的多样性,三是利益冲突发生领域的多层次性,四是利益冲突发生环境的生成性。有效化解利益冲突,建立行之有效的利益冲突干预机制单用线性方法、略去非线性因素、用模型去描述、做局部先行处理是不可行的,需要用无序思维、分形思维和生成思维重新构设利益冲突防范与治理机制。     

协同治理理论视阈下的形式主义治理路径研究

形式主义是一个长期困扰基层治理的复杂社会政治现象,具有多方面的生成诱因和表现形态。在现代复杂性社会条件下,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运动式”“被动应付式”“单一施策式”等解决思路和治理对策对形式主义治理显得捉襟见肘。新形势下,要按照中央要求和部署,通过持之以恒深化治理改革、优化治理结构的角度去寻找解决良策。协同治理理论与解决当前形式主义问题在理念、举措、机制和效果诸多方面具有契合之处,有助于识别形式主义现象与本质,挤压理论泡沫,提升治理效能,实现标本兼治。在协同治理理论视阈下,应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强化观念培育、推动结构耦合、注重科技支撑、加强效果集成等方面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实现形式主义治理的治理主体协同、治理理念协同、治理举措协同、信息数据协同和治理效能协同,切实提高形式主义治理效能。     

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探论

区域社会数字治理以数字信息为支撑，全面推动数字技术与区域社会治理方式深度融合，使数字化转型这个“最大变量”成为驱动区域社会治理的“最大增量”。在区域社会协同治理中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数据动态分析，能够重构区域社会治理范式，促进线下线上融合的协同治理创新，推进区域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治理机制的创新、制度机制的协同，以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应对跨域数字治理的复杂性。在探讨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必然性和基本特质的基础上，可从进一步优化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结构、构建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规范体系、夯实区域社会协同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支撑等方面探寻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进路。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结构复杂性分析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特征日益显著,传统的治理结构以控制、减少复杂性为导向的简单思维模式,难以应对复杂性日益凸显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复杂系统理论表明,只有以复杂性的思维,建立起能有效应对环境变化的组织结构和机制,组织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结构是一个复杂系统,既具有复杂系统的一般特性又具有复杂适应系统的特殊性,为应对未来复杂社会的治理诉求,我们必须优化政府组织机构,构建纵横交错的网络治理结构;设计组织权力分配,简政放权,构建扁平化分权治理结构;建立政府治理的协同合作治理结构,实现政府治理自组织秩序.     

公共事务治理与社团主义模式

解决公共事务的治理危机需要一种合作机制的创新,社团主义理论强调建构一种有合作特征的社会结构,因而对于公共事务治理模式的创新具有借鉴意义。对于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一种可供选择的有效途径是在社团主义所型构的社会结构中合作性地处理公共事务。     

城市治理动力机制: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

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研究利益联盟网络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从这个视角看,城市治理是异质行动者网络的组构和利益联盟网络形成、发展和更新的过程,是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构成的异质行动者网络的组构过程。由于异质行动者利益的多元化、异质化、利益需求的多样性以及满足其自身利益需求的各种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各异质行动者的自身利益偏好与其他行动者难免发生冲突。城市治理的问题转译是建构城市治理网络利益联盟的微观机制。     

全球复杂性风险治理:中国参与及共享价值

当前"黑天鹅"事件频频振翅,使得全球进入复杂性风险时代。而治理的难点在于风险生成并无准确解释框架,在时空域下呈地理涌现性,并不断演化出多样性。面对全球公共风险事件,离不开多国携手合作。中国作为一分子,作为负责任大国,亦积极参与治理,这恰恰体现了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然而,现有的国际治理方式未能在机理上进行有效应对,导致全球复杂性风险治理呈现碎片化、低效率样态。基于此,针对风险治理复杂性我们应进行范式转换形成共享价值——即构建具有国际性和政治担当的可达成的共识、构建集体行动与险益权衡的可接受的理念、构建科学预警和应急决策的多变协同治理机制以应对复杂性风险并形成一定的抗风险韧性。     

