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制度与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选择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决策实践,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创新的过程,实现了平稳的经济和社会转轨。之所以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在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理念中的非正式制度与渐进式改革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非正式制度在促进绩效提高的同时,也干扰和降低了改革的效果。改革在总体上选择渐进式战略的同时,在某些问题上可以采取"激进式"的策略,实现正式制度的变迁和创新。     

非正式社会规则的双重功能与区域产权制度

制度变迁总是嵌入于区域综合资源禀赋结构之中,区域非正式社会规则影响甚至决定着制度变迁路径及制度实施.在区域制度变迁过程中,非正式社会规则对区域产权制度安排具有双重功能:第一重功能体现为制度变迁启动者合法性确认;第二重功能体现为市场机会的获取.当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相互整合,目标函数趋于一致,则可降低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促进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和实现制度绩效.     

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与逻辑

从正式制度要素与非正式制度要素的分析视角分析中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变迁,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环境管理体制经历了起步、发展和深化这三个阶段,其变迁逻辑可以用"变迁动因—变迁形式—变迁目的"的分析框架进行解释。首先,环境管理体制的治理失灵构成了环境管理体制的变迁动因;其次,非正式制度要素对现行体制的渗入以及正式制度要素从现有体制中的生成构成了环境管理体制的变迁内容,体制环境、路径依赖和改革强度会对环境管理体制的变迁产生影响;最后,提升环境管理体制的运行效率,扭转环境治理失灵,实现体制均衡,最终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是中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变迁目的。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主流意识形态的调适性变迁

主流意识形态只有按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进行动态的调适性变迁,才能保持自身的发展性、先进性、科学性。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来看,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全球价值的多元性以及社会组织利益诉求的多样性与行事规则的非正式性都给主流意识形态的调适性变迁带来了诸多挑战。基于此,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主流意识形态的调适性变迁,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前提下,从构建创造发展型意识形态、培育价值包容型意识形态、探索利益融合型意识形态等三个重要方面积极稳妥地进行。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制度变迁

从行政服务中心到行政审批局,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组织演化与变迁逻辑主要围绕的是如何降低行政审批跨部门协调的制度成本。行政审批局"夺取"部门行政许可权以降低府际沟通成本的方式具有绝对集权的风险。制度变迁过程中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组织法制与程序规则上的问题并未解决。应当推演设计行政审批局模式"后时代"的法律制度安排以保证制度更新中的理性,确保权力来源正当,权力配置有限,权力的行使受到规制和约束。     

论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规范(制度)"的经济功能

美国经济学家诺思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分析框架,以产权和交易费用为核心,阐述了意识形态对“搭便车”现象的规避,开创了意识形态经济功能的研究领域.但由于诺思研究的重点是正式制度,故他对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意识形态发挥经济功能的深层机制以及意识形态的其他经济功能并未给予充分的论述.以意识形态的元逻辑结构为理论框架,分析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规范(制度)”的各种经济功能及其运作机制,可补其所遗.     

非正式约束与中国企业家培育

在制度变迁中 ,如果非正式约束与正式约束相容能使正式约束得到更有效的实施。要建设适合企业家成长的非正式约束环境 ,就必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传统习惯与价值观念中某些不合理部分对企业家成长会产生消极影响 ,政府应以制度供给引导与企业家成长相关的非正式约束变迁方向 ,以期改善企业家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     

制度环境、非正式制度因素与易地扶贫搬迁成效

现实表明,多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项目成效是显著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造成这样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是由复合了制度环境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决定的。借助由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交互形成的制度环境类型学知识,对来自湖南、贵州和重庆三地的多个案例比较分析表明,在由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和非正式制度因素所形成的冲突制度环境中,非正式制度会通过作用参与者实施非预期行为,增加正式制度执行成本,进而导致易地扶贫搬迁成效降低。而在一致的制度环境下,非正式制度因素会通过耦合效应,推动政策实施并促进绩效增长。     

意识形态的制度性功能及其发挥作用的条件北大核心CSSCI

意识形态不仅是包括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内的融贯一致的理论体系,更是一个以核心价值观为主体的价值观体系。作为非正式制度,意识形态具有成为社会行为规范、维护既定制度稳定以及促进制度创新等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功能。而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这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功能,必须使它具有普遍性、合理性和灵活性。     

意识形态的制度性功能及其发挥作用的条件

意识形态不仅是包括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内的融贯一致的理论体系,更是一个以核心价值观为主体的价值观体系。作为非正式制度,意识形态具有成为社会行为规范、维护既定制度稳定以及促进制度创新等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功能。而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这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功能,必须使它具有普遍性、合理性和灵活性。     

