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伪造技术的国家安全风险及其全球治理

国家安全风险成为深度伪造技术的焦点议题。从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维度看,深度伪造技术存在着政治安全风险、经济安全风险、网络安全风险和国民安全风险等风险样态。从人—机器—环境维度探讨,国家安全风险产生的原因具体包括深度伪造技术使用的平民化、技术参与主体责任缺位、互联网助长虚假信息的传播、既有伦理法律的约束困难。立足于国家安全风险的生成,通过凝聚深度伪造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探索负责任的政府规制体系、发挥跨国公司对技术治理的原发性优势、引导全球公民社会参与治理的全过程,实现深度伪造技术的全球治理。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政治安全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政治安全之间具有深层关系。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可以在根本上解决国家政治安全所遭遇的困境与难题;另一方面,国家政治安全又是推进和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中国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国家治理的功能类型及能力方面与现代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国家治理在民主与科学方面还难以充分满足社会发展及公众期待;国家治理过程及结果在公平系数和正义刻度上还与民众需求有一定距离。全面深化改革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根本举措,要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作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服务的均衡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走上法治化轨道。     

国家安全的总体性能力：现实逻辑与分析框架

随着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安全威胁呈现出主体的广泛性、演化的非线性和空间的跨域性等特征。由于以专业化分工和程序主义为基础的科层制已难以适应风险社会的跨界治理要求，因此网络结构成为当前应对风险复合化、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样态。通过对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检视发现，整合与协同是提升国家安全总体性能力的两大逻辑，制度能力、总成能力和协同能力是实现国家安全整体性治理的能力基础。研究认为，国家应建构以整合逻辑为导向的治理结构，在制度体系、运作机制和操作性规范等三个层次提供制度性支撑；依靠权威推动和治理技术，实现政府体系的整体性协调；综合运用安全意识提升、信息沟通、知识共享和优势互补策略，实现国家与社会在安全领域的有效合作。     

提升政府治理算法决策公平性的机制与路径

随着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融合的不断加深，政府决策开始走向智能化和算法化。从具体实践来看，政府治理算法决策面临公平性困境——程序公平受到冲击和结果公平有所偏差，这主要源于使用者或提供者自身价值观偏误、基础数据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有限以及算法程序自我迭代优化的技术逻辑影响等。为此，需要聚焦于价值、制度和组织等三个层面，搭建政府治理算法决策公平性的实现机制。同时，必须坚持“软硬并进”路径，一方面以正确的价值导向引领算法在政府治理领域的开发和布局，使算法的决策输出不偏离公平正义的价值轨道；另一方面，不断完善政府治理算法决策的制度环境，打造适配政府治理算法决策的组织系统。     

算法传播批判——网络空间治理中的自由与秩序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宽和深度的持续推进,算法日益成为影响当今信息传播机制的基础性规则之一。依托传播技术的迭代更新,尼葛洛庞帝笔下"我的日报"从预言变为现实,并逐渐发展成为算法传播的全新样态。算法与生产生活的紧密结合在开辟网络空间这一国家治理新疆域的同时,也引申出网络空间治理的新课题。实践中,算法传播的内在缺陷及其应用失当带来了价值负荷、信息窄化、共识衰退等多重治理困境。为消减由被过分强化了的个人兴趣所产生的"信息茧房"效应,应以优化算法设计、寻求多元共治合力和现有法律框架网络化调适等为突破口,探寻合理有效的治理方案,以技术造福人类。     

