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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研究》2016,(6)
自有民族国家以来,人类命运就与超国家政治共同体捆绑在一起。超国家政治共同体是民族国家之间基于生命意志而结成的"有机生命体"。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演变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经历了中古、近代、当代三个发展阶段,体现为单子共同体、依附共同体、交互共同体三种形态。在单子共同体为主导的时代,国家之间缺乏共御风险、合作共赢的机制安排,人类命运也处于无所依归的漂浮状态;在依附共同体为主导的时代,人类命运脆弱地捆绑在一起,部分国家享受安全承诺的同时,又给其他国家输出新的安全风险和不确定性;在交互共同体为主导的时代,各个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共同体成员间以"相互承认"为前提,"互相依靠"为基础,"共御风险"为保障,"共同发展"为目标,人类命运呈现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现存国际共同体秩序具有典型的西方色彩、依附特征,这与多极化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筹划人类命运的唯一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属于交互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缘于对现存共同体秩序的批判性反思,缘于民族国家对自身地位、身份和前途命运的重新体认,也是中国对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而给出的"中国方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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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当代国际社会理想的文明共同体范式,在思想内涵、制度构想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重大的革新意义。除了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观念以及近代以来欧美主导世界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所制造的重大障碍,中国与外部世界在政治、经济、法律、生态保护等各个领域的制度差异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践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有必要从当前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中寻求一些启示,以进一步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内涵,以及与之对应的文明观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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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改革》2021,(4)
20世纪初,在被动适应世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历史过程中,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时代需要促成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21世纪,在主动参与和引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需要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播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既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趋势、时代格局和未来走向的深刻把握,更有力回应了对于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争论与非议,清晰指明了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体建设的中华民族的建构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质言之,作为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核心概念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中国深厚历史文化传统、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既有民族理论的历史继承与发展超越;作为具有强烈现实指向意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有效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以及国内有关中华民族构建张力问题的重大理论创新;作为伟大复兴社会实践主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仍然处在不断被建构的过程中,既需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需要正确贯彻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需要持续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又需要更好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对此,我们要有清晰的认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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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哲学的理论视域中,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有着明显的形式公共性的特点。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是在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各主权国家的共商共建共享,将形式公共性逐渐改造为实质公共性的过程。正是基于对公共合法性、公共合理性和公共正义性的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才能真正“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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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多次强调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对其的重视。借此,从多维度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无疑具有特别的学理价值和时代价值。从认识之维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表明中国在外交领域有了新认识;从实践之维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结晶;从方法论之维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彰显了科学性新高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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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习近平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对国际关系提出的新期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新指导,是推动建构新型国际秩序的价值依托。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具体实践方案,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创新发展,旨在造就以政党外交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具有高度的相互依存性,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离不开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有力保障,而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离不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支撑,这既是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政治逻辑,也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逻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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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理念对传统发展观的变革,究其本质乃是中国特色现代性发展模式对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的超越。具体而言,在现代性发展的道路上,新发展理念打破自由主义道路的"我向性"思维,彰显中国特色现代性道路的"共生性"原则、"生机性"实践与"可鉴性"品质;在现代性发展的理论上,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国特色现代性的理论创新,破解"历史终结论""单一经济论"与"中国威胁论";在现代性的发展制度上,新发展理念完善发展制度的"人民性"与"人类性",超越自由主义制度带来的发展限制、极权主义;在现代性发展的价值取向上,新发展理念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避免世界发展陷入自由主义现代性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治理危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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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全球发展危机,需要人类谋求世界各国发展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价值共识,共谋全人类发展蓝图。共同体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理想共同体的生成过程,需要确立符合时代精神的人类命运与共意识,确立各民族国家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或地区性问题过程中的价值共识。基于全人类的价值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世界发展进步的历史和现实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它指引人类不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我们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的伟大实践,以之构筑世界和平发展的新支柱、探索全球合作共赢的新机制、提供各国同舟共济的动力源,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共同问题,促进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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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视野》2021,(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在实践基础上为解决诸多世界难题提出的。同时,它与人类解放、人的平等合作和自由发展直接相关,更与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发展的现实联系紧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从具体继承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联合体"理论的升华。从全球治理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借助联合国这一全球治理体系具有广阔的实践舞台。从思想精华看,"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灵魂,它包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但"共同价值"只是理性约束,国际法才是全球治理的硬性约束。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也在推动国际制度的发展,在提升国内法治水平的同时也在加紧国际规则的制订,加快中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以良法保障善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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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伦理渊源:中国古代天下为公的思想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义精神,和而不同思想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精神,义利兼得思想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精神,而这三种精神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又具体展开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享、共生、共建的思想特征。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包含的公义精神、和合精神、道义精神,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三维向度,既是对世界历史的当代回应,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治理共同体思想的中国式表达,是指导当今全球治理困境突围的科学理论体系,开启了全球治理中国表达的新的话语模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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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探索实践,是世界文明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努力在于对引领人类未来前进方向的新型文明价值观形态、对于新质的发展理念和模式的严肃思考和实践探索。作为对"西方文明"主宰下现代化发展逻辑的历史性反思与实践性超越,中国为全球共享的文明新体系、发展新形态贡献"中国道路"与"核心价值观"的智慧;着眼中西文化选择之间激烈交锋、冲突以及复杂博弈的非确定性情境,面向未来,无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还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所确立的"五大理念",其所承载和彰显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新文明理念的愿景预期、合理形态的制度价值实践、新文明人格类型的确立与塑造,以及对人类未来发展前景和命运的一种高瞻远瞩的理性筹划、审慎设计和有效践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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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讨》2021,(4)
"两个大局"是中国与世界协同演进关系的一体两面。从全球生产格局变动、国际权力结构调整、国际制度建设变迁、国际价值观念体系演变等四重维度来看,中国的复兴既得益于对世界秩序的高度融入,也是当前世界秩序转型的重要变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创造了战略机遇,也带来了现实挑战。中国必须稳固与世界的协同演进关系,防范"脱钩"危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和平的发展环境。在国内层面,应当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自身战略承载力;在国际层面,应当继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增进世界秩序的稳定性。同时,还应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将国际挑战与外部压力转化为国家建设的内在动力,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化之路。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