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法治实践研究的方法论演进

如何在单一制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下,证成地方法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构成了我国地方法治研究的起点。由此起点出发,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权力结构解释框架,但该解释框架也存在着忽视地方权力构成、法治动态发展和具体实践问题的缺陷。鉴于以上缺陷,地方法治研究随后出现了以法治竞争为代表的横向进路、以法治实践模式类型化为代表的内部进路以及以法治评估为代表的外部进路等三种研究进路,不同程度上对权力结构的框架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在此基础上,一种接续以往研究进路,并足以引发地方法治研究方法论创新的制度环境解释框架得以提出。要真正实现方法论的创新,就必须将研究目光投向地方法治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区划层级的差异性以及法律制度的嵌入性上。     

试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最核心的内容应当是权力以人为本,权力以权利为上。其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法治的主体是人民,法治的客体是权力;法治的目的是为了人民,权力应当服务于权利;对社会主义法治活动进行评价的裁判是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是一个知识与理性内化并形成稳定的内心结构的过程,是素质问题,是教育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不能操之过急。因此,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要重视塑造对法律信仰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中央权威的宪政之道

中央权威是指中央权力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所享有的独占性威望和最高强制力。中央权威的宪政之道是对国家法治战略之中央权力宪法安排的解读。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形态是我国宪法精神的集中表达,是央地权力共同的价值基础和信仰支撑;从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转变是宪法之依法治国战略的基本要求,它为中央权威提供了更具连续性和公正性的合法性基础;落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最高监督权和加强中央司法权威的控制力,是宪法国家权力结构的内在需求,也是加强中央权威的根本宪政途径;宪法意义上的地方分权是地方权力对中央权威的一种回应性诉求,也是宪政权力纵向配置的一种内在机理。     

完善权力监督机制是防止权力异化的关键

权力具有“双重性” ,权力既可以为人民谋利益 ,也可以为个人谋私利 ;权力可以造就人 ,也可以腐蚀人。当前 ,社会公共权力的异化 ,其核心都表现为权力腐败。因此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 ,建立与完善执政权力的监督机制 ,特别是对高层权力、高级干部的监督机制 ,是消除权力腐败 ,保持执政廉洁的重要途径     

政党执政权力的产生和实现——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视角

政党执政是指政党通过一定方式进入国家体系并通过国家体系实现政党意志的政治行为,所反映的是政党外部的政治关系及其运作;在法治条件下,执政党要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行使执政权力;政党执政权力来源于社会,是社会权力的一种实践形式;政党是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状况与政党执政权力的实现有密切关系。非政府组织的蓬勃发展给国家与社会关系带来的新变化,向政党执政权力的职能定位和实现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     

政府权力清单法治化探析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涉及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关系,如果偏离法治层面,就难以规避不当权力的发生。在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实施过程中,为有效解决现实存在的权力清单法律属性不明、具体内容多样、梳理依据混乱、权力配置失范、梳理程序欠缺等问题,亟须对权力清单的表现形式、规范内容、制定主体、权力配置等方面实行法治化,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论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行政法治化

权力清单制度体现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然而权力清单制度在地方实施过程中却存在着诸多行政自治现象,表现为权力清单名称不统一、"权责清单"重权力轻责任以及权力清单内容的多元交叉。权力清单制度应遵循形式统一性、程序合法性的行政法治形式合法性原则,同时应遵循裁量限制原则、平等原则以及特权禁止原则的行政法治实质合法性原则。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由行政自治向行政法治转变的进路为:权力清单制度应严格遵守公布前的行政磋商程序、公布后的行政运行程序以及运行过程中的监督程序,确保权力清单制度与立法进行有效的衔接。     

从“行政管理”到“国家治理”:执法理念的法治化回应

社会自治领域的日益扩大,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一元权力结构逐渐解体,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二元性分化开始进行,治理型政府开始取代管理型政府而逐步成为现代政府建构的主导形态。权利本位的治理范式重视主体间性,激活了交往理性,关注自我管理,重塑了权力责任,凸显服务职能,涵盖了为民品质。且随着法治国家的不断演进,单纯的形式法治已经无法适应治理型政府的内涵与要求。作为一种更为合乎权利保障要求的法治形式,实质法治亦将在执法过程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上述执法理论与执法目的的变迁,必然又直接影响到执法理念的更新与升级。     

双笼关虎：权力限制法治化的中国式表达

在长期的法治实践中，中国逐渐探索出独具特色的权力限制模式，即在依法治权的同时，充分发挥党内法规的控权功能，从而形成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共同限制权力的“双笼关虎”模式。“双笼关虎”模式是权力限制法治化的中国式表达，表现出显著特征与优势，即实体标准上的更严格、调整范围上的更广泛、责任配置上的更周延、实施执行上的更高效、价值取向上的更人本，为更有效破解权力限制的法治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内在理路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权力治理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突破口,以权力之善引领国家善治,重构了权力道德生态,有力夯实了党的权力合法性基础。党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内在理路主要表现为:一是以约束权力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实践主题,通过规制与训导权力,让权力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以权力自觉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行动路径,着力调动我国各级权力主体的政治能动性,积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以实现国家善治;三是以权力之善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价值目标,有效规范权力的运行路径,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道德旨趣;四是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政治实践基础,努力调适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消除权力异化产生的根源。     

