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实行“一肩挑”的思考

当前，各地在新一届村“两委”换届选举中积极推行的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模式，从制度创新的角度，较好地实现了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村民自治的有机统一，对有效解决村“两委”之间的矛盾、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加快农村基层民主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村民自治结构的政治学分析

村民自治结构是指各治理主体在各自权力、职责范围基础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主要有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两种表现形态。内部结构是指由现有制度体系规定的村庄内部各治理主体的法律地位、相互之间关系以及各自的行为模式。但在基层国家权力的作用影响下，村民自治表现出了比制度规定的理想状态更为复杂多变的关系，各治理主体之间产生了许多冲突和矛盾（如两委关系失调和乡村关系紧张），形成了村民自治的外部结构。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过程中，外部结构与内部结构交叉重合，形成了村民自治的现实结构：一方面，乡镇党委通过对村党支部的领导关系以及村党支部对村委会的领导地位取得了对村委会的领导权；另一方面，乡镇党委又通遍对乡镇政府的领导关系以及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指导关系实现了对村委会的实际管理。这表明，村民自治并未使得国家权力从乡村社会退出，而是继续保持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承认这一现实是提高村民自治绩效的基本前提。本文旨在从政治学的角度对村民自治结构作一梳理分析，这对于我们清楚认识村民自治的现实，明确并理顺村民自治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走向复合治理:农村民间组织发展与乡村治理变革——基于四川仪陇燎原村的研究

农村民间组织的兴起是近年来的显著现象。农村民间组织主要有政治层面的自治组织、经济性组织、社群性组织、社会服务性组织等类型。它们通过提供经济服务、技术支持、文化娱乐、社会福利等形式,在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村民利益表达和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农村民间组织与基层政府、村"两委"以及村民,共同构成了村治的参与主体。这些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和良性互动,将引发乡村社会治理的变革,使之走向一种复合治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良好治理。     

论新时期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贿选"、监督乏力、决策不民主、村务公开不到位、"两委"关系和乡村关系不够和谐是目前我国农村村民自治中的主要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相关制度特别是操作性和保障性制度机制供给不足,利益多元化特别是"三元"利益博弈激烈,以及背离现代民主理念的传统习惯、文化风俗和家族观念厚重等。完善和发展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必须抓住全面深化改革的机遇,通过建立健全村民公民意识培育机制、科学界定乡村权力边界、划分"两委"职能、推进村务公开和村务监督立法等制度创新,构建科学有效的村民自治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村党组织与村委会的矛盾及出路

实行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创造,对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政治结构、政治关系的调整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村民自治在中国大地上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因而随着其在农村的不断深入发展,许多新矛盾、新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显现,特别是村党组织和村委会——“两委”的矛盾已成为村民自治的难题。作为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权力结构从党支部的一元权力结构转向党政并存的二元权力结构的产物,村“两委”矛盾问题的解决,根本出路还在于制度的规范化和具体化。     

行政助力自治:对村干部“流官化”现象的一种解释

“流官化”是指村干部不再局限于由本村村民担任,而是由同一镇域内的镇村两级干部实行跨村、跨层级任职,乡村社会基础变迁背景下村干部自生秩序的断裂是“流官化”生成的内因。基层治理转型对村干部提出的专业化、技术化要求,加速其类型更替。“流官化”以行政供给村级治理主体的方式,填补了农村治理真空,重塑了正式激励机制,激发了村干部的治村动力,适应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其实质为行政助力下的自治。在当前阶段,村民自治应结合新的时代形势作出相应调适;强化乡村治理中的国家责任,依据村社自主性程度,合理调整助力方式;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村庄自主性能力。     

从实体到程序:理顺村“两委会”关系的新向度

村“两委会”关系研究与实践中存在着一些误区,其原因在于没有解决好党的建设实践与党的建设目的的关系;长时期党组织一元化领导所形成的“路径依赖”以及制度建设方面“重实体、轻程序”的思维方式。理顺村“两委会”关系的目的在于推进村民自治,要从运行机制上理顺村“两委会”的关系,并找准切入点把村党组织纳入村民自治的系统中。     

