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新范式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经过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公民权利本位阶段、公民权利范围扩张阶段、公共管理阶段.公共管理是处理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新范式,它是以公民权利为本位、以切实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为宗旨、公民权利主体成为公共权力主体的新阶段.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公共管理体制.     

当代社会公民权利与公共管理的逻辑关系——基于社会契约论的视角

人类的群体性活动决定了人与人之间权利义务的相互性。在自然法条件下,每个理性的公民都设法把自己利益最大化,这种交集的必然结果就会导致无政府状态下的交易成本增加。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公民共同让渡出部分权利以契约的形式委托第三方代为管理,这便产生了公共管理。因此,公共管理以公民权利实现为基础,公共管理部门作为契约的委托人,必须在契约所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随着公民社会的进一步成熟决定社会公共管理走社会、市场、政府有机结合是有效实现公民权利的必由之路。     

刍论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冲突和制衡

权力来源于权利,二者既是源与流的关系,又是矛盾的结合体。从现实情况看,公共权力的无序扩张是以公民权利的削弱为代价。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为了保证公共权力公共性的彰显,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需要在正确理解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的机制,形成平衡的社会治理结构,以有效遏制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的僭越。     

当代公共管理研究之法律维度

当代公共管理的根本诉求在于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维护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不应为了实现效率和生产率价值而过多地或仅仅追寻管理趋向的公共管理模式;可以寻求另外一种公共管理模式,即法律趋向的公共管理模式,以开辟一条新的现实研究法。历史地看,管理趋向的公共管理,由于其行政权有不断扩张的倾向,容易造成公民权利受损和公共利益被政府的自我利益所侵占等不良后果。因而,从法律维度考量当代公共管理现象及其本质规律不但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可行性。需要从法律维度考察的公共管理的主要问题是:公共管理的宪法渊源问题、公共管理的程序性正当和法律程序问题、公共管理的司法审查问题以及公共管理的行政法治化问题。     

以权利制约权力:政治文明的新发展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的不懈追求。本文认为,从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二者发展的脉络进行历史性考察,可以将政治文明划分为以权力制约权利、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三个重要阶段。正是在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历史新阶段,政治文明出现了历史性飞跃和跨越式发展。     

“新公共服务”评析──一种对新公共管理的替代

在诸多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中,以罗伯特.B.登哈特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渐成体系,它在对新公共管理模式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内涵,本文认为新公共服务在强调公共管理在创新方法和技术提高政府效率的同时,不应忽视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公民权利的尊重,以此纠正了管理主义的偏颇,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     

从消费主义到民主主义:英国养老服务的理念转型及其启示北大核心

随着福利国家改革实践与公共管理理论范式的发展,英国的养老服务经历了由福利权利时代、福利公民权利时代到福利民主权利时代的历史演变,服务与服务使用者的相互依赖关系不断深化,养老服务理念由消费主义阶段迈向民主主义阶段。民主主义理念超越了以服务提供者为主导的、线性逻辑的服务生产概念,发展为以服务使用者与服务提供者的互动性和动态性关系为基础、在供需双方的相互作用中实现“协同生产”与“协同创造价值”的概念。老年人不再被视为被动的服务接受者,而是享有平等社会权利、能够创造额外价值的积极社会主体,民主主义养老服务理念成为积极老龄化社会得以建立的价值基础。英国养老服务经验对于中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与模式探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公共危机的依法管理及其法制完善——危机状态下权力与权利的平衡

危机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政府在实行危机管理职能时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在政府的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的基本权利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切实维护和保障社会公众的权利和利益,彰显“依法治国”的价值追求。针对中国目前危机管理现状,可以从限制政府权力、公民权利的法律救济及危机管理的法律完善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以完善的危机法律制度平衡危机下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紧张,从而保障公民权利。     

论公共管理价值生成的宪政基础

公共管理的本质是其公共性、服务性和效益性。宪政的核心和实质是保障公民权利,约束政府权力。公共服务导向型的公共管理,不能再追随和传承传统公共行政以及新公共管理以效率为核心的价值观,其价值生成须臾从宪政所要求的人权、民主、限权、法治的价值理念中去寻找合法性基础。     

马歇尔的公民身份理论:批判与反思

自T.H·马歇尔将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视为公民身份的构成要素,并建构了一种以"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为内核的"三位一体"的权利体系以来,他的公民身份理论就激发了人们对公民身份问题的浓厚兴趣,并经常在有关公民身份理论的研究中处于争议的中心。无论持赞同态度,还是批判态度,在很多时候人们不得不在其所开创的公民身份分析框架内开展工作。澄清马歇尔公民身份理论的内涵及其所面临的各种批判性解读,有利于深化对公民身份理论的研究。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公共危机管理模式的变革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公共危机管理是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的重要手段。在我国迈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打上工业社会烙印、以控制为导向的危机管理模式越发不适应公共危机表现出来的新特点,变得应急效率低下,使公共危机演变为国家安全危机的可能性加大。人们对公共危机管理的低效进行错误的归因,即控制力度不足。结果,增强控制又导致公共危机管理不具备灵活性、响应性与适应性,更难应对今天的公共危机挑战。对危机管理模式进行变革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即本着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构建多元共治网络型危机管理模式。     

