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宪成对王阳明心学知行观的批判和发展

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说是传统理学知行观认识的最高峰。顾宪成在批判知行合一说的过程中提出了"行在知前"的新知行观,"反之于实"是其核心命题,集中反映了顾宪成对阳明心学知行合一观的批判和对实践行为的提倡。     

“知行合一”思想的内涵及现实意义

"知"与"行"是我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一对重要范畴。王阳明的知行观揭示了"知"与"行"之间的联系,本文主要对"知行合一"思想进行探讨和分析,在梳理"知行合一"思想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形成背景和主要内容进行阐述和分析,最终从历史影响、社会意义和方法指引探究其现实意义。     

《实践论》的知行观之我见

知行关系问题,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在中国认识论史上经历了两千年的发展,但是,在《实践论》诞生之前,却始终没有得到科学的解决。纵观中国认识论发展史,大约在先秦之际,就开始流行着“知之非艰,行之唯艰”的朴素知行观。孔子第一个探讨了知与行的问题,并提出“圣人”“生而知之”和“后人”“学而知之”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荀子反对圣人生而知之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行”高于“知”、重于“知”的观点。他认为:“闻之”、“见之”、“知之”、“行之”之中,“行”最为重要;主张“学至于行之而止矣”。两汉之际,董仲舒从神学唯心主义立场出发,主张“知先规而后为     

略论“知信行”模式在大学生党史教育中的运用

"知信行"模式是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外化等规律具有想通之处的行为干预理论。为了增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要内容之一的大学生党史教育的科学性与实效性,可以在大学生党史教育中借鉴运用"知信行"模式,通过调整充实党史教育内容、改进完善党史教育方法、激发学生理性认同与情感共鸣,提高学生党史理论思维和实践能力等途径,促使大学生党史学习实现从知到信、由信入行的转化,以此解决当前大学生党史教育中存在的知行脱节、知行不一等问题。     

从知行观角度看杜威对确定性的寻求

传统哲学分裂了知与行,只强调知的尊贵、却轻视行的重要性,约翰·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熟知哲学史的杜威为给哲学一个新的角色把目光投向了知与行之间的接缝处。在《确定性的寻求》一书中他把传统的知识即理性与被传统哲学贬低的行动结合起来,提出人的本性不在于先验性和固定性,而应在于主观能动性。他的这种对于知行关系创造性的见解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知行关系的角度浅析杜威对确定性的寻求。     

论德育的知行统一

道德被马克思称之为“实践精神”,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如果道德不能进入人的实践领域,化为人的具体实践,它的价值和意义就无从谈起。基于道德的这个属性,如果德育不能实现“知”与“行”的互动,仅仅是停留在让受教育者知德的水平上,那么毋庸置疑,德育的最终产品将会是一群有道德知识而无实际道德品质的人,德育的价值和意义也将无从谈起。德育贵在知行统一,只有将道德贯彻到人们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去,德育的价值才能够充分实现。然而,当前道德生活中存在的种种知行脱节的现象,却不得不让我们对德育中的几个问题予以新的审视。“知”与…     

孔子教育思想对现代高校课堂教学改革的启示

孔子是我国传统社会"私学"教育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教育过程中,孔子对教师观、学生观、师生观及知行观等诸多领域都有所思考,形成了丰富的教育思想。这些教育思想既对传统社会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对现代高校课堂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迪。     

思修与法律基础课中体现知行合一教学模式研究

知与行即认识与实践,两者既对立又互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高职思修与法律基础课中体现知行合一,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打破思修与法律基础课中知行不平衡的障碍,是当今时代的需要,也是提升高职思修与法律基础课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重点研究高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知行合一的教学模式改革,使知与行贯能穿于教学的始终。     

中西启蒙"自由"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同与异--以李贽的"童心论"为范本

中国明末启蒙思潮的"自由"观与西方早期启蒙运动的"自由"观一样,都因农业文明转型为工业文明的时代性要求而将源头上的价值系于"个性自由".但由于文化类型与历史境遇的殊异,双方也表现出不同的心路逻辑.西方人文主义者认个性自由为一种"权利",因而提出了以"理性"界定权利,以构建现代制度保证权利的实践途径.而中国明末的启蒙思想视个性自由为"新道德境界",据此要求人们首先转换传统伦理视角,肯认个性自由的合德性;进而提高思想境界,成为个性自由的实践者;最后寄希望在未来的"大同"社会解决全部问题.     