制度选择的逻辑——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演变

运用戴维斯和诺斯有关制度变迁的理论,结合我国的公共行政实践,构建了一个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变迁的解释框架,并且利用这一解释框架提供的视角,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逻辑进行分析.认为,在食品安全体制的演变过程中,制度变迁的收益与成本的考量是其背后的支配性因素,制度环境所提供的机遇窗口使制度变革得以可能,外部性与部门机会主义行为是制度变革的主要关注点,而路径依赖是制度变革的重要约束力量. 可以预期,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未来演变方向,将是制定更加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规范体系,更加清晰地界定监管部门之间的权责配置,从而降低监管的外部性;将监管权限恰当集中,减少监管部门的数量,从而降低协调的成本,尽量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建立起更加强势的部门间协调机构,甚至在国家层面设立专门的食品安全委员会;引入政府之外的力量,比如行业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团体以及其他的一些民间团体,建立起所谓的"火警"机制,以补充由政府主导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我国文化产业制度变迁及创新路径研究

我国文化产业制度演变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封闭、改革开放初期的萌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起步、深入推进改革时期的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深化五个阶段,呈现出制度创新波浪式前进、法律法规层级及效力不高、制度涉及内容愈加广泛全面、市场化导向明显等特征。由于政府在制度供给中的核心地位、利益调整的掣肘、初始选择及既有力量的影响,制度变迁还具有路径依赖较强、强制性变迁主导等问题,致使文化产业制度变迁成本较高、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的有效转化被抑制。因此,文化制度创新的着力点是意识形态管理、产权制度变革、国家管理优化及变迁方式转变。     

党内巡视制度百年变迁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党内巡视制度是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有机融汇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的历史叙事之中,经历了萌芽与初创、断裂与重启、快速发展、稳定与调整、成熟与完善等重大的制度变迁。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范式考察党内巡视制度产生与变迁的内在逻辑,可以发现,党内巡视制度变迁呈现出路径依赖特性,也存在以重大事件为表现形式的"关键节点"。国家宏观制度背景决定党内巡视制度的产生与演化,经济发展程度、利益因素和观念意识形态构成影响其变迁的关键变量。行动者的能动创新与自主性不断推动党内巡视制度变迁的发生。未来,要遵循路径依赖规律并把握"关键事件"推进制度创新,优化巡视监督治理模式,完善巡视工作体制机制,推动党内巡视制度的良序变迁,从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整体进程。     

意识形态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意识形态一向是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意识形态理论也是多数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值得注意是近二、三十年来 ,一大批新制度经济学家(尤其是道格拉斯·诺思 )开始关注对意识形态的研究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 ,诺思强调 :技术的革新或改进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 ,但如果人类没有持续地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 (包括产权制度、法制制度 )构建把技术改进的成果巩固下来 ,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这其中意识形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检视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是解读该项制度变迁全貌的一个新的视角.国家宏大制度背景决定行政审批制度的选择,国家制度背景的变迁也导致行政审批制度的不断变更与革新;各种相关政治变量,包括经济水平、利益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与行政审批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序列结构,行政审批制度与其它政府政策或制度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序列结构,这种政治变量序列结构使行政审批制度处于一个制度矩阵当中,影响并制约着行政审批制度的安排;制度与制度制定及执行者之行为的互动模式则推动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也存在"历史否决点",而制度激励和制度创新是打破"历史否决点",提升制度绩效的必要手段.为此,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需要重塑政府理念,打造治理型政府,并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而且,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必须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适应加入WTO新形势的迫切要求.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我国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了我国的市场化改革 ,降低了权力中心的制度创新的风险和成本 ,进而提高了其制度安排的质量和效益。这种在宪法秩序、意识形态以及知识存量约束下的创新行为 ,存在着决策成本、规范成本以及风险成本 ,同时还会产生地区经济的发展、自身利益的强化和权力中心的认可三种收益。因此 ,有必要对我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实现制度创新的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     

我国公务员录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与融合

我国的公务员录用制度是从中到西、由古至今的特殊传承结果,这就导致了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三方面的冲突:传承的冲突、认知的冲突和实践的冲突.这些冲突集中体现为"德才兼备"、"官本位"等非正式制度对制度模仿的影响.解决冲突的办法就是实现公务员录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适应性和继承性融合.     

制度为什么失效——从改革预期到行动中的制度

制度失效问题是制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国内学界从制度变通的角度对此进行了阐释,简单的监管缺失不足以解释这一制度现象。制度社会学中关于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制度的合法性理论揭示了制度失效与改革进程之间的关系。在改革的初期,不确定性的改革预期和制度变迁的相对滞后性,造成了改革进程中社会成员违反制度的集体意识和大量违反制度的现象存在。而在改革相对稳定的时期,片面追求文本制度的变迁,忽视对文本制度和实践之间的产生距离的各种社会因素,是制度变迁难以落实的根源。     

制度创新是经济特区的使命

经济特区是中国制度变迁的突破口。无论改革开放、体制转型还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说到底都是深刻的社会制度变迁。对一个转型社会而言,制度变迁更多是通过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摒弃、通过制度创新来完成,深圳经济特区30年的历程,就是一个不断以制度创新创造奇迹、示范全国,从而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过程。     

政府“官德再造”:一种非正式制度的视角

“三个代表”对政府的本质要求其实就是以德行政。文章从制度分析学派的非正式制度视角,对行政道德的基本内涵及其公共管理价值,特别是其对于公共行政制度维持和制度变迁的特殊意义做出集中分析。结论是,以德行政,重建政府道德威望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