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赋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基于"智慧城管"的实证分析

新技术革命是当代政府变革的基础,引发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领域的系统性变革.技术赋能是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重要机理,遵循着从"结构碰撞"到"机制互动"的运行逻辑和从"技术赋能"到"智慧治理"的分析框架.在执行技术塑造中,H省L市的"智慧城管"模式为技术赋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表明,这种重构促进了执法平台的整合、执法力量的下沉、数据治理的优化.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需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统筹系统改革;进一步完善权责清单,厘清职责边界;进一步优化协调机制,加强部门联系;进一步优化执法机构,推进权限下放.     

试论城市基层政权的发展趋势及其设想

将现行城市二级政权设置改为三级政权设置,即将街道作为城市的基层政权。所谓建立街道一级政权,包括在街道设立街道人民代表大会、街道人大常委会和街道政府。这是当前城市政权建设中的一项重大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政权建设自我完善的重要内容和环节,是改革不断深化的必然趋势。其目的是将城市现行市、区过多集中的权力下放一部分给街道,增强街道的活力。这样有利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调动街道积极性,有利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一) 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同时借鉴国外政治体制改革经验。否则,生搬硬套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不顾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国     

从“政权经营者”到“服务供给者”:地方政府行为演进的历史脉络——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的个案分析

文章着眼于从纵向的历时性角度对地方政府行为演进的历史脉络进行探讨,选择顺德区容桂街道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对容桂街道"三来一补"模式、"企业产权"改革、"简政强镇"改革三个阶段的观察与梳理得知,地方政府从"政权经营者"向"服务供给者"的变迁既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困境使然,也是上级政府驱动和下级政府主动的结果。三个阶段的变迁过程具有内在的连续性、系统性与递进性,上一阶段发展困境的出现呼唤下一阶段改革的推进。某种意义上,容桂街道行为演进历程间接地揭示了党中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命题的缘由。     

跨部门协同视角下城市治理长效机制建设研究——以济南市“拆违拆临”为例

跨部门协同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以"整体性政府"为目标,解决政府执法碎片化的有效方式。对于基层违建治理而言,执法资源有限、各执法部门协同不畅、特定时期基层执政者对于法治的选择偏差、政府部门自身违建众多是多年治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而克服这些原因的最高效方式就是集中整治。集中整治是基层完成治理目标的重要方式,是纠正政府违法的重要手段,是集中治理资源冲破执法阻力的重要推力。济南市2017年以来为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拆违拆临",本次行动中各部门协调行动,综合施策,为常规治理奠定了基础性制度环境。而要建设跨部门协同的长效机制还需从立法建立跨部门协同制度、建立决策协同机制实现决策与执行的分离、建立跨部门利益协同机制、建立行政执行的联动机制、建立沟通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制定多部门公共管理事项绩效评估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的实践前沿与发展面向——以浙江省龙港市“市直管社区”改革为例

以组织结构扁平化改革推进高效率行政组织体系建立,是适应数字政府建设与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关键。文章基于扁平化组织理论,以浙江省龙港市“市直管社区”的扁平化改革实践为例,考察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的实践前沿,研究发现,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基层治理“扁平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县域治理体系,推进了县域治理结构、体制、机制、价值等全方位变革,突破了传统科层制政府的局限,具有赋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促进政府组织模式转型的双重作用。尽管龙港市全面取消了乡镇（街道）层级,但依然存在扁平化改革不彻底、机构设置不合理、政府职能定位不清、制度配套不完善等问题。深化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需要坚持数字赋能、多元共治、为民服务与行政赋权等目标导向。     

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有益尝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探索

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相应的政府机构、体制、定位、管理方式也随之而变,政府机构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改革。全国正在积极推行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正是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有力尝试,是实现由多头执法向统一执法的实质性跨越,以达到行政执法法定化、规范化、统一化和专业化。从全国正在试点的城市来看,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机构设置、管理体制、执法范围、法律依据、人员     

网络环境下县级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研究——以广东省肇庆市封开县为例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和发展,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已经产生深刻的变化,而服务型政府的理念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也开始根植于各级政府职能转变的推进过程和做法之中。广东省肇庆市封开县政府近年来在探索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过程中,实施"便民通"、"执法通",推行"两集中两到位"行政服务中心改革,收到良好的社会效应,展现了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无缝隙政府理念。在总结其具有可复制性、放射性、发展性等明显特征的同时,探讨在网络时代如何提升我国县级地方政府对社会的治理能力,更好地服务基层民众。     

从“横向重组”到“纵向分权”:经济发达镇创新地方治理体系的路径——基于容桂“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案例研究

"简政强镇"事权改革不仅是经济发达镇解决政府、市场及社会之间张力的有效出路,而且是优化地方治理体系的有效路径。容桂街道借助"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契机,通过"横向重组"和"纵向分权"两个维度,实现了地方治理体系的创新。通过"横向重组",容桂街道已初步搭建起党政合署办公、决咨委决策与监督及公共服务体系良性运作的新架构;通过"纵向放权",容桂街道以"简政放权"为契机,大力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并让其参与社会管理事务,搭建起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的基本格局。容桂街道创新地方治理体系实践不仅为实现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实现地方治理转型奠定了基础,也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地方性样本。     

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探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和"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的明确要求。这对于实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宏伟目标意义重大。然而,实践中由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理论研究的空乏,致使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仍面临诸多问题,这就需要在遵循必要性、合法性、适度性、参与性和整体性等原则的基础上推进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的进程。     