对《论语》中“行”的析读——基于立教、立德、切己三个层面

"行"作为"道"的一个同源字进入古代的文本中由来已久,然却没有像"道"一样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被古代诸家论及,而是一直依附在"知行"这对范畴中被考察。不再仅仅从"知行"的角度而是从立教、立德、切己三个层面对《论语》中的"行"进行梳理并层层深入进行析读,从而了解"行"在《论语》以及儒学中的独特维度。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视域探悉

知行观历来都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焦点话题。对于儒家哲学而言,知行问题更多地表现为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探究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理论视域,可知其是在批判继承宋儒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自身的实践体悟为依据,以补偏救弊为宗旨,开创性地提出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认为,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真知即是行,意即行之始,知行合一乃圣学功夫。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对前人在探讨知行关系时的理论视域方面实现了超越性的突破,但同时也暴露了其唯心主义本体论和忽视间接经验的理论局限。     

基于“知行观”的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

当前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存在一些问题,在此基础上,探索以"知行观"引领研究生开展社会实践的路径如下:树立社会实践与专业实践相结合的理念;完善考评和经费投入体系;建立并拓展实践基地,重视研究生导师的主导作用;发挥校友会在社会实践中的协助作用;对研究生社会实践进行针对性培训。     

论王船山的知行统一观对毛泽东实践论的影响

王船山的知行统一观是中国哲学史上认识论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对中国近代知行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探讨其对毛泽东实践论的理论建构的影响以及其在中国革命实践和建设中的具体运用的影响,这对于弘扬传统文化,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得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当代发展彰显了其三个方面的内在理论逻辑:树立科学时代观,坚持"大时代化"与"小时代化"结合;树立理论与实践结合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实践时代化的统一;树立与时俱进观,坚持时代精神和时代语境的统一。正是这三重逻辑的内在统一,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的正义观:超越古典与启蒙的真理探寻北大核心CSSCISSCI

马克思的正义观始终都处于以启蒙主义为分际的政治思想史论辩焦点之中。马克思的正义观由于其显著的由哲学走向实践、由观念走向现实的特点,或是与古典政治传统相冲突,或是受到了启蒙以降的政治理念的诘难。但是,马克思的正义观的科学性正是在于对政治伦理的总体性批判。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古今政治伦理的客观基础,通过扬弃启蒙主义话语所构成的划分古今的符号界限,将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呈现为理解正义与权利的哲学视角。马克思的正义观的革命性在于超越了古今之辩的历史观。马克思的正义观不再是对永恒的正义理念的追求,而是对真实的政治程序所再现的价值诉求的研判,其主体是创造历史的人民,其方向是人与生产力的解放。     

中国文化中的“道”(上)

道的原初含义之一是道路,道路又可以引申为行走的意思,所谓道,行之而成。道又有言说之意,并体现为真理。与之相联系,道的追寻内在地包含言和行、知和行的关系。无论是言说,抑或真理,都有如何具体落实和践行的问题。道所内含的如上含义,同时也规定了理想人格的存在方式:人格的培养和发展过程,总是内在地指向知和行、言和行的统一。言行一致、知行统一,这是中国文化所反复强调的,这种观念同时也是为道的题中之义。     

生成逻辑、本质审定、价值意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生态思想的三维解读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构筑了一幅自然界辩证发展的图景,形成了辩证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进一步完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内涵。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思想遵循了内生性与外需性的生成逻辑;深刻阐释了人与自然关系、科技二重性、制度异化弊端的生态本质;彰显了其自然观、科技观、生态观等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独特价值意蕴,揭示出在当下这个需要辩证法而且正在不断升华其思想内涵的时代,《自然辩证法》有其不可取代的理论意义及现实价值。     

民众政治秩序观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我国C省居民的抽样调查

文章运用政治社会化理论,解释影响民众政治秩序观的主要因素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在"经济—社会地位"模型中,个人经济地位与受教育程度有助于形塑民众自由、开放的政治秩序观,而生活满意度则使民众对政治秩序的价值取向趋于保守。在"政治境遇与实践"模型中,政治身份和地位使民众的政治秩序观趋于封闭、保守;维权抗争经历对民众的价值支持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更值得重视的是,民众的政治秩序观在很大程度上受"闹事逻辑"的影响,认同"闹事逻辑"的民众在价值认知上较保守,但其价值支持却更自由、开放。进一步的心理机制分析显示,民众秩序观的价值支持不仅受价值认知的驱动,还受家长权威意识尤其是"闹事逻辑"等心理动因的影响。     

中国文化中的“道”（上）

“道”的原初含义之一是“道路”，道路又可以引申为行走的意思，所谓“道，行之而成”。道又有言说之意，并体现为真理。与之相联系，道的追寻内在地包含言和行、知和行的关系。无论是言说，抑或真理，都有如何具体落实和践行的问题。道所内含的如上含义，同时也规定了理想人格的存在方式：人格的培养和发展过程，总是内在地指向知和行、言和行的统一。言行一致、知行统一，这是中国文化所反复强调的，这种观念同时也是“为道”的题中之义。     

新时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价值理念与战略开发

中国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民族姿态、国家竞争方式与人的存在方式的全面改变,这些改变需要从文化上进行分析。新时代中国政治文化将对经济文化产生重要的制动作用。因此,新时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价值理念需要确立生命—人本观、政治工具观与人人幸福观,在战略开发上应该在提升民族政治视野和国家政治胸怀、构建知行并重的实践理性精神与打造多元的道德规范体系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