“行政”概念疏义

本以考察词源含义为出发点,试图梳理行政的概念,并厘清行政与管理的区别,继而阐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与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含义,以及公共行政、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之间的意义关联和区别。     

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结构的合理化调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从现代化的逻辑以及当前中国改革实际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调整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约束、规范公共权力,维护、保障公民权利,推动形成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合理关系结构。这是基于中国国情理解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论秘密侦查干预权利的特殊形态

秘密侦查对于公民权利的干预具有其特殊形态,从而使得秘密侦查手段与传统的侦查手段相比,具有诸多不同之处.这种权利干预的特殊形态体现在权利干预的对象、干预的程度包括广度与深度、权利干预的结果三个方面.     

公共管理模式嬗变的反思——基于公民性的变迁与重塑

自古希腊的"原始公民性"开始,从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两个维度考察,公民性经历了以臣民意识为特征的公民性缺失、捍卫公民权利的消极公民、具有责任和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的积极公民的变迁过程,这一过程与公共管理由"统治型"、"管理型"向"服务型"的嬗变相互交织,是公共管理嬗变的社会基础和内在动力。现代"服务型"公共管理的发展伴随着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共和主义复归与重塑,并有赖于从社区开始的多中心治理机制、沟通与协商机制、合作与共治机制的构建。     

党员权利与公民权利的差异辨析

党的十七报告明确指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权利。党员权利日益受到各方重视。然而,很多人无视政党组织本质对于党员权利的规定性,自觉不自觉地用公民权利的概念对党员权利进行演绎,结果造成种种偏差。党员权利,有着自己的逻辑,不可将其与公民权利混同,如果机械地将公民权利的特性硬套到党员权利上面,在理论上讲不过去,在实践上容易误入歧途。     

论民主政治的特点和功能

民主政治就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为维护特定利益关系,保障公民权利得到平等实现而建立的政治形式。民主政治是在产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以法治作为存在条件,以少数服从多数为活动规则,以规范公共权力运行为实质,以服务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最终目的政治形式。政治民主的最大功能在于它能公平而又充分地维护和实现全体公民的权利。     

元代以来地方行政价值实现的审视--结合“公共管理模型”与“地方行政史例”

基于Christopher Hood公共管理三重价值的视角，选取元以降（元、明、清、民国）四个历史单元为案例，审视和比较其地方行政的演化轨迹、横纵架构和运行成效。尝试一个“西方当代公共管理理论”和“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实践”相结合的独特研究路径，结合“管理模型”和“史料分析”，构建一个地方行政价值实现的框架模型（LAVAM），探究地方行政的纵向组织层级、横向权力统分与公共管理三重价值——公正、效率、稳健之间的联系与规律，以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和研究方法剖析元以降地方行政历史演化的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启迪地方行政改革与央地关系探索“，以今审古”“、以古鉴今”。     

模糊性市场准入政策:博弈、网络结构与执行机制——基于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政策执行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模糊性市场准入政策执行呈现网络化特征,博弈和网络结构是理解政策执行的重要路径。我国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社会交易平台市场准入政策在执行中基于政府上下级之间、社会交易平台与政府交易平台之间、社会交易平台与监督部门之间的博弈,分别构建了管理主导型、业务主导型、监督主导型政策网络。在管理主导型政策网络中,政府拥有的较强网络权力和行政权力,是推动政策执行的关键力量;在业务主导型政策网络中,政府虽然也具有较强的网络权力和行政权力,但是社会交易平台的服务优势和逐利动机为政企合作提供了条件;在监督主导型政策网络中,监督部门拥有公共资源交易相关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威。因此,有效推动模糊性市场准入政策执行的路径与机制有三种:一是在政府的高位推动下构建管理主导型政策网络,同时充分发挥管理机制效应以获得良好的执行效果;二是在政企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构建业务主导型政策网络,同时充分释放合作机制效能以带动政策执行;三是在强监督的推动下构建监督主导型政策网络,同时充分发挥监督机制效应使政策得到有效执行。     

大数据、权利实现与基层治理创新

治理的本质是实现权利。以权利为媒介,大数据与治理形成一种间接的因果关系,干预并驱动了基层治理的创新。依循"合作+冲突"的基本逻辑,按照权利的合作、权力的冲突、权利联合权力的三种途径,大数据从价值、技术和资源等三个维度,驱动着公民权利的实现。其中,权利合作表现为一种"差序格局",权力冲突表现为制衡与监察,"合作"权利与"冲突"权力的合作则正在成为一项基本选择。而要提升大数据驱动基层治理创新的效率,需要推动基层政务大数据的开放、共享,完善大数据治理的配套法律法规,培育一个成熟的公民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