算法推荐意识形态属性的生成逻辑、风险及治理

算法推荐正在超越人工智能的技术范式,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新兴权力,这一权力形态在资本逻辑加持下,已经开始扮演起意识形态的角色。算法推荐的意识形态属性不断僭越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识生成、认同建构、价值凝聚和议题设置,以致造成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功能或被遮蔽的风险。规避算法推荐的意识形态风险,需要推动政府、平台、算法、公众、媒体等多元治理主体在社会主体层面、算法技术层面、意识形态层面的共管共治,形成协同治理的局面。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智慧侦查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智慧侦查,其功能定位为:主动识别风险和积极防控犯罪,为社会公共安全提供保障;深度参与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为社会综合治理提供支撑;完善立法和促进司法效率提升,为国家安全整体法治化提供支持。其体系架构为:智慧侦查业务架构的优化再造,智慧侦查数据架构的关联交互,智慧侦查应用架构的智能增效。其行动逻辑为:以深度应用信息技术维护总体国家安全,以充分发挥侦查智慧维护总体国家安全,以创新司法方式维护国家总体安全。     

人工智能犯罪的可归责主体探究

人工智能犯罪在生成机理和内在逻辑上只能是人工智能"算法安全犯罪"。基于人工智能犯罪中人工智能算法安全的相对自主性与绝对客体性的犯罪机理,人工智能犯罪仅能归责于作为保证人的"自然人-法人"责任论。人工智能犯罪中"人心人性"的刑法常识观,应当确认人工智能犯罪的可归责主体,只能是作为算法安全社会关系主体的"自然人-法人"二元主体。为妥当解决人工智能犯罪的归责原理和实践问题,应当在坚守人工智能犯罪"自然人-法人"二元主体模式的基础上修改完善刑法立法。     

人工智能时代政府治理的挑战与回应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的崛起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公共部门管理领域,人工智能不仅改善了政府治理要素和政府治理结构,而且降低了政府治理成本和提升了政府治理效能,对于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革命性意义,但是人工智能也给政府治理带来一些问题,对已"格式化"的治理技术、行政伦理、科层法治和社会安全构成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从"科技挑战"和"人文回应"两个断面与四个角度来正确理解和认真对待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治理。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治理,在治理技术方面,面临工具魅惑和算法魅惑,需要进行理性回应;在行政伦理方面,面临人性冲突和道德冲突,需要进行价值回应;在科层法治方面,面临关系失范和行为失范,需要进行规制回应;在社会安全方面,面临生产异化和生活异化,需要进行责任回应。总之,完美释放"人工智能+政府治理"的效能,需要在科技应用与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平衡并作出有效回应。     

塑造国家安全态势研究:基于模型的阐释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国家安全作为专章进行部署,并在五个统筹中进一步突出了“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重要地位。按照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和“新安全格局”的要求,塑造国家安全态势强调全主体应对、全领域治理、全过程协同,其运转模型可以建构为“规划制定—机制融合—动态管理—完善规划”的闭环结构及国家安全与国家治理体系机制深度融合的“嵌入”结构,具有前置化统筹、规范化嵌入、动态化监测、基础化调节四个特性。尽管这一模型理论层面上具有优势,但应用层面却因现有体制局限极易陷入实践困境,须立足于落实国家安全责任制、优化考评体系、完善多元共治、加强人才培育等方面综合施策,消解其应用层面的实践困境。     

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家责任与国家治理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治理是主权国家必须担负的政治责任和时代使命,也是必须履行的政治义务,它体现着主权国家的现代治理能力。事实上,在网络化、信息化、技术化和全球化时代,网络空间国家政治安全已经发生了很多不同于物理时空环境中的变化。这是建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观以及国家治理责任的根本前提。在此前提下,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观以及国家治理责任的建构,还需要以网络空间中技术环境、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结构与配置、各政治主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以及心理认知等为核心要素。因此,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家治理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即在物理层面上,国家对于网络和通讯通信基础设施的保障和创新;在治理层面上,国家应从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制度化能力、控制能力和控制智慧、国家认同与国家合法性以及治理体系建构能力等方面理性、科学、协同地维护和捍卫网络空间政治安全。     