社会权利优先的中国政治发展选择

国家建设的前提是国家权力如何"立"得住的问题,而在解决了国家权力之后,公民权利便提上议事日程,因为现代国家存在的目的不是其自身,而是为了实现人民的种种权利。在新中国,按理想的类型划分,如果前30年主要解决的是国家权力问题,改革开放30年则是公民的经济权利。而在当下,中国政治发展的优先选择则是以社会保障为主的公民的社会权利。当社会权利基本完成以后,难以回避的问题将主要是公民的政治权利问题。而只有好的法治体系才能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因此本文强烈呼唤"法治民主"。     

领导权：基于中国实践的权力类型学研究

领导权是现代政党拥有的一种权力，中国共产党将其发展到相对完备的状态，党章和宪法均明文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权。经由内在视角分析可见，领导权之正当性在于理论、政治、道德先进性，并以此发挥领导作用，故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性-领导型政党。基于对先进性的自觉和保持，领导权有如下性质：自我构建性、创生性、高度自主性、集体性、全方位性、自适应性，责任性、高水平公共性、发展取向、进步主义、“高级性”、自我反思性。领导权的功能包括：辨识、确定人民和国家前行的方向与道路、做出战略性决策，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教化，发现、培育、任命干部，组织和动员，自由创设制度，整合多元的社会与国家权力等。经由领导权，群众“成为”当家作主的人民。     

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地方服务型政府在国家建设中的政治准则

构建地方服务型政府在根本上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密切相关，需要在国家、政党和民众的关系结构中去定位自身。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关键是寻求地方政府的权责统一，即是在有效规制地方政府权力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能效，以此实现民众的利益诉求，履行政府的责任。政府权力的规范并不简单地以构建有限政府为最终目标，对于政府权力规范的目的是为了更充分地开发政府的能效，并保证政府能效发挥最终的合理性；政府的责任则是现实中的具体责任，法律意义上的责任与抽象理念上的责任的协调，不同层面的责任及其相互关系决定了政府责任的最终定位。     

汉斯·摩根索权力与道德观：思想来源、理论框架与指导原则

权力或国家利益与道德的关系是汉斯·摩根索研究的重点。基于世界的利益冲突性与对抗性的理论前提,立足于以生存与延续为基本、权力欲占支配地位、兼具多元且理性特点的人性的分析,争夺权力成为国际政治的必然。为使国家与世界不致在权力斗争中走向毁灭,限制权力、求取和平便成为永恒的主题。限制权力的两条路径分别指向权力与道德的双重维度,权力路径的意涵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即权力均衡;道德路径的意涵是以道德制约权力,包含国际道德、世界舆论和国际法。这两条限制权力的实现路径均指向权力与道德的关系,而支配权力与道德关系的三大原则分别是理性、审慎与节制。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检察司法责任制

中国特色检察制度在国家治理中居于重要地位,检察权的多元属性与审判权的差异导致检察司法责任制的殊异性。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检察司法责任制应符合现实国情和司法规律,以司法权合理配置和独立行使为前提,通过制定权力清单来明晰检察机关各权力主体的权责范围,并通过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实现对检察权行使的有效监督。为保障检察官独立行使权力,还应着力保障检察官权力,增进检察官权益,建立健全司法责任豁免制度。     

行政决策问责规制研究

行政决策的现状是失误多影响大,行政决策主体承担决策责任的少,行政决策无明确责任。其原因有行政决策未型式化,行政决策与责任不对应,问责困难等权力运行机制多方面因素。法治国家中一般行政决策权力分散行使,监督公开而全面。规范行政决策问责的对策是加强行政问责研究,借鉴法治国家中决策权力行使及监督经验,完善岗位问责、细化行政问责、加强其它配套问责方式,以规范行政决策行为。     

论公共权力保护

公共权力保护是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公共权力除了具有支配、强制、控制力量外,还具有稀缺性、多功能性、自蚀性和易流失性等特点。公共权力保护不能依靠其持有者而应由其主体来进行,这个主体就是国家和人民,这是由公共权力的中央性和人民性决定的。以权力、道德、制度、民主保护公共权力是必要的路径选择。     

执法权若干理论问题探究--兼对当前广义执法概念的质疑

执法权是任何国家最基本、最具活力的一项权力,它在国家权力配置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执法权科学配置与否直接与国家的兴衰、国家的法治建设水平息息相关.在我国,关于执法权的法律特性、执法权的产生与发展演变、执法权的不同设置模式等重要理论问题急需从法理学的视角进行深入探讨,以便为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执法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用权利制约权力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运用权利制约权力。探究运用权利制约权力的重要性、规律性及路径,对推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与政治改革、提高国家治理效率极具重要意义。     

权力监督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应当在于权力文明,在于不断提升权力的社会性与公共性,其揭示了权力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主线功能。然而,政治生活的内在机制,尤其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造成的理念意识,往往导致权力运行背离应有的功能与属性,严重阻碍国家治理能力之提升,权力也因此在国家与社会的此消彼长中受到日益普遍的监督。为此,权力监督应当重视体制内外两种主体的优势互补,追求依法监督与以德监督的合体,实现从功利性监督到道义性监督的跃升,进而以规范的监督实践提升公民素质,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