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体制的内在缺陷:新公共管理视角的分析

古典官僚制理论认为 ,官僚体制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是官僚体制自身不可超越的内在困境。在新公共管理的视角下 ,官僚体制不但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 ,在工具理性的内部也可能产生冲突 ,它所带来的效率也只是一种相当有限的机械效率。其内在缺陷就是缺乏竞争效率和创新机制 ,在政策制定和公共利益认定上偏离了原定的目标     

论清代皇权下官僚系统的演进与分化

中国的皇帝通常用官僚体制对抗贵族政治,同时频繁应用"私人"官僚系统对抗公共官僚系统。这是中国政治史的一个特色。官僚系统角色的这一戏剧性,在清朝尤为突出,通过梳理清代官僚系统的演进与分化,说明官僚系统与皇权的互动及矛盾关系。     

论现代官僚制的双重困境

官僚制作为一种政府组织体制,奉行效率优先,体现了时代的工具理性精神.然而它面临着内外双重困境.在官僚政府内,有官僚体制与行政人员之间、行政目的与行政手段之间、政务官与常务官之间、官僚体制内部结构矛盾等四大矛盾;在外部环境上有官僚制与民主政治体制的矛盾、官僚制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矛盾、官僚价值与民主价值的矛盾等三大矛盾.官僚制政府改革必须同整个政治体制的改革联系起来才有望成功.     

经济学视阈中的官僚制研究——解析安东尼·唐斯的官僚经济理论

对理性官僚制理论的解析和反思一直是公共行政学界研究和争论的一大热点.在这些争论中,安东尼·唐斯率先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透析官僚体制、官僚组织和官僚行为等问题,开创了官僚经济理论研究的独特视角.唐斯对官僚组织的生命周期、官僚的行为以及官僚组织等理论的系统梳理与研究,形成了官僚经济理论,其主要贡献是更加注重寻找官僚组织和官僚整体的内在行为动机,更加注重对现实的解释,更加注重对官僚的行为和心理的研究.     

街头官僚行为的行政伦理控制探析

在官僚制模式的行政体制内,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是按照层级节制的体制执行的,所以末梢的基层官僚直接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掌握着大量的社会公共福利的资源分配,李普斯把这种基层官僚叫做街头官僚.本文正是以街头官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拥有大量自由裁量权的他们特有的行为逻辑,由于外部的监督与控制只能起到部分的作用,因此加强伦理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本文重点从行政伦理的四个维度进行剖析,提出了探索性的伦理建设意见.     

埃及远离传统的第七代

思想上固步自封,经济上缺乏创新,官僚体制僵化,这种种弊端在当今全球大变革的背景下越来越成为阻碍埃及社会向前发展的羁绊。随着人类迈进新千年的门槛,为了实现民族再次腾飞的宏伟目标,埃及社会把目光投向了那些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     

大部制改革的双重目标

大部制改革包含完善官僚制和批判官僚制两个相反的目标.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发展到现阶段,出现了传统封建的消极因素,与官僚制的消极因素相互交织压缩展现于一个狭小时间段里的情况,使得我国的官僚制还未得到完全的发展,批判官僚制的趋势已经开始影响改革.我们必须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路径,要整合大部制双重目标;同时认识到批判官僚制的改革要在现实中发挥良好作用,必须以官僚制的完善为前提,因此首先要重点完善官僚制,实现行政体制现代化,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不可逾越的阶段.     

不同视阈下的官僚制改革：中西方行政体制改革比较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然而,随着官僚制在全世界的发展和运用,其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中西方政府行政面临着官僚制危机的共同命运。于是,中西方国家都展开了官僚体制的改革尝试。由于处于不同的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中西方的官僚制改革又有不同的目标任务和路径选择:西方国家展开了“摒弃官僚制”的政府再造运动,而中国则开始了一场以“职能转变”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行政改革,以期实现完善政府官僚体制和转变行政典范这一双重的共时性行政发展目标。面临“全球行政改革时代,”西方政府再造对中国行政改革有借鉴意义,但也有不适用于中国的理念、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对西方政府的再造进行取舍考量。     

准街头管理者的结构与功能——以城管部门协管员为例

既往街头官僚研究忽略了协管员、临时工这一准街头官僚群体,掩盖了街头官僚之下的权威结构及其运作机制。准街头官僚是官僚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着劳动代理者、风险缓和者和非正式治理者等功能。从城管协管员的来源与构成看,绝大多数准街头官僚都是普通市民,故而,我们不应因少数不良分子而全盘否定其素养和功能。在街头行政对协管员存在刚性需求的情况下,贸然大批解雇协管员恐会引发不可预计的行政与社会后果,行政体制改革在此宜慎行。     

从传统官僚体制到新公共管理:范式转换的社会基础比较分析

官僚体制与新公共管理是西方公共行政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两种范式,他们是不同社会价值观孕育的结果,而这些不同的社会价值观来源于不同的社会基础。传统官僚体制是“物本主义”价值观孕育的结果,而“物本主义”价值观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新公共管理是“人本主义”价值观孕育的结果,“人本主义”价值观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     