第三部门的治理：失灵与补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全球化公民社会的兴起，第三部门作为一种新的治理力量和范式追入到学术领域，第三部门以志愿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相对于政府的层级控制和市场的私益属性，更适应于后工业化社会的需要，本文要探讨的是，第三部门作为政府和市场的替代性模式，是否也存在着治理失败的可能性，以及第三部门的治理失灵因何存在“可补救性”的问题。     

指标反应：基层干部指标治理的现实偏差与形成机理

文章从工具理性与主体的关系切入，关注到指标治理与基层干部之间存在张力的问题，并基于CAS理论发现：一是指标治理的逻辑机制在于通过指标生产机制和指标实现机制来实现以确定性回应不确定性的治理目标，这个过程能否有效实现主要依靠基层干部的主体适应性，而“指标反应”现象的出现正是基层干部主体适应性难以有效发挥的现实偏差结果；二是由于基层社会治理复杂系统出现主体聚集失灵、要素流动不畅、遵循线性治理逻辑和指标治理机制失当，导致基层干部的内部治理结构适应能力不够、外部治理需求回应能力不强、非线性环境适应能力不充分和治理结果多样性不充足，最终出现“指标反应”。文章的理论贡献在于，为当前指标治理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和分析框架，这不仅是回应愈加复杂的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而且对于推动指标治理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合作治理中的协商民主

转型时期的中国,合作治理被期待发挥的作用是双重而非单一的,既要提高社会治理的水平,更要发挥一定的政治稳定器的作用。因此中国合作治理并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西方的所谓模式与经验。以"协商民主"为基础,而不是片面强调"多中心治理"构成了中国"合作治理"的本土特色。中国的合作治理模式强调不只是获得公共事务管理权力,实现自我利益,更需要在共同参与中相互合作,通过协商民主来实现共同利益,因此在中国的合作治理中除了要注意培育有较高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较强的民主参与能力,更加重要的是要善于通过协商民主去开辟基层社会的政治空间、打造社会基础、构造信任网络,形成整体性的民主合作机制。     

需求溢出理论与基层治理创新——以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实践为例

北京市提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有效地解决了过去许多久拖难决的公共事务难题,有必要以需求溢出理论为分析工具,探讨这一机制之所以有效的内在机理和治理创新。一些基于需求溢出而产生的价值性公共事务之所以难以解决,主要源于需求溢出的识别、排序之难和部门分工下的资源聚合之难。而“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有效地化解了这种难题:一方面,“街乡吹哨”确立了对特定公共事务的强制性响应机制,省去了先前有关部门对此类公共事务的识别和排序成本,从而解决了对此类需求溢出的识别、排序之难;另一方面,“部门报到”确立了相关部门围绕被吹哨的公共事务的资源整合机制,通过强制性的快速资源整合形成多部门的动态资源池,从而使溢出于单一部门的特定需求不再溢出。由此,“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就通过以机制弥补体制、以动态弥补静态、以协作弥补分工,实现了既定体制下的基层治理创新。     

基层治安治理中的“情治”逻辑及当代价值

情感治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治理对象和治理手段的双重属性,是适用于当代基层治安治理的一种范式革新。情感治理深刻依附于传统中国乡土场域之中,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映现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所内蕴的情感脉络。传统乡土中国的情感治理主要从乡村共同体的情感搭建、基本生产生活单元的情感塑造和乡里个体的情感锤炼三个层面展开,将基层百姓纳入礼法秩序并使其共同参与构建基层治安治理结构。情感治理嵌入当下基层治安治理实践,需要调和柔性情感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张力,培育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化、制度化情感,推进治理共同体由松散连结向有机团结转变,激活教化功能以平衡情感供需关系,弥补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治理缺陷,实现基层治安治理的精细化、规范化和人文化。     

治理视野下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机制的构建

随着公共事务的纷繁复杂和政府能力的有限性,使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公共事务治理领域的“关键加入者”。非营利组织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物品、培养公民精神和帮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构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机制,两者都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政府应积极地转变职能,合理界定公权力、制定法律法规、加强沟通,促进信任。非营利组织要强化自律,提高社会公信力,回应社会的需求。     

