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依法决策机制 规范重大决策权运行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政府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明确要求进一步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决定》强调,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并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如果这些程序和机制得以建立,不仅有利于降低各级政府的行政决策     

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这是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重大举措。责任是法律的生命,责任追究是依法行政的关键环节,落实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能够从根本上祛     

决策失误与责任机制构建

决策是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形式,它贯穿于行政管理活动的始终。决策失误不仅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会危及社会稳定,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加以遏止。责任追究的缺失是造成决策失误的最主要原因,因此,防范决策失误的最好办法就是要强化责任追究,建立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和监督机制。     

论新形势下行政决策机制的民主化与科学化

创新和完善行政决策机制，推进行政决策体制的科学化、民主化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迫切的问题。客观评价现代行政决策机制，同时认识到现行行政决策机制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相应的对策来完善行政决策机制。     

实现行政决策程序的法治化

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这一论断对于健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机制,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意义重大。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有助于提升决策的质量行政决策包括了外部程序和内部程序两大方面。就其外部     

深化我国政府决策机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深化我国政府决策机制的改革既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的关键内容,也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我国在实现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还存在着一些深化政府决策机制改革的制约性因素。所以,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政府决策机制,就要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提高政府决策透明度;完善决策公示制度和决策听证制度;强化政府决策责任制度和监督制度;健全政府决策风险预警机制。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综述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新生事物,在评估主体、评估内容、评估流程和方法、评估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争议。现有研究建议从实际操作、体制机制和战略决策三个层面,进一步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政府信用风险及其治理机制

世界范围内的政府信用缺失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风险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政府信用风险源自政府组织、政府行为、政府政策以及政府绩效和官员个人形象等多个方面；政府信用风险形成的机理在于,在“强政府——弱社会”的治理模式中,政府的信用责任与信用能力不对等,强权力与弱监督的权力结构使政治系统的生态出现失衡,导致信用风险.对政府信用风险的治理必须从行政系统与作为行政系统主要外部环境的社会公众两个方面努力,并建立相应的信用风险的防范、责任、惩罚、监督等机制及相应的保障措施.     

浅析政府决策对政府行政成本的影响

政府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政府行为的成败,影响着政府行政成本的高低。政府决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我们必须按照“十六大”精神的要求,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提高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降低政府行政成本。     

“洞悉风险”方解合作之困——国内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风险”研究差异的文献解释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已经超过政府所有服务总量的三分之一,然而在操作中购买失败的案例日渐增多。通过分析国内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风险研究的差异,有助于识别购买风险,提升购买质量。从502篇国外、130篇国内文献来看,国外的购买风险研究是一种具体的、微观的,以降低成本、控制风险为使命的"解构"式途径,国内呈现一种"运动式"的宏观建构。未来我国在理论上需要着力于购买风险识别与防范的研究框架探索,在实践上需要推进政府终极责任制、建立差异化的风险评估机制。     

“拍脑袋”作决策出了问题终身追责

长期以来,一些领导干部决策短视、随意性大,导致出现决策只注重短期效益等问题。虽然我国早已建立追责制度,但往往只是官员在位时追究,而一旦离任或者退休,一般不再追究。为保障决策的科学性,《决定》提出——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     

规避涉民利益冲突减少社会稳定风险——基于构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研究

阐述了构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背景、现状及意义,对实施稳定风险评估的主要领域、责任主体、运作机制、操作程序、运行保障以及评估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据此提出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及控制策略,旨在为党委政府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决策上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和决策手段,确保科学、民主、依法决策,预防和减少涉稳重大问题的发生,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群众受益"三赢".     

我国地方重大项目社会风险评估的现实困境与制度改进

重大项目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公共性特征,需要在有效的社会监督和政府管理之下对项目建设可能带来的环境和社会风险进行评估、制约。但是,在我国现实中,由于地方政府热衷于GDP绩效、官员偏好主导地方公共决策等主客观原因,重大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更多表现为"做形式"、"走程序"。反思近年来国内高频率发生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原因及社会效应,必须在重大项目社会风险控制的制度层面作出有效改进,具体而言:应当在项目决策中强制性嵌入社会风险评估,细分社会风险等级,重视异议权,调配相关利益者决策的比重,构建动态监测的纠错机制。     

转换决策机制与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影响性因素也较为复杂。深入分析决策机制与政府职能的关系,可以洞悉转换决策机制在政府职能转变中的地位和意义。转换决策机制,有利于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有利于提高政府决策效率,有利于提高决策的公正性,有利于其他社会力量参与政府决策,充实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     

中国转型期政府决策偏差的防范对策

政府决策是实现政府职能的重要手段，政府决策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和人民的切身利益。转型期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环境增加了政府决策的难度，构建决策的风险预警机制，实行追踪决策并构建决策反馈纠偏机制既能把部分决策偏差消灭于隐患中，又能使偏差得到及时的纠正，同时完善决策偏差的责任追究制能从刚性的制度方面来减少偏差的产生。     

行政决策中的政府责任分析

政府该不该对其行为承担责任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结论是绝大多数人都主张政府应该对其所有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行政决策是政府行政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自然也应该对其决策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如何确定政府在行政决策中的责任、政府应该承担哪些责任以及如何追究政府的行政决策的责任呢?这就需要建立健全行政决策的问责机制。     

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研究

政府决策,是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一项基本职能.随着政治实践的变迁发展,必须不断地改革和完善政府的决策机制.政府决策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对错、质量和效率如何,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裹成败和人民大众的安危祸福.当前,我国政府决策机制存在不少的问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应设置政府决策机制的合理结构,不断地改革和完善政府的决策机制,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     

电子政务的风险防范研究

针对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在建设电子政务项目时出现的问题，我们需要防范电子政务的三大风险。首先，通过合理规划发展模式等措施来防范政治风险；其次，通过预先筹备隐私和安全事项等措施来防范技术风险；再次，通过重政务、重“民本”和重改革来防范管理风险。     

面向未来的风险评估模式优化

国外风险评估研究和实践已逐步形成科学技术、社会认知和意义建构等三个模式,伴随产生了不同的风险评估方法,逐步将专家、公众和风险管理者纳入评估过程中。在我国,风险评估工作取得一些进展,同时也面临本土化的挑战：清单式排查带来的纵向信息报送仍存痼疾,公众参与和专家参与机制尚不完善,对风险评估的组织和执行过程关注不够。在梳理文献和本土实践的基础上,研究认为风险评估工作应进一步走向一种整合的模式,即需要在现有科学技术和社会认知评估模式已有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注重针对经济社会运行大数据的分析来识别和挖掘风险信号,与此同时,基于大数据的风险信号甄别也离不开长期在一线的工作人员根据工作观察和经验对风险信号的研判,更为关键的是需要强化政府内部风险信息流转各环节的机制设计。     

城市化进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风险分析——基于制度性风险理论的视角

行政区划调整作为一项国家制度性重大决策,是城市化进程进一步推进的必然结果,其在实施过程中也蕴藏一系列风险,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威胁。基于制度性风险理论分析我国行政区划调整可能引发的风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在政治层面上,行政区层级变动和经济增长的目标导向会导致政府合法性危机;在社会层面上,易诱发失地农民生存风险和企业搬迁成本高等社会风险;在生态层面上,土地浪费和环境污染使得生态风险逐渐加重;在文化层面上,文化遗产的破坏和文化认同性危机促使文化风险日渐凸显。要想保证行政区划调整顺利有效地实施,必须从提高政府合法性、建立社会风险评估制度、建立生态风险防控体制和完善文化保护与传承机制等四个方面防范制度调整引发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