中国社会财富集中的制度成因及治理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贫富不均,社会财富分布趋于集中逐渐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核心问题。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扭转社会财富集中,是破解经济体制改革困境的重要突破口。近年来,社会财富存在"向城市集中、向发达地区集中、向政府集中、向少数家庭集中、向垄断行业集中和向资本所有者集中"的现象;社会财富过度集中的制度成因是收入分配制度供给质量低、产权制度扭曲、政府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迟滞;财富过度集中的治理应从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收入分配制度的供给质量,改革不合理的产权制度,加快政府改革和社会转型等方面着手,以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晋江“重构”有限政府

将审批、执法、监督与服务权限适当分离,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也是其难点。“这样的牌子全国就这一块”,孙晋展局长指着“晋江市行政执法局”的牌子对记者说,语气中流露出隐隐的自豪。很多地方在政府机构改革中,都扩充了城市管理的权限,有了“城市执法大队”等种种新机构,但明确地将政府所有的行政执法职能都集中到一个机构中,福建晋江还是第一个。     

从中国大城市基层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看城市管理及社会治理(上)——以北京市街道办事处管理体制改革为例

本文通过研究北京城市政府基层管理体制改革,探索中国大城市管理及社会治理之道。研究对象为以街道办事处为主的城市管理系统;研究内容是街道与区政府及其各专业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能、权限的划分,街道内部各机构管理职能的科学界定及整合,街道向上与区政府相关专业管理部门的职能衔接,向下到社区居委会、居民、住区单位、承担公共服务的企业和中介组织以及社团组织、志愿者组织的职能延伸;研究目的是探索如何科学界定城市基层政府的职能,理顺街道与上级政府专业管理部门的关系,理清并整合街道内部各科室的职能,以便为实现社会治理之道搭建制度性平台,为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功能拓展更大的治理空间。     

地方环保局长“夹缝执法”

只要环保执法体制不改革,环保部门的人事权和财权仍过度集中在地方政府手里,环保部门严格执法就是“空中楼阁”安徽省阜阳市一些县区近年相继建立了工业园区,集中建设招商引资项目。《瞭望》新闻周刊获得的一份当地环保部门的统计报告显示,这些工业园区已开工建设的项目,大部分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其中颍泉区有32个在建项目未经环评,界首市有19个在建项目未经环评,颖东区有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深化研究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作为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更关系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当前,各地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主要举措在于增加执法领域、扩大执法权限、整合执法主体、加强基层执法机构建设等方面。但在改革推进中,也出现了执法职能划转不够科学、执法机构整合困难、综合执法体制机制不畅、执法主体承接能力不足等问题。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需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进一步把握政府行政规律,稳步推动相对综合执法,厘清综合执法权力边界,加强综合执法协调机制建设,强化主体建设等。     

两种政府模式下的“放管服”改革比较

从管制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比较视角对"放管服"改革进行分析,有助于澄清"放管服"改革的价值导向和目标要求。以"理念定位—组织安排—方式(工具)选择"为逻辑主线,对管制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两种模式下的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给予理论比较,并运用该比较框架对地方"放管服"改革的实践效果进行诊断。研究结论表明:当前"放管服"改革总体效果较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要求较为一致,但仍存在诸如改革的效率主义取向,重形式轻实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三者不协同等问题,亟须对管制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导向下的"放管服"改革给予理论甄别,明晰"放管服"改革应自觉秉持服务型政府价值导向。亦即,既要以服务型政府引领"放管服"改革的进程,促进减权、清权、确权落到实处,政府事中事后监管得当有力,公共服务能力加速提升,又要以"放管服"改革倒逼服务型政府建设,突破政府自身改革的阻力与困境,着力塑造公民本位、社会本位、市场本位、权利本位的现代政府管理理念。     

论“省管县”体制实施的困境与障碍及其消解

"省管县"业已成为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大势所趋。然而,现有的理论研究多以克服市管县体制的弊端作为出发点和视角,鲜有对"省管县"体制实施的障碍进行研究,因而缺乏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为了使我国的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从而陷入"省管县——地(市)管县——省管县——地(市)管县"的怪圈循环,本文从心理层面、操作层面和体制层面等三个不同的视角对"省管县"体制实施的困境与障碍作出全面的梳理,并进而提出改革我国地方政府体制的基本思路。     

街道在城市管理中的执法难点及对策

当前，街道在依法行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城市管理和执法过程中，协管人员参与执法管理工作，严重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原因主要有3点。一、历史原因。街道的城市管理和执法工作都是以街道城管科为主，负责街道范围内的街、巷、社区市容卫生保洁、摊点(群)整治、居民房屋翻建等日常管理工作。     

行政体制改革的问题和教训及进一步改革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机构设置存在一系列问题及教训,前苏联转型中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设置也提供了前车之鉴。必须明确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设置所要遵循的原则。“国务院大部制——直管县——划小省级行政区域”三大改革联动,不失为政府机构的设置和改革的方案选择之一。用10年或更短的时间,逐步将行政、执法和司法机构全额由财政供养,使行政、执法与利益和金钱相分离。     

行政执法体制亟待改革创新

提高行政执法质量、消除和减少“低级执法”,需要政府机关和全社会的努力,需要从立法、执法、监督等环节来配套解决。作为治本之策,行政执法体制的改革创新显得尤为迫切,当前各地政府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和探索。 “同类权限”集中管辖。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执法领域存在执法机构多、处罚重复、职能交叉、多层多头执法、执法随意性大等弊端。专家指出,解决这一问题比较直接的做法是,对权力趋同、处     

创新社会治理背景下的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期,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管理滞后的突出矛盾造就了"城管"这一既遭百姓诟病、同时又是地方政府不可或缺的职能部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这些对城市管理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研究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试图给出具体的改革路径,力求在政府管理的秩序需求与低收入人群的生存需要之间找到利益平衡点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