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新形态”发展理念的演进逻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探索实践,是世界文明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努力在于对引领人类未来前进方向的新型文明价值观形态、对于新质的发展理念和模式的严肃思考和实践探索。作为对"西方文明"主宰下现代化发展逻辑的历史性反思与实践性超越,中国为全球共享的文明新体系、发展新形态贡献"中国道路"与"核心价值观"的智慧;着眼中西文化选择之间激烈交锋、冲突以及复杂博弈的非确定性情境,面向未来,无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还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所确立的"五大理念",其所承载和彰显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新文明理念的愿景预期、合理形态的制度价值实践、新文明人格类型的确立与塑造,以及对人类未来发展前景和命运的一种高瞻远瞩的理性筹划、审慎设计和有效践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比较及启示

新自由主义本质上属于国际垄断资本的思想理论体系,是一种维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反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系统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与发展,二者在性质上存在根本区别。新自由主义调节经济的失效及其对主权国家造成的危害警示我们,新自由主义决不是我国改革的"灵丹妙药",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     

中国模式内涵探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对中国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话题为国际主流学术界所高度关注.什么是中国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模式,既不是新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模式,也不是儒家社会主义模式;它是社会主义的模式,既不是什么权贵资本主义模式,也不是什么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发展中大国的模式,既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也不是不发达的小国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在道路上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制度上体现为中国基本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在形象上体现为日益成熟定型的"六型中国",在思想上体现为推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机遇与风险上体现为中国式机遇与风险并存.     

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意涵和价值追求,与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相比较,彰显独具特色的现代性魅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践行公平正义价值,努力破解"公平与效率悖论",书写公平与效率的合题;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文明资本的融合创新奠定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靠制度力量塑造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大国崛起经验,铺就大国和平崛起新道路。     

关于“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问题的再探讨——基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述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模式"也成为学界热议的一个焦点。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研究,学界有着不同的声音,有"赞成论"、"不用论"和"慎用论"。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绩本质上是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此,用中国道路来概括"中国模式"背后的辉煌成就比较恰当。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及其建构

在当今时代的学术语境中,"现代性"作为一个极富张力的哲学范畴,不仅业已成为一种理论视阈和研究范式,而且业已成为一种与"现代化"和"现代社会"发展道路密切相关的价值理念、价值尺度、价值标准和价值追求。然而,无论是对其作何理解都是以西方现代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现代性",而不是建立在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基础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更不是建立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础之上的"新现代性"。以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为指导,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视阈和思想维度来看,与建立在"理性"或"启蒙理性"基础之上的以"资本"或"资本逻辑"为中心的"西方现代性"不同的是,"人民性"不仅直接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及其由此决定的社会运行机制,而且直接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以"人民性"为根基和中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原创建构,不仅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扬弃和超越,而且赋予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以更加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以"人民性"为中心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正确处理好"资本逻辑"和"人民逻辑"之间的张力关系,防止和遏制"资本逻辑"对"人民逻辑"的渗透和侵蚀。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代性反思与批判,体现了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理性精神的深刻反省。马克思主义超越西方现代"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两种传统理性主义,以辩证"实践理性"揭示了资本及其世界历史的复杂现代性生成机制。马克思主义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现代性启蒙,而且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与交融中,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政治期待与责任担当。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我主题化"提供了认知与规范的双重建构。     

新中国70年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基于人类文明视野论析

新中国70年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中国道路超越了西方道路的局限,颠覆了"国强必霸"的所谓历史"铁律",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赋予了社会主义新内涵,开辟了人类文明和平发展的新道路,彰显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中国道路摒弃了西方的"普世价值",倡导尚和合、崇正义、重共享的人类文明新价值,彰显了人类文明的价值性。中国道路克服了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为其走上现代化道路提供路径借鉴,打破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创新了全球治理的方式,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破解难题提供新智慧,彰显了人类文明的世界性。中国道路向世人表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新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是中国道路基础上关于新全球化及全球治理的哲学贡献,已进入2018年修宪所建构的宪法新秩序。民族国家不是理想秩序的终点,西方历史上也曾经历过对"命运共同体"之哲学与制度的艰难探索,更有美国式全球化体系的实践高峰,但终因无法超越"二分法"困境及民族国家利益本位而转向颓势。中国作为融合东西方智慧的现代化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于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重使命与双轨目标,以治理现代化和一带一路作为实践抓手,有效激活及发展了中国古典的"天下主义"及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国际主义",吸纳整合了全球善治的合理因素,成为世界历史之新一轮秩序的构建者。"人类命运共同体"因而具有发展马克思主义及推动全球治理的重大哲学与制度意义。     

决不能用新自由主义解构改革

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在深化改革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起了日益成熟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决不能用新自由主义解构改革。一、新自由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制度,不是由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该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追求与现代性建构