城乡融合背景下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治理的实现机制——基于制度与生活视角的个案考察

随着城乡融合不断推进，如何提升乡村公共治理的有效性、助力乡村振兴成为热议的话题。在当前乡村公共治理的地方实践中出现了新乡贤积极参与乡村公共治理的新路径。目前，学界主要基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展开分析，但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从制度与生活的视角通过对正式制度与日常生活之间复杂互动过程的细致描述，能为理解我国当前乡村公共治理实践提供有益的补充。文章基于制度与生活的视角，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恩城乡那望屯的实践案例，对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治理的实现机制展开分析与研究，发现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治理经历了制度的运行化、制度的生活化、生活的制度化等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新乡贤拓展了政府与村民直接沟通的渠道，打通了日常实践经验向正式制度流动的通道，为生活的制度化提供了重要支持。     

协调机制的重构:“乡政村治”治理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乡政村治”治理格局和模武既保证了国家赋予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有效运行,又为基层社会提供了新的稳定秩序.但在新形势下,“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镇机构内部、村庄场域内部、乡村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一些不足.从乡村社会实际出发,重构乡村关系协调机制是“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选好配强村、社区“两委”班子 巩固党在城乡基层的执政基础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基层党组织班子建设是关键环节。从去年9月到今年6月，惠州市委集中力量抓好村、社区“两委”班子换届选举工作。截止6月25日，全市有选举任务的1040个村、196个社区全部完成了“两委”换届选举任务。其中，村“两委”成员交叉任职率达到80．7％，书记、主任“一肩挑”比例为73．4％。社区“两委”成员交叉任职率达88．5％；社区书记、主任“一肩挑”比例为88．2％。村、社区都配备了女干部。新一届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的年龄和文化结构都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惠州市村、     

新时代下我国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探究

作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我国的农村社会组织一直处于发展较为薄弱的阶段。进一步发展农村社会组织,乡村治理既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乡村治理能力的关键,更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为此,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本文着重分析了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并从减少行政干预、健全法律机制、提升专业能力三个方面给出了具体建议,从而进一步发展壮大农村社会组织。     

由“散”到“聚”:乡村善治的逻辑——基于乡村社会内生秩序和外生秩序的比较分析北大核心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善治的根本目标是构建良好的乡村秩序。治理主体与村民、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是乡村社会中两对核心关系,构成乡村社会的外生秩序和内生秩序,而影响两种秩序的关键要素分别是治理主体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村民的共同价值根基。基于关系学视角,按照乡村治理“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中心要求,乡村善治的逻辑即是实现乡村社会两种秩序由“散”到“聚”。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从乡村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和共同价值根基的强弱水平进行分析,根据内生秩序和外生秩序的“聚”“散”状态进行交叉组合,可以针对我国村庄内外皆“聚”、内“聚”外“散”、内“散”外“聚”和内外皆“散”四大类型给出治理思路,从而为我国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事业发展提供参考。     

论村民委员会作为乡村社会维权性组织的可能与路径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权益问题，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应成为维护乡村社会权益的组织依托；当前在我国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乡村自治性组织的维权性功能存在着缺位、错位和异化的现象，这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着力构建以保障农民权益为根本的乡村治理新机制，推进乡村自治组织的社会性复归；通过政治环境的发展、制度机制的重构、文化观念的培育，挖掘和塑造村民自治性组织作为村民群众维权性组织的组织资源和实践能力。     

论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基于鲁中东村的实地调研

本文以鲁中东村为例,分析了乡村治理中国家权力的见缝插针、国家政策地方规约化以及地方对国家力量援引的运作规则与机制,将国家权力嵌入在村庄的社会结构、关系与规范之中,即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它既加强了国家在农村中的权力,同时也维持与强化了地方性结构与规范,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国家与农民的有效对接,最终实现国家政策的有效执行和地方秩序的稳定。随着国家能力与乡村社会性质发生双重的转变,当前基层政权的治理机制需要从消极的简约治理、单向度的制度建设中转入积极的嵌入式治理。尤其可以借国家政权从汲取型向输入型的转变契机,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进一步提升为国家的治理能力,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     