把党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个研究视角

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把党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从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到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显示了党的建设发展思路的战略演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国家治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既体现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制度建设的关系,又体现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与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排下,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与全面领导是连在一起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具有不可分离的理论和实践逻辑。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既有区别又相联系,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有其内在的机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展示了“中国之治”在人类历史上世所罕见的国家成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部署,为党领导人民再创“中国之治”新辉煌提供了实践指南。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态势的变化向度与应对策略——深刻领会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安全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

意识形态领域是政治安全的前沿阵地,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全局,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意识形态安全形势在与国际形势和社会转型的链接中不断发展变动,当前,我国发展进入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态势发生深刻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审视治国理政全局,科学标识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定位,深刻洞察意识形态安全态势的变化向度和未来走向,为新形势下进一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实践遵循。新时代,应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积极探索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着力点,构建牢固的意识形态安全防线,从而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北京市居民安全感研究

本从社会治安评价和小区治安评价两个方面，围绕北京市居民对社会治安状况的主观感受与评价这一主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本发现，居民对于公共安全的评价与对小区治安的评价，两高度相关；警察可见度、警察工作效率和警民关系，是影响居民安全感的重要因素。本提出了社区警务与统一的公共安全体系协同建设，以及加强社区建设的对策。     

Comparative Social Security: The Challenge of Evaluation

There has been dramatic global expansion in the national provision of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is has provided very fertile ground for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and systems over the last forty-five years. Most comparative studies, however, have, been content to describe and compare strategies, programs, institutions and values at the multinational or regional levels. There has been considerable reluctance either to engage in global studies or to embark on comparative-evaluative studies. This paper seeks to fill this gap by providing a framework for an evaluation methodology that permits the global ranking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and programs.     

农村低保：新式乡村治理手段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旨在保障农村贫困群众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它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和维护社会公正,然而这项重要制度却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转换成为乡村干部对乡村秩序进行规范与整合的治理手段。     

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的探索历程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在中国还是空白,涉及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研究成果少之又少,把国家安全作为自己专门研究对象的专业人员几乎没有。经过10多年的探索,国家安全学学科在我国已经初露端倪,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美国信息安全最新发展综述

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以来出台了一系列网络安全战略,使之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国家层面的战略计划、法律法规也相继出炉,体现了美国将迎来信息安全政策的重大调整。近两年以来美国的信息安全战略部署和信息安全立法动向,为我国的信息安全战略调整提出了几点借鉴的启示,即我国应加快制定信息安全立法规划,加强对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保护和明确国家在发生重大安全事件时可以对网络进行管制。     

Promoting Data Protection Standards through Contracts: The Case of the Data Security Council of India

Data protection has emerged as a major corporate and government concern worldwide. The focus is on secure handling of data so as to ensure privacy of customer data and security of corporate data. Privacy and security laws in countries are not harmonized; compliance regulations are different too. As the global hub of outsourcing, India is faced with a challenge of demonstrating compliance with varying compliance regulations in countries. The Data Security Council of India (DSCI) considers the Best Practices Approach as a practical and realistic way to enhance adherence to data security and privacy standards, and to enable a service provider to demonstrate compliance. Getting these standards recognized through contracts can promote data protection. An industry association can act as a third party self‐regulatory organization to promote these standards and enforce them among its members through certification or privacy seals, thereby helping implement data protection in international data flows.     

情境预防视阈下首都社区安全治理——基于北京市23个社区的调查分析

情境预防理论表明首都社区安全治理绝不能仅依赖警察为主体的国家强制力,而应通过社区情境的优化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社区治理效果。基于对北京市23个社区的调查分析,发现社区物理环境显著影响着社区安全度,楼房社区-自住平房-公寓-出租平房形成自高至低的社区安全梯度,因此情境预防应融入社区物理环境的规划-设计-建设-维护流程。另外,社区社会情境同样显著影响着社区安全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与社区警务机制作为安全网络的双重支柱,应由压力型体制下单向执行转向双向互动网络,而基于互联网与物联网的社区大数据平台应构成社区神经系统与实时自动监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