流域府际合作治理机制文献综述

流域府际合作治理机制是流域跨界公共事务的府际合作治理的关键所在。从概念界定着手,梳理流域府际合作治理机制相关研究。国内学者从博弈论及共容利益理论分析府际合作治理的动因,对府际合作治理机制多集中于跨界水污染治理,大致研究方向分为流域区域利益补偿与利益分配机制研究,跨界流域联合防治机制研究以及流域府际合作治理协调机制研究。最后作者就流域府际合作治理有待研究的方向进行了展望。     

城管执法的复杂性及其治理北大核心

当前城管执法的研究和改革的实践普遍表现出对因果关系的追求,这无助于解决城管执法面临的困境。为此,需要引入复杂性理论视角,将城管的执法过程看做一个复杂系统进行分析。从本体论的角度上看,城管执法的复杂性表现为组分复杂性、结构复杂性和功能复杂性三个层面;从认识论的角度上看,城管执法的复杂性是城管执法系统涌现出的具体化窘境。有效治理复杂性,需要通过创造城管执法过程中复杂的治理体系、治理结构和治理功能来实现城管执法的复杂性转向。     

链式治理结构:解释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的理论框架

为突破城市社区去行政化改革陷入内卷化的困境,需要反思基于西方经验产生的理论指导中国社会改革的可行性,也需要重新审视社区居委会行政化问题与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方向。从"条条"、"块块"、"国家"进社区三个维度去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职能社区化具有实践合理性,但这不必然导致社区居委会的行政与自治职能相互排斥与冲突。因为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形成的是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相衔接的链式治理结构,而非西方网式治理结构。因此,在转型时期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重点不在于以政府与社区分权为核心的社区去行政化改革,而在于建设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之间的制度化支持与衔接机制。     

美国新公共治理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兴起标志着公共行政理论研究范式由"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向"新公共治理"转变,其目的是不断调整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管理边界,实现三者之间更为良性的互动。通过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非营利机构组成的网络结构,公共事务管理者创新公共治理的工具和手段,为利益相关者和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提供新的通道。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通过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方式,充分利用准立法程序和准司法程序,丰富拓展新公共治理实践,提升了公共事务管理的效率和效能。考察美国新公共治理的实践和过程,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具有借鉴意义。     

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探析

伴随现代社会公共事务的日益复杂,协同治理应运而生,治理主体逐渐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如何在治理过程中,有效整合各方力量,探寻多主体治理的协同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探寻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机制需要首先理清多主体共同治理的维度。多主体协同治理应当有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以及管理职能的协调三个方面。健全协同治理的机制应当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治理主体自身的建设,这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与社会组织的完善;二是治理主体责任机制的建立;三是多主体联动体系建设,包括加强信息化建设,组织网络衔接以及工作制度衔接。     

网络治理：公共管理的新框架

近年来,网络治理是西方国家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网络治理的理论主张、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是文章的研究中心.在疏理和整合当前网络治理研究的基础上,文章指出,政策网络理论与治理理论的结合,促成了行动者中心制度主义和管理复杂网络两种流派的形成,倡导网络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致力于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和互利互补的合作;网络治理的治理结构是不同于市场(自愿)与科层(强制)的复杂结构,网络是一个有着共同价值诉求的自组织系统,它不同于市场中自愿的个体行为,又不同于科层的命令服从体系;网络治理的治理机制在于信任机制和协调机制的培育,信任机制是网络的运作基础,其地位类似于市场的价格机制或科层的权威机制,而信任机制的落实,又需要回到协调机制的构建上,只有在价值协同、信息共享以及诱导与动员等方面建立起良好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培育起成员间的信任关系以及成员与集体之间的信任关系,最终实现互利互惠的合作.     

社会协同治理困境的探究

社会协同治理的本质是从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单一掌控转向政府与社会双向合作治理的过程。现代文明的构建,"五位一体"的提出,预示着中国社会正逐渐走向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现代化进程,社会治理无论涉及的范围还是复杂的程度都大大增加,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协同治理"的理念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以社会协同治理作为当前社会转型下的主要社会治理模式日益受到重视。但是,由于我国社会居民自治力量发育严重不足,居民参与意识不强,使得社会协同治理面临"主体精神意识缺失""强一元主体理念横行""缺乏顶层设计战略机制"等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