“乡政村治”治理架构的优化探析

新时期中国“乡政村治”体制是国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封农民个人权利承认和保护的制度性承诺，是一种基于市场、民主和法制理念的新的行政管理结构和乡村治理方式，它标志着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的相对分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的重新确定，对国家民主建设意义也特别重大。但从实践层面上看，“乡政村治”运行中也暴露了不少矛盾与问题，调整和完善农村治理架构显得刻不容缓。因此，本文着重分析“乡政村治”治理架构下的体制缺憾与运行中存在的偏差，并提出制度完善与体制优化的建议。     

参与式发展的路径比较：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反思——基于广东省G市L村的案例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如何让乡村振兴落地成为重要议题。参与式发展理念强调被发展者的主体地位，乡村振兴有必要重申参与式发展。基于对广东省G市L村两家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发展的比较研究发现，乡村振兴中存在两种类型的参与式发展模式，即“社会经济参与模式”“市场经济内生型参与模式”。两种参与方式虽然都强调发挥村民积极性与本地社区优势，但在价值选择、工作方法、工作策略、行动主体、社区影响等五个方面有显著差异，更是产生了难以评判的实践效果。因此，乡村振兴需要秉承参与式发展核心的赋权观念，但同时要超越其局限，形成官民共治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农村社区自组织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积极公民是实现乡村振兴可持续的有效途径。     

社会资本：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创新——以汕头市C村为例

随着税费改革的完成，农村追入後农业税收时代。大多数乡镇基层政府陷入“财空、责大、权小”的治理困境，其提供公共服务能力追一步弱化。因此，如何克服国家制度的有限性，发挥体制外精英提供公共服务的积极性，成了我们研究的课题。汕头市C村农村公共服务的成功做法一政府与社会力量借助社会资本合作互动，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对其他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提升具有借鉴意义。     

乡村社会的风险防范与治理探微——基于对湖南省四个村庄的考察

防范乡村社会风险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通过对湖南省四个村庄进行实地研究,窥得其主要风险直接表现在村庄治理、集体经济与事业发展、人居环境改进和村民安全感等方面。研究发现样本乡村治理的社会风险源于村庄空心化造成的人才资源匮乏,外部环境发展形成的对传统管理模式的挑战,村民公共事务参与不足加大治理的难度,以及对村干部监督约束的不充分。防范乡村社会的主要风险,优化乡村社会治理,应致力于完善精英人才回流和保持机制、形成村级集体经济和事业促进机制、优化党委领导下的乡村治理工作机制、建立顺应时代发展的镇村干部能力提升机制和筑牢涵盖村干部的纪检监督机制。     

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系统思考

提升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是一项涉及到理念、制度和结构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改变传统的对立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先进的"强国家-强社会"互强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理念来指导乡村治理;改进和完善国家法律法规、省级地方法规、各级地方性执法规定以及村级规约,提高相关制度设计的质量和水平;优化乡村治理的结构,主要着眼点在于规范两委关系、乡村关系,提高村委会选举的质量,拓展村民代表会议的功能等.     

城乡协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新思路

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且开始实施。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诸如乡村社会分层加剧、乡村基层组织冲突加剧、精英分子流失、乡村文化流失等问题将逐日呈现,而传统"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难以再维持治理的高绩效。协同治理模式是克服"乡政村治"模式弊端,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重要模式。在新型城镇的进程中,协同治理要遵循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发挥城乡各自资源优势,通过城市和农村之间、工商业和农业之间、市民和农民的协同发展实现乡村治理之善治目标。为此,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互助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相互支持;形成城乡基层组织整合机制,促进城乡组织相互合作;形成城乡制度互融机制,促进城乡制度相互融合;形成城乡文化的"互哺"机制,实现城乡文化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