善治语境下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治理和善治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根据中国的行政现状和善治条件以及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背景,新时期中国的政府再造要努力解决行政官僚制的构建和行政治理方式创新这一共时性的行政发展压力,将治理和善治理论及其理念融入到官僚体制的构建中去,建立一种善治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和范式。这不失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领导风格与“官僚病”治理

"官僚病"是现代社会组织所患的共性病症。从官僚体制的运行机理入手,选择适宜的领导风格来推动组织的运行,有助于消解或弱化官僚病的生成土壤,降低官僚病的发病程度。据此,出于有效治理"官僚病"的考虑,领导风格建设应解决以下基本问题:一是领导风格必须体现组织的基本责任;二是领导风格必须体现组织性质;三是必须伴随社会和组织发展变化,适时调整领导风格;四是不断进取与创新是市场经济社会领导风格必须具备的基本特质;五是求真务实,勇于践行责任。     

“街头官僚”行动逻辑与责任控制——以基层官僚官民冲突与困境为分析文本

政治家和高层管理者制定的政策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街头官僚如何去实施。这是街头官僚工作的实质,其理论核心为自由裁量权。借助自由裁量权,街头官僚一方面设法抵制上层的约束,另一方面又对其顾客进行自主制裁。由此就形成了街头官僚以"敷衍行事""规则依赖""粗暴执法"和"一线弃权"为主要特征的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基于该逻辑,反思了当前的基层官僚官民冲突与困境,分析了其根源的时代、体制、思想三个方面的因素。最后,借助西方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的理论,提出了从外部和内部同步进行双重的街头官僚责任控制实现路径。     

继承与变体——“官僚制”与“压力型体制”的对比分析

"压力型体制"意在强调地方政府的运行是对不同来源发展压力的分解和应对,其作为中国政府组织运行方式的形象描述,是西方官僚制理论在中国行政改革实践中逐渐产生的特殊变体。鉴于二者在组织形式、核心机制、运行方式和评价机制方面的诸多相似与相异之处,本文对"压力型体制"与"官僚制"进行对比研究,进一步展望了压力型体制的前景与理论启发,以期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提供指导。     

苏联官僚制对社会和谐的销蚀

苏联的行政体系中存在着不合理的官僚体制,它对苏联解体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分析西方官僚制为起点,历史地考察了苏联官僚制的特点和运行状况,揭示这些不合理因素对民主与法制的破坏,最终指出社会和谐的状态在苏联缺失的因素。     

中国模式的价值内核：集中高效

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 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这种传统达到西方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机器和军队由中央政府掌握，而非欧洲那样由封建领主或教会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官僚体制，官员由公正、普遍的考试制度选拔，而非西方或中东那样由世袭和门第操纵；     

善治语境下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治理和善治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成为中国行政改革的全球语境和有效的分析范式。中国社会的转型变迁与治理结构的深刻变革,特别是社会转型期中国公共行政的官僚制范式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为治理和善治理论提供了生长土壤,为行政改革的善治取向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根据中国的行政现状和善治条件以及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背景,新时期中国的政府再造要努力解决行政官僚制的构建和行政治理方式创新这一共时性的行政发展压力,将治理和善治理论及其理念融入到官僚体制的构建中去,建立一种善治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和范式。这不失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浅谈官僚制不可彻底摒弃的问题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在20世纪初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扭转了现代社会的命运。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技术手段的时代性进步,人们对行政管理要快捷且精确地完成任务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官僚制的一些缺陷逐渐被显露出来。人们对官僚制开始进行反思,许多学者相继抨击了官僚制属于低绩效、僵化且非人格化的病态体制,他们列举了种种官僚制的弊端,提倡人们彻底地摒弃官僚制,但他们又没有提出可以超越官僚制的替代物。因而,相关官僚制的研究已形成一股主导性思潮,并且对于官僚制是否能够彻底摒弃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官僚制的实践困境

韦伯在总结官僚制发展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性设计问题.但是,这个具有合理性的官僚制体制所体现出来的却是片面的形式合理性.所以,存在着理论上的悖论,而这一理论上的悖论又必然导致官僚制在公共行政实践上的困境.在20世纪官僚制的实践中,集权与授权、效率与责任、科学与价值的冲突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特别是官僚主义的问题引致了政府结构及其运行中的诸多问题,以致于政府及其公共行政经常性地陷入困境.因此,自70年代以来,行政改革的运动提出了告别官僚制的目标.     

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反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要前提和重要条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所在。但是，在现行自上而下的单一供给体制中，农村公共物品在供需结构和数量上都呈现失衡现象。本文主要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反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从官僚经济人、制度缺陷等角度来分析供给过程中的政府失败问题。在此基础上将多中心治理理论引入到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中，提出多元主体正和博弈理路，建立多中心财政资金体制和决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