现代性在当代中国,既是一项正在进行而又未完成的事业与方案,又是一个有待建构的问题。它需要我们:一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二是科学认识现代性的价值二重性;三是确立现代性的整体性理念;四是深入挖掘自身传统资源;五是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合作共赢理念在国际关系中的价值探析

合作共赢理念是带有中国风格的国际关系新理念。在理论内涵上,合作共赢理念在争取和平、安全的基础上克服了新自由主义理论过于淡化国家主权的理想化色彩的理论缺陷,突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群中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式,丰富和发展了新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理论群中对于"合作"的理解,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有重大创新和超越,对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治理法治化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生成及终结

新自由主义话语是西方输出其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在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新自由主义话语借助学术包装，跃升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借助发展优势，进行话语空间扩张；借助资本优势，剑指他国发展道路与政治制度，最终生成话语霸权。事实上，从理论假设来看，新自由主义话语秉持错误的方法论原则；从话语目的来看，新自由主义话语旨在塑造“唯我独尊”的话语世界；从话语立场来看，新自由主义话语服务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从话语结果来看，新自由主义话语不仅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根源性矛盾，还给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带来灾难；从话语发展趋势来看，新自由主义的“神话”终将被戳破，并退出历史舞台。终结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需要破除西方现代性的“唯一”神话，揭示新自由主义话语的虚伪性；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还世界以现代性的多元图景；不断增强国家硬实力，用实践批判终结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     

中国道路的艰难选择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历史是对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择优过程。近代以来,中国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尝试多种道路模式,最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开辟了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在协调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的关系方面、跨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鸿沟方面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使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就斐然,而且彰显了世界历史意义:超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分野,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超越了社会主义经典理论,丰富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发展中大国摆脱贫穷和落后提供了范例,影响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复杂现代性与中国现代化强国之路论析

自17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伴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已经浸润世界每个角落。生产及交往的世界性导致了现代性的复杂化。复杂现代性成为各国通往现代化的关隘,被迫在冲突与误解中前行,而对复杂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是各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要在复杂现代性中不断推进中国现代化强国之路,就必须把批判西方自由主义与坚定中国道路相统一,把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统一,把历史性与共时性相统一。     

哲学阐释原则视域中的中国新现代性之辨——兼论马克思社会建设逻辑理论的合理性

中国道路应该坚持现代性哲学的"发展"的社会逻辑,还是选择后现代性哲学的"进步"的社会逻辑,抑或确立实践性哲学的"建设"的社会逻辑,是哲学家们必须澄清的重大理论问题。现代性论者认为,中国新现代性不应该脱离现代文明的大道,应该秉承以"同一性"为原则、以科学技术创新推动"理性自由"实现的"社会发展逻辑";后现代性论者认为,中国新现代性应该汲取现代化发展损害个性发展的教训,树立以"解构性"为原则、以实现个体生存方式自由为理想的"社会进步逻辑";马克思哲学论者认为,中国新现代性应该以当下中国的发展水平为背景,坚持以"实践性"为原则、以人们物质文化需要满足为主旨的"社会建设逻辑"。     

论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顶层设计中的哲学智慧

邓小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包含哲学智慧的顶层设计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集中体现在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发展战略和社会发展动力等方面。具体而言,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顶层设计,是邓小平在政治勇气与理论勇气相结合、历史眼光与世界眼光相统一、以实际为出发点的真理性与以人民利益为追求的价值性相一致的基础上,率先对时代主题作出新的判断,对中国具体国情作出了清醒的认识。从社会发展战略上看,"三步走"发展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的顶层设计,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过程性与阶段性以及社会发展的重点论与两点论的有机统一。从发展动力上看,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直接动力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顶层设计,它体现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自发动力和解决基本矛盾的自觉动力"的有机统一,改革动力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前进性与曲折性"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人的动力与物的动力"的有机统一。     

后现代质疑现代性对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借鉴作用

现代性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秩序、政治体制、文化状况的统称.质疑现代性、批判现代性是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与价值取向.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质疑,主要有:以"微观权力论"质疑批判了西方所谓的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制度;以"工具理性"概念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以"非中心化"思想,质疑现代化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中心主义,诸如,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等,同时表达了对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的价值和利益的关注.这些质疑对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启迪是:首先要明确我们搞的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促进生产力发展,才能避免西方现代化中出现的一些弊端;在现代化进程中,要注意从产生异化的原因入手,创造条件防止科学技术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拒斥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正确认识、处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矛盾,求得经济与社会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模式

苏联斯大林模式曾被视为"正宗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也曾照搬过这一模式。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探索自己的道路,80年代着手改革开放。现在,僵化的苏联模式已经死亡,蓬勃崛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扬弃并超越"了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体制,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深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大发展。它在发展阶段论中坚持了"变"与"不变"的统一,在观察坐标上注重"全球视野"与"中国道路"的统一,在解决矛盾上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在价值导向上坚持人民利益、民族利益与人类利益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当前和未来相结合的哲学意蕴。而进一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我们大力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凝聚人民大众的力量共识,并提升"